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红故事杭州空气质量指数
红史迹是城市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知史爱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科书和教育场地。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之际，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大视野下串联起、讲述好湾区红史迹故事，更是成为当代人的使命。近日，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接受《岭南城市建筑》专访，以近年来开展的南粤古驿道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为例，探讨大湾区红史迹的构建与活化传承． 访谈收录自《岭南城市建筑》杂志2021年第2期，南粤古驿道网已获授权，现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红史迹的研究一定要注重历史研究和保护文物本体的真实性，‘真实’是我们讲好湾区红史迹故事的基础。”
坦率地说，你们提出的命题很大，我没有做过系统、专门的梳理，思考了一下，大概呈现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岭南地区独特的地域特点塑造了独特的人文特点，这可能是岭南能够成为近现
代策源地的重要因素，同时还留下丰富的红资源。这里背山面海，远离中央政权，长期以来持续不断地与跟海外文明产生交流，尤其是在近代时期，比较早接收到一些现代的理念和价值观，这些因素塑造了岭南人、湾区人的性格特征和独有的文化——开放、崇尚自由、不盲从、爱冒险、务实、不畏皇权，岭南因此成为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南粤古驿道中有一条岐澳古道，自明清以来就是沟通香山与澳门的交通要道，在这样的古道上繁忙往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与货物，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传播。香山地区成为华南乃至全国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沿线走出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推动幼童留学的容闳，故居在此的孙中山先生，中国共产党很多早期领导人也是出自这里，比如杨殷、苏兆征以及杨匏安，他们都是岐澳古道沿线走出来的早期革命先烈。约翰邓恩
第二个特点，近现代以来，广州的整体文化是比较开放的，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当时北方军阀割据，而广州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共产党可以较为自由地在这里进行活动。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的信件中写到“只有在这个地方（广州），我们才能进行公开的活动”。由于这种开放性，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陈独秀等人也在国民党内部任职，广州的革命活动呈现出“红蓝交织”的特点，这里的红史迹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例如
扬卡洛夫苏区革命老区不一样的特点，更为复杂、更为多元。比如国民党“一大”，参会代表中有大量的共产党人；中共“三大”前后，当时的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在日记里写道，他屡次去春园拜访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在简园与爱国商人会谈，倡议国共合作等。又如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南迁广州进行印刷出版，鲁迅、许广平等人在中山大学教学期间也留下大量的红遗迹。
三区革命
第三个特点，是粤港澳三地的密切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香港和澳门是比较特殊的区域。省港关系尤其密切，香港是当时一个非常好的中转站和庇护所，为早期革命活动提供情报、金钱、物资的支援以及人员的转移、庇护，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共产党在内地不方便开展的活动也可以在香港开展，一些党员受到追捕的时候，也会护送转移到香港。而在香港被日本占领后，内地又成为后方和避难所。例如，为避免陷在香港的文化名人被日本人搜捕、胁迫，周恩来迅速组织东江纵队进行大营救，当时兵分几路，一部分年长的先生从水路出发，大部分人通过新界往深圳方向转移，深圳与香港交界的白石龙村羊台山上仍有当年文化名人们临时落脚所留下的草寮等遗迹。这一次共有80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顺利逃亡，无一落入敌手，所以也称 "胜利大营救 "，大营救保护了中国的“文脉”和精英，在国际上树立了党的形象和威望。白石龙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 击区停留的第一站，在这里短暂休憩后继续转移，离开羊台山后，大部分人是通过惠州作为中转站继续北上，入选 2020年省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的惠州东湖旅店就是当时的秘密接送站。舒玉泰
总的来说，一是人文地理因素，造就了天生的革命基因，较早的对外交流，利于先进思想的传播，涌现出很多早期的革命先烈；二是缘于“红蓝交织”的特定历史阶段，留下很多特殊类型的红史迹，与近代史上的重要革命事件息息相关；三是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密切联系，留下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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