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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并一扫原有的官僚作风和腐朽气息，为北大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他的继任者蒋梦麟认 为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对此学者智效民评论道："虽然历经时代变迁，民国那几个校 长仿若成为高等教育的绝唱，他们民主治校、培养通才、注重人格教育的光辉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我们约会吧2013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作为满清遗物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这座清末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职演说，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由于学生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识的深浅，只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的教员，特别受欢迎，因为将来毕业后“有人提携”，有阔老师做靠山。他要求北大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他又要求学生“砥砺德行”，“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敬爱师友”等。他还提倡让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独立去评判。他还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主张沟通文理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些主张和措施，不但使北大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而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开创了近代高校学生自由研究学术之风。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细川护熙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对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五四运动最终导致蔡元培挂冠出走后。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
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千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蒋梦麟：实现学术自由 不受政治干扰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初到北大的蒋梦麟比较顺利地开展了工作，从而为蔡元培重回北大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9月12日，蔡元培在各方期待下，重返北大复职视事。在此后的日子里，蒋梦麟便以总务长的身份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
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务只有两个月左右。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在此后的日子里，蒋梦麟便以总务长的身份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
蒋梦麟认为，正像西方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旧瓶不能装新酒”。作为新思潮的发祥地，北大既有新精神，便不可不有新组织。犹如有了新酒，不可不造一个新瓶。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创设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梦麟自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 根据教授治校的原则，蒋梦麟于1920年创设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
议、总务处四大部。评议会司立法，行政会议司行政，教务会议司学术，总务处司事务。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行政会议，为北大首创。蒋梦麟首创的行政会议有点类似于西方民主政体中的行政机关。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委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一半采纳民主的意思，一半采取效能主义。
在蒋梦麟主持完成的这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能够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使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关，并以无畏地追求真理，作为治校的基本准则。
蒋梦麟提出自己的期待：峡江县
第一，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第二，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
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恐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种思想上的胆小鬼，被北大渐渐儿地压服了。北大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北大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 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北大同仁所不为的。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虽然此后中国在政治上风暴迭起，但北大却在这一批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
胡适：北大精神的内核是“自由与容忍”
胡适在旧北大执教二十年有余，无论在蔡元培长校期间的“新政”，还是蒋梦麟长校期间的“中兴”，胡适的影响重大。胡适本人长校的旧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艰难困窘、风雨飘摇的三年。
木卡姆往事
1917年8月，在陈独秀力荐下，从美国学成归来满腹西方民主思想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系
教授。蔡元培校长对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很是赏识，使其参与了北大一系列的改革。
1919年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招收女生，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建议得到素来主张 男女平等的蔡元培校长的赞同，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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