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派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中的一个派别。1905高放废液
年（光绪三十一年）2月国学保存会的成立是其出现的最重要标志，带有强烈的政治彩。国粹派思想繁杂，品流不一，就其主流而言，其所谓国粹（即中国固有文化之精华），主要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语言文学、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的“可为法式者”三项。其主张，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即借助国粹宣传排满革命、救亡图存；二是提出“刘师培国学、君学对立论”，颂扬“国学”，批判“君学”，反对帝制；三是从“国学”中寻变革政体、实行民主共和的根据；四是提出其独特的“中西文化观”强调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为中国近代化所需要的东西。国粹派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影响颇大。20世纪80年代后，史学界对国粹派的研究逐渐深入，对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中山大学bbs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问题有：
一、 清末国粹派出现的原因分析
国粹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异军突起，能够激成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绝非偶然,有着它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
郑师渠认为国粹派是庚子以后，国人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产物，也是革命思潮涌动的结果。具体归结为（一）对民族危机的独立思考，指出“国粹派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二）欲藉中国文化的智慧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三）适应排满革命的需要。（四）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五）晚清今古文之争之激励。（六）日本国粹思潮影响。其中在今古文之争之激励一点上，认为古文经学是国粹学派的中间派别，而清代今文经学初兴于乾嘉之际，至康有为集其大成。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一时如日中天。但变法失败后，今文经学又成了立宪派藉以反对革命的理论依据。因此，反驳康有为等人鼓吹的今文经学，成了革命派要消除立宪派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国粹派高举起古文经学大旗，撰写考辩今古文之争的大量论著，对于打破康有为等人反对革命的理论依据，促进共和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王继平则认为，国粹主义思潮是当时反满反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文化上的深刻反映。从社会原因说，20世纪初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考虑，则是对20世纪初年西方文化弊端的反思。
二、 国粹派的主要思想及其学术成就
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他们对国粹主义的宣传，不仅停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宣传，对古籍的校勘整理与出版上，还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政治内容。国粹派的思想主张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主要包括文化主张和政治主张两大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国粹派是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陶铸国魂”为宗旨，在经学、史学、地学、文字学等方面都去得了重大成就。国粹派并非盲目排外的守旧者，他们对传统文化能够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尤其是对儒家学说提出挑战。同时其又主张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主题，积极吸纳西方新知，以达到中西文化贯通的理想境界。
首先，国粹学派以“复兴古学”为号召，对几千年来将儒教、孔子定于一尊的正统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批判孔子在政治上，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而是热心利禄，热衷于成为“帝师王佐”，批判儒教的六艺遗文成为君主掩盖君主本来面目的洞穴。其次，国粹派在“复兴古学”的旗帜下，还以“发扬人性”为号召，宣传了“人权民主”思想。撰文记述明代思想家李贽讲学的情形，称赞他主张的人性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反对中国传统上先验的“人性论”。国粹派富有创造性地把先秦诸子思想中富有民主彩的部分，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学说结合起来，作为批判中国封建专制的武器，组成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宣传队伍中的一支偏师。
郑师渠对国粹派的史学思想有独特见解。他认为国粹派对新史学的探索主要包括：（一）强调以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新史学必须重视西学；（二）强调新史学必须打破仅为封建帝王修家谱的旧史学格局，以修民史为己任。（三）史学要随社会的进化而进化，其体例亦必随之而变动。（四）主张修新的地方志。（五）提出建立近代中国史学体系的设想，主张打破传统史学概念个体偏祜僵硬体系，使史学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趋向多样化。
三、 国粹派的历史地位
晚清国粹派与国粹思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应占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地位。第一，借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激情。晚清国粹派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一个组成部分；国粹思潮也是革命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国粹派的革命活动，和他们对革命的宣传活动，对当时的反清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国粹派世俗化和历史化孔子与“六经”，对于解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国粹派将近代观念引入传统的学术领域。他们勇于打破传统观念，注意研究诸子，使诸子摆脱了屈从于经学的地位，由附庸蔚为大国，这种开创式的学术研究对于近
