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闫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近代内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读过本书，本人对该书的资料来源，作者对“移民”所做的详尽说明，以及对“雁行者”的解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影响深刻，所以在本文中对这三个内容作简单的介绍。 【关键词】 资料来源 “移民” “雁行者”
闫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是中南民族大学出版的民族研究文库中的一部著作。本书共分六章加附录，详细介绍了汉族移民的历程、蒙汉耦合机制、汉族移民社会的成长、蒙地与旗地、民族——经济——文化区的重构、移民开垦与塞外生态环境的变迁。行文表述严谨，内容丰富，资料充足。
在清代以降的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史上，汉族移民是一大关键环节。本书以汉族移民及汉族移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心，对详细地对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原因、方式、类型、过程、数量、分布、祖籍地、迁移路线、移民的定居化与本土化，移民过程中的蒙汉关系，移民社会配料系统
归化城
的生产方式、土地制度、租佃习惯、社会分层与社会控制、生活状况与风俗习惯，移民社会的社会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汉族移民运动与蒙古游牧社会变迁是连为一体的。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和汉族移居区的大片形成，必然会对蒙古游牧社会制度及整个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格局及生态面貌产生极其深刻的引致效应。本书对这些密切相关领域一并展开讨论，将汉族移民研究引向纵深，以求得出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本书的根本目的
本书知识性强，内容充实，读过本书，三个方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一是本书丰富翔实的资料。本书资料第一大来源就是档案，主要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关于内蒙古地方的巨量档案资料。地方档案馆收藏的内蒙古资料，主要有内蒙古档案馆、辽宁、吉林档案馆。以及依据档案编纂或性质等同于档案的《清历朝实录》和民国时期的《年鉴》、《公报》等史料。本书还利用较多的地方志史料，如《口北三厅志》《绥远志略》《归绥县志》《河曲县志》《河套图志》等等。一批资料价值很好的调查资料被作者有效利用，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如蒙藏院的《蒙藏院调查内蒙沿边统计报告书》、蒙藏委员会的《乌兰察布盟调查概况》、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的《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等；解放后整理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一批新的调查资料也被作者发掘利用；日本人的
大型调查资料如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编纂的《满洲旧惯调查报告》等；俄国以阿·马·波兹得涅耶夫为首的考察队到蒙古地区进行的实地考察资料。清末及民国时期，到内蒙古等边疆地区考察的个人多了起来，他们写下的游记、笔记中有史料价值的部分也被作者充分利用。最后是国内外的研究专著及论文，如《剑桥中国晚清史》、费孝通《乡土中国》等，从社会史、经济史角度对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进行研究的牛敬忠老师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王玉海老师的《发展与变革——清代内蒙古东部由牧向农的转型》等；论文如张植华《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概况》，陶继波的《人口与历史——内蒙古河套地区移民的历史考察》，为本书的内容增添了不少亮点、广度和深度。在著述过程中如此广泛而有效的利用资料是值得借鉴的。
读过本书第二个对我影响深刻的内容是对移民从全方位所做的细致的分析。是我对“移民”这一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作者将汉族移民在类型特征上分为推动型移民和拉动型移民。所谓“推动型移民”强调的是移出区立身艰难，谋生不易，被迫向外迁移，重新寻安身立命的地方，移居主要是想摆脱困境，不求富但求活。“拉动型移民”指移入区条件优越，有吸引力，移民择良地而栖，主动向外搬迁，移居主要是为求得比以前更好的生活环境或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在预期层级上较前者高。向城市迁移、向发达地区迁移，就是典型的拉动型
