蓝田瑶族风情园裴满意：论学诗要略、评陈静吾《江南行吟》诗词稿 1.论学诗要略
一日，有欲学诗于我者，行拜师之礼，吾遽然变，拒之，答曰：“孟子有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再者吾年少粗陋，疑惑缠身，况授业解惑于他人？”三求三拒，乃生愧意，遂问：“心果诚，能恒乎？”其曰：“心向已久，践足检恒。”
慰，记《菜根谭》有语：“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功成行满之士,要观其末路。”故学诗需持诚重恒也。再问：“时当喧杂，何以去躁静明？”，其曰：“困樊笼者，无远大之识，守士骨者，有射人之风。静神超外，直觅本来。”
大喜，吾曰：“卧雪眠云，未必有绝俗之意，身空者，心远地自偏；吟风弄月，也许无超尘之贞，好名者，思媾境必难深。”转而求诗法，吾曰“噫，何法之有？老聃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便知棋以不争为胜，琴以无弦为高，不著一字，尽是风流。”其不以为然，辩曰：“万物有初始，以此追本溯源，缘何无法？”答曰：“甚慧，可与之言诗。《文赋》虽言‘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然吾所谓‘稀声’者，意寄于象，隐露天籁；‘无形’者，立形于往来，可塑理路；
假来去无迹，动息亦有情也，而情难描摹，便晓无言乃非应言也，亦非不可言也。语行之内，而无垠；语停之处，而舟渡无涯。寂音残形，返往切近，回荡响应，另辟蹊径，则愈阔臻境。” 翌日，细思之，答复其所问。讲疏如下：初学者，当先王子安，次白乐天，再转王荆公。为何？子安乃四杰之首，一扫六朝颓废靡丽之风，开初唐刚健峥嵘之气，‘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赋碑、序表、诗颂，言语、题材、工巧等，无不精妙。若学之，则明诗性，养浩旷，可得唐气；白乐天，美刺比兴，言语通俗，音调谐美，简约古淡。其旨为文和时而著，诗为事而作，故其感慨民瘼、灸探实世、穷达荷道，无不讽喻机智。学之，则可辩体融法，可得运吾言以言吾意之功，故此可得唐风之旨；王荆公，当学其暮年绝句，半山老人赞誉其“雅丽精绝，脱去流俗”，叶梦得《石林诗话》亦称曰：“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此外，荆公手法繁裕，对仗若天成，下字精准，隶典确切，险韵在其手，往往若绝壁重生。生新工巧、腹笥学厚处，开拓宋意，较苏、黄早着一鞭，然其稍后折路转向深婉盈馥，有晚唐之轨迹，此病不可学也。故学王荆公，需尽得形而下之诗法，又得形而上视界，长处亦是弱处，工巧却失之浑厚，雕琢反生拘窘，如想更深其堂奥，可参李义山之诗学，辩证扬弃，渐识宋意，而返训诫唐音。缪钺
2008tv先生辨析唐宋诗词有曰：“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贵深折透辟。”此乃挈领之灼见。
初学三家妙法后，稍有学力者，亦有三人不可不学，乃陶渊明、杜子美、苏东坡是也。东坡论陶诗：“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吾言其诗看似平淡浅显，实则硕彦博宏，纯火绚烂之极，非阅历宽厚，哲思缜密，体悟旷达者不可轻学，故从杜子美下手是谓捷径，身处盛唐而渐衰，而气骨铿锵，沉郁顿挫。子美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乐府、排律等无不兼容并蓄、开阖排奡、出奇无穷，真可谓诗之集大成者也。后之韩柳、元白、苏黄无不取法于杜，可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耶！ 杜诗乃万古洪流也。晚年离蜀入夔，醇于神品，其诗之题材、格律、手法繁复，尤以拗体为重，看似救字补律，略显梗塞，实则拓意扬旨，除却圆滑。工拙相参，实词虚词乡俗俚语，杂类交错，故而对仗鲜活，落尽风华，毫无拘滞。一联之中往往时空互衬，物我相融，章法奇崛，真乃诗家大声大法矣。故宋王禹偁赞曰：“《子美集》开诗世界。”学诗至此，则需明诗之辩体、破体、立体皆有理路，方知勇于筹新，超越自我乃学诗之要略焉。恰如梁任公所言：“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
诗法繁杂，具体可参阅《诗学禁脔》，本文不赘述，然如何采掘诸体之长，成个人之格调？真为一难事！吾谓宋苏东坡可标榜样，其一切事物、情思、议论等，无不可入诗。苏东坡非但天生健笔，禀赋卓绝，且腹笥五车，学力九层，诗词书画无不精博，外加一生屡起屡落，辙迹从京畿延触海疆，履历丰富，故而其诗词多奇趣猷壮、想落天外。正如陆放翁言：“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待年岁日长，尘世淘沙，去狂减躁，意趣真夷，诚慕狷介，心行淳然之时，方可学陶渊明。时下环境，颇恰晋戾，浮而虚玄，熙熙攘攘皆为利往，靡丽好名，陶诗确为一良药，廉退恬淡，秉性“心远地自偏”。便可悟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诗家三昧。
而后应识得它体，可重研楚辞、汉乐府、宋词、元曲，以及永明、东野、山谷、诚斋、同光等遍阅魏建安、唐山水边塞、宋江西、明公安竟陵、清神韵格调等诸家诗派诗说。亦可观《文心雕龙》、《诗品》、《六一诗话》、《古今诗话》、《沧浪诗话》、《涢斋诗话》、《随园诗话》等，不复举偶。学诗大体如此，达惟精惟一后，日诵十余首，欣慰来时，自可吟诗填词。诗本性情出，吟咏舞之蹈之亦可，如此，学诗自可一日千里。