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第四，提出了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新思路。二十世纪初年，在对全盘西化的反思中，国粹派提出了中西文化是互相平行、各具独立价值的两大文化体系即“类”文化的重要见解。有力的开辟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表现了他们具有可贵的前瞻性。第五，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他们不仅主张改造传统家庭、旧伦理、旧道德、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还主张推广白话文。可见，他们对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确实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在肯定国粹派的积极意义时，同时也应注意到它的消极作用，它同时存在文化思想上的局限。尤其是到了后期，其消极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而这主要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和“浓烈的恋古情结”。首先，它忽视了文化思想的时代性。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们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学”是超时空的、完美无缺的，它的衰微只是由于“君学”的肆虐造成，中国文化无所谓落后。这样就使中国文化面临的时代转换的尖锐主题被无形中淡化了。其次，文化思辩染上了过于浓厚的感情彩，表现在一是缘于民族主义情绪，过分夸大了中国文化将受西方文化同化现实的危险性，造成心理的紧张；二是作为积学之士，难以完全摆脱恋古的情结。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但实际上，他们并无能力解决自己提出的发展民族新文化的主张，
夏望平
实属超前性问题。
个人观点
晚清国粹派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文化派别。近几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对晚清国粹派的研究，并在相关史实的梳理、概念的界定、历史动因的探讨，以及对其思想主张的全面总结和评价等方面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总体而言，对国粹派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第一，国粹派强调破除中西之见，实现中西互补，要“不轻自誉，亦不轻自毁。”对于中国文化“不可一概菲薄”，应当“拾其精华，弃其糟粕”，发扬光大；对于西方文化，“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这种中西文化互补的观点，在文化发展全球化的今天对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仍有启迪意义。“吾国之文明，属于道德上而为精神的文明者，是称完全，其属于艺术上而为物质的文明者，甚形缺乏；则以我之精神而用彼之物质，合炉同治，以造成一特之文明，而成一特之国家，岂不甚懿？”这种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区分中西文化的方法虽有不当之处，但认为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可以助益西方乃至全人类的文化，这在当时来看已是超前的观念且难能可贵。这种观念对于今天那些片面鼓吹和宣扬
西方文化的人来说，其教育和启发作用尤为重大。
第二，晚清国粹派强调新文化建设须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对西方文化进行积极的整合。国粹派认为：“夫有特别之精神，则此国家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与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相调和，则必有宜于此而不宜与彼，宜于彼而不宜与此者。”这种认为文化的民族性的存在决定着中西文化不应当也不可能一味照抄照搬或模仿对方，相反，尊重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取人之长以为我用，才是文化交流的正确原则。中西文化作为具有民族性特质的两大文化体系，虽有某种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它们却是独立的、平行的两大文化。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20世纪初期国粹派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今天仍要努力解决好的一大难题。
再次，国粹派对新史书的撰写体例，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史学随着社会的进化而进化，同时必然要带动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史书体例的变动：“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但国粹派各代表人物对新史书体例的构想，并不一致。章太炎著有《中国通史略例》及《中国通史目录》，他拟定中的《中国通史》以6表、12典、10记、9考纪、25别录建构体例。他指出，西方社会学有静、动两种，静以藏往，动以之来。并提出了国粹派
长阳灭门惨案对史学两大社会功能的承认：明进化之理，增爱国之情。当然，对于新史书体例的构想，国粹派并不一致。章太炎、黄节等人注重传统的纪传体，不用西方学者的分期及西书体例；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完全彩乃了西方近代史书的体例，与此同时，刘师培对学术史编写体例也有所创建，即不以人为中心而已学科为中心。他的《周末学术史序》和《两汉学术发微论》为这两方面的嗲表做，完全采用西方的学科分类和学术史概念，重新研究古代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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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粹派整理并保存了大量史籍文献。国粹派始终强调保存史籍是保存国粹和进行史学研究的前提，因而对此竭尽全力。国学保存会自成立指出，就拥有报社、图书馆、印刷所、藏书楼等。国粹派的藏书楼创建于1905年，以邓实、黄节、刘师培的私人藏书为基础，初约为六万卷，后扩充至二十多万卷，编有《国学保存会藏书目录》、《国学保存会藏书志》，以介绍藏书的内容概要。《国粹学报》还经常刊有征集遗书的广告，并发动会员广为探求。至1910年，已看出近世学者著作六七百中，明末遗民以致乾嘉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将篇幅较大的史籍，经校勘整理后编辑成专书出版，先后出版了《国粹丛书》、《国粹丛编》、《风雨楼丛书》等大型丛书和《古学汇刊》十二集二十四册，因而使他们搜求到得史籍广为流传。
最后，国粹派初步尝试对中外历史现象作比较研究。国粹派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共性，比较中外历史文化现象的异同，有助于对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解。例如，刘师培认为洪荒时代，民智初萌，其察事物，知具体不知抽象，言词简单，与后世不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出中外事例：达马拉人举数以左手撮右手指，其数至五而止；而考中国文字，“五”字以下咸有古文，“六”字以上咸无古文，可见古人同样以五为止数。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国粹派的比较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类比的层面上，难免牵强，但它毕竟开拓了视野，提示了一种为旧史家所未曾有的新的治史思路。
问题：
1. 章太炎是如何看待日本国粹中的“日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是如何接受并受其影响？
2. 国粹派倡导古学复兴论，复古守旧在内容或形式上的表现是什么？
参考文献：
1.《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郑师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
2.《晚清国粹派的新史学探讨》郑师渠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1991年第5期；
3.《论晚清国粹派与国粹思潮》喻大华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2年第3期；
4.《晚清国粹派政治思想解析》曾光光，柳元波 贵州大学学报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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