叶世祥移民。作者认为在汉族移民的初期推动型移民是主导类型，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极为强调宗亲乡土观念的国度里，农民是安土重迁的。他们就像黏着在土地上似地，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离乡他适的。灾荒移民、战乱移民、贫困移民是推动型移民的三个主要亚型，这三者塞外移民兼而有之。而以灾荒移民为主要原因，灾荒移民不仅发生频率高，且规模大。但随着移民周期的延长，推动型向拉动型转型，拉动型移民上升。在这过程中，自发性移民是主流方式，而且在这期间产生了“踩路效应”。所谓“踩路效应”：就是先行移民带回的真实信息，逐渐改变了内地人对塞外的印象，使更多的人加入到移民的行列，这就是踩路效应。大家现在熟知的不管是内蒙古还是外省的年轻人涌向鄂尔多，应该是属拉动型移民，而且本人认为“踩路效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空间上看，近代汉族移民进入蒙地的次序，基本上是越长城由南向北次第推进。与长城接续的地方，出入交通便利，移民起步最早。其趋向一是由长城沿边，渐次向北推进；一是从东三省越过柳条边墙向西推进，进入哲里木盟。紧缘长城的归化城土默特、伊克昭盟南边、察哈尔南部及卓索图蒙事汉族移民最先就如的地区。从时间上的考察，在明清以前，内地人口就有过向塞外地区规模移动的历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塞外地区3万户人家内蒙古境内的北河和榆中等地，进行垦殖。汉武帝时期，进过连年战争，退却匈奴，在阴山以南设置朔方、五原、云中、西河
等郡和居延等县，组织大批内地人口迁往垦种。西汉以后这样大规模的塞外移民再未出现过。直到明朝立国，在漠南地区设卫所，屯田养兵，军事移垦一度复兴，但规模有限。从明代开始，非官方的自发移民逐渐发育起来，并成长为塞外移民的主流并主要集中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总而言之，通过作者的全放位介绍，最后使大家形成对塞外移民的主体印象。
第三，作者对“雁行者”的分析。雁行人大规模、长时间的流动，是近代边疆民族地区汉族人口迁移不同于内地省区间人口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在书中分析，“移民”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根据这一鉴定，作者认为季节工性质的雁行人属于迁移人口而不属于移民。但是，对于内蒙古地区来说，由于清朝长期实行封禁移民政策，春去秋回的雁行人实际上成为人口迁移的唯一合法方式。内蒙古的汉族雁行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史长久，对于汉族移民社会成长及地区开发均产生巨大影响。在内蒙古地区，雁行人的农业属于不定居农业, 是清王朝抑蒙和“借地养民”矛盾心态的产物。为使口外种地的人能够返回, 清政府不准妇女出关, 限制汉人在蒙地的定居。我个人认为，《走西口》歌词中“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是对雁行者的生动描写。而现在的农民工，本人认为是现代版的雁行者。作者认为在清代雁行人美国阳光地带未对
蒙地的领有权制度产生冲击, 因为私垦是蒙古当地人同意下的农业, 只是游牧的附属, 雁行人也是蒙地中的次等人。在河套地区, 康、雍时期还没有农田水利，雁行人的农耕属小块农田, 多沿河滩地和沼泽地, 有水则种, 无水转徙。农民与蒙民以私人友谊约地而耕, 不纳地租, 但要向蒙旗地方官员或蒙民送些茶酒、布帛, 秋后请人吃饭表示人情。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对蒙古人领地权利的承认, 并承认自身的附属地位。尽管这时汉人行的是集约化农业, 但由整个地区以游牧业为主, 集约化农业并不产生内地的那种土地关系。雁行人虽然为内蒙古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由于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自己的眼前收入，目的是挣钱回家置产、娶妻、盖房等等，并未认同于足下耕耘的塞外土地，这种佛之不去的非主心理和暂居心态对汉族移民社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其一，雁行人的这种强流动性对塞外地区的经济积累和社会成长是不利的。很长一个时期，塞外像个“大漏斗”源源流入口内，未能充分用于当地的投资和建设。其二，对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的破环。
通过阅读本书以上三点对我的启发最深刻。
参考文献：
1、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
2、王建革：《农牧交错与结构变迁:清代内蒙古地区的农业与社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 年第 3 期。
49未知天命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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