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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它比以前的《左传》《战国策》诸书更注重于人物描写，写出一系列人物传记。以历史和现实的人物活动为中心，展开历史的纵横面，因而《史记》既是记载重大事件的宏观的历史，也是表现人物的生平际遇，思想品质，性格情感以及行为方式的微观的历史。个别人物的精神世界，实践行为与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刘师培
他们一旦被载入史册，他们便成为既包含共性，又富于个性的“单个的”艺术形象。《史记》之同时具备史学与文学的意义，根本原因便在于此。 2.《史记》于个别人物的纪传而外，又首创合传与类传。这类纪传集中展现了某一阶段，某一阶层，某一行业，或思想性格，行为方式，身世际遇相似的人物像，更表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共性，已有相当自觉地认识。此外，为弥补纪传体不能以事为纲，统辑人物的不足，司马迁又成功地运用了“互见法”，把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分散在数篇之中，令其参差互见，详略不同，彼此补充。如“鸿门宴”一事，以《项羽本纪》记载最为完整详尽，在高祖，张良，樊哙诸纪传中又予以提及。互相法的运用，既使《史记》的叙事首尾完整，减少重复，又有助于维护人物形象的完整性，突出作者对人物思想感情的倾向性。上述因素，使
唯美主义运动厄尔尼诺事件《史记》避免流为见事不见人的概念化的史书，而成为由个性丰满的人物像与生动活泼的历史事件融汇而成的史学而兼文学的名著。《史记》的这一成就，素为中外学者所称道。
3.《史记》又善于构造富于戏剧冲突的情节，以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人物传记更为生动。此以《项羽本纪》中鸿门之宴最为典型。
4.《史记》对后世的主要影响在于文章。司马迁既是史学大师，又是驾驭语言的大师；《史记》的语言艺术也有突出的成就。对于《史记》的文章，后世学者多所称道。苏辙说“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朱熹说“司马迁文雄健”“有战国文气象”（《朱子语类》）；桐城古文大家刘大櫆则以奇，高，大，远，疏，变，雄，逸，“似赘拙而实古厚可爱”，“意到处言不到，言尽处意不尽”等语概括之。（见于《论文偶记》） 5.司马迁著《史记》，虽说“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丽之词”（刘师培《论文偶记》），但前后行文，也并非一律。他记叙不同时代的史事，也因所据史料不同而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如战国以前的历史，所据史料多以记言为主，言辞古朴。《史记》行文，虽加敷衍，亦力求保持这一特，只是对《尚书》中一些过于简奥的文字才作适当的译写。又如战国
是文采焕发的时代，《战国策》尤多策士的纵横之辞。《史记》行文至此，亦有“雄而肆”的作风。所以《史记》的文章风格，语言艺术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6.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其“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於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文章，不免时而激扬顿挫，时而深婉曲折。尤其是某些篇章，因情志所在，不能自已，或恨或爱，皆极尽铺叙描写之能事。兼之司马迁洞明世事，尤善锤炼语言，其于人物的立身行事，神情口吻，皆能随物赋形，显其神韵。故《史记》因传主不同，风格亦有差异，如《项羽本纪》写英雄本武壮激越，《商君列传》写法家用世则冷峻峭刻，《屈原列传》写贤人失志则周回叹惋，《留侯世家》写谋臣策士则恢诡奇丽。除此之外，《史记》写人，不避方言口语，如乡人见陈涉而叹“夥颐”（真多呀！），周昌谏高祖而言“期期”（《张丞相列传》），虽只言片语，亦颇传神。其余如谣言俚语，《史记》亦俯拾皆是，文章因之精炼深刻，雅俗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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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为文学与史学的名著，《史记》实为文章奥府，深广无涯。茅坤说：“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字长之文也。”这
样的描述，虽然直觉的感受，多于理性的分析，但于《史记》的文章风格和语言成就，却是有相当概括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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