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经历了⼀个复杂的过程，从⽆到有，从简到繁，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哭泣的圆明园
清朝前期，外交事务原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理藩院原名蒙古衙门，本为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机构，也处理朝鲜、琉球等藩属国相关事务。由于清前期与沙俄多次交涉，因此理藩院也处理对外事务。 第⼀次鸦⽚战争后，由于《南京条约》开五⼝通商，故⽽设⽴五⼝通商⼤⾂。第⼆次鸦⽚战争相继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再开11⼝通商，伴随着通商⼝岸不断增多，外交事务频繁。第⼆次鸦⽚战争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要求清朝设⽴专门的外交机构，⽽不是以“藩属”的地位继续跟清朝交涉，故⽽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成为中枢外交机构，是外交机构近代化的起步。 1867年，清政府开始派遣驻外使节，蒲安⾂使团是中国近代第⼀个外交使团。技术预测
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相继设置北洋⼤⾂和南洋⼤⾂，属于地⽅外交机构，时北洋⼤⾂实权重于南洋⼤⾂；总理衙门对南、北洋⼤⾂起备顾问、代传达的作⽤。 神圣清末新政时，根据《⾟丑条约》的规定，在中央裁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外务部为常设的外交机构，职权趋向专⼀，责任⽇益明确，是中国建⽴正规外交机构的转折点；外务部在政府机构中占突出地位，逐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中枢。
在地⽅，清政府设⽴地⽅交涉司，⽤以削夺地⽅督抚外交权⼒，来达到⾃上⽽下统⼀外交⾏政的结果。与此同时，清廷取消了地⽅⼤吏在中央外交机构的兼衔（⽐如直⾪总督不再兼任北洋⼤⾂），明确外务部对地⽅督抚的指挥权，设⽴交涉司，作为省级正式对外机构。此举削弱了地⽅督抚的权⼒，也打击了如盛宣怀之类的买办⼤⾂。
⾟亥⾰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设⽴外交部，王宠惠为第⼀任外交总长。南京临时政府对外交部的改⾰奠定民国外交部的根基，有⼒推动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
1912年，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制定《外交部官制》，创建了较为完善的外交⼈才培养体系。在外交⼈才的选拔上，废除前清时期的保举制，制订了外交官领事官任⽤暂⾏章程，把兼通⼀国以上外国语⾔规定为外交官录⽤的必要条件，进⼀步淘汰了清末外交官中的传统型外交⼈员。因此，民国初期的外交部⼈才⿍盛，外交官素质相对较⾼，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等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都扮演过重要⾓⾊。在驻外使领馆⽅⾯，陆征祥收回了驻外使团的⼈事任免权，规定领事按年度编制预算交外交部审核，经费按⽉拨发，理顺了驻外使领馆与外交部之间的关系。
在地⽅，交涉署和交涉分署的设⽴，都为外交部直属机构，直接接受外交总长之命，办理地⽅外交⾏政事务。
从清末到民国的外交体现了以下特点：打破原有的宗藩与朝贡体制，外交逐渐近代化；正规外交机构
从⽆到有，并逐步完善；逐步突破边务外交体制；中央与地⽅⼆元化⽭盾逐步缓解。
陆征祥《清代的外交与外交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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