入手宜以七古为始，因其不限韵律，易于容言纳物。此外，七古，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易
于成诵。利于日后研习七绝、七律。之后，可学七绝。初时当严守格律，非必要，宁言不逮意，不可率性而为。学有悟性者，需融赋比兴、意象、喻象、寄托于抒情、叙事、写景、说理之上，如此诗之语境可宏通。待通七绝之法，可转学五古、五绝，如此七古、五古之别，下手自可明了。五古，容纳浅狭，然铿锵有力，别具风味。后，可学词。噫？甚怪之，其实不然，其中原委有二。一曰：“诗词乃不同性体，诗大分四、五、七言，而六绝甚少，词则不然，一到十俱有，长短不一，且平仄韵律深严，日久训练，韵律便胸有成竹，无需韵书亦可，此是一大难处。”二曰：“词体要眇宜修，密以生活，易得感触，吾手写吾心之功，结句往往言近意远，余味无穷，此点乃诗词之共性也。再而，学汉赋，切勿轻易研磨七律，若无对仗之工，中间二联，必力孱气馁，句语未免有乞人之嫌。待明了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工对、宽对、流水对、回文对、顶针对等样式之别，便可学五律、七律。七律乃韵律之魁，非人工胜天巧者，不可称国手也。故姚鼐于《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有言：“夫文以气为主，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
诗之风格大体分雄浑、婉约、平淡、典雅四种，犹画中三原，相参互融，可绘万也。司空图《诗品》分二十四类亦是例证。若尔等生性豪放，善怪思奇想，行文电掣，宜学李太白，清齐召南说白诗：“一如飞行绝迹，乘云驭风之仙”。大凡学一体，亦不可专学一人，
当前后相溶少陵赞白诗“清新庾开新府，俊逸鲍参军”，便知太白取庾信、参军之长，而化为己用。若少时饱经丧乱，文憷忧国忧民之仁心，可学陆放翁，动容其“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之孤慨拳心，也可上溯屈子、范仲淹，下瞰稼轩、文天祥之类。夫性爱咏史怀古，可学杜牧之、李义山也，咏怀绝唱是此二人之主调也。
风格渐熟，犹不能称神品，固守一隅，必生狭思隘见，唯高人，通变而不囿。张戒《岁寒堂诗话》曰：“李义山诗只有金玉龙飞，杜牧之诗只知道有绮罗脂粉，李长吉只知道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乃孔子曰“辞达”之意。二曰合乎适宜。一代有一代之风，无开疆拓土之功，亦无人道也。宋元祐郭祥正，诗风纵横奔放，近似李白，盛极一时，然其学而未化，虽有离乡宦海之跌宕，然少情寡理，立意凡俗，全无精警，不能顺潮而动，力挽狂澜，反调于宋风，遂今日无人道矣。荆公早岁初掘宋意，惜晚年流于工巧，深陷晚唐泥泞，亦有此病，遂谓宋诗皆言苏黄，而不举郭正祥、王荆公也，此二人俱是反例，足可鉴也。综上，元明清三朝，代代有新人，而无巨子，此二因居大。
钱钟书《谈艺录》序文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此穷理尽性之大全思维，合乎艺道，达于“丧我”之大美也。从古延今，诗学分“格调”、“神韵”“性灵”、“肌理”、“境界”等，可谓众学纷纭，各执一词，相互攻讦，分化取义，如把人之眼、心、口、鼻，裂而独存，各取一份，遽尔褒此贬彼，竞场叫价，各有市场。俗諦之桎梏，若此，则诗亡矣。呜呼！岂不知眼、心、口、鼻盖一人之全体，有心无眼，视不过千里；有眼无心，难辨雅俗；有口无鼻，不知万物之芳馨；有鼻无口，寡享人间之五味。焉能分各部之孰轻孰重乎？
故分而需大统，揅习挈领。待时适情而动，因地制宜而用，方为学诗之堂奥也。咏史当有咏史之法，求史家精警之境；抒情描物，当求声谐籍运心灵，亦可相互参用，灵活求变，诗化之词、赋化之词、哲化之词，乃文、词、诗、哲相生相法也。
我所理解的教育技术吾提出一诗说，曰：“大统及物，化境圆善。”“大统”者含“齐物”、“大全”、“系统”、“体格”四义，“齐物”者，可谓齐同物论，消除异论，又可细分为“齐物我”、“齐有无”、“齐是非”；“大全”者，可谓穷究事物之所有，惟一惟微；“系统”者，可谓动态有序之整体，互为依存，互为掣肘，而交融内发；“体格”者，可谓存性取意，俗雅之甄，韵神之境，肌理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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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统”后，仍需“及物”。此“物”非具体之事物，乃客观存在也，所谓“及”，又可细分“及物”、“实践”、“扬弃”、“超越”。“及物”，简而言之，乃用上述“大统”之法处事。“实践”乃主客体之互动；“扬弃”乃妍媸之辩，取长补短、去糟取精；“超越”乃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创造也。学苑追艳录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诗固需体大，若执着于“大”、“全我”，则心必被形役、理必被物缚。故需要破“法执”、“我执”。唯有“化境”，入道家之“丧我”、佛家之“无相”原则，即是“无心之心”、“无法之法”、“无意之意”、“无情之情”、“无旨之旨、”无境之境”，亦如明哲大儒王龙谿所言“无知之知”、“无物之物”，方是“化”矣。此“化”乃“交运”、“互摄”之意。此时诗心，不在于觉他，而在自觉。
唐宋诗词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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