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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1No.8
引言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璀璨珍宝，其外译和外译研究是翻译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传统的唐诗外译研究，多以发轫于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功能语言学、接受美学或中国传统诗歌译论的翻译理论为视角，聚焦文本中心，探讨原文和译文在语义忠实、形式转换（如格律）、句搭建（如句子长度和句式）、交际功能等维度上的对等或再现程度，以此对译本开展翻译批评鉴赏或探寻一般普适性翻译策略。如张臻、刘军平（2018：102）以阐释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了杜甫“三吏三别”诗歌译本中的英译补偿策略，认为可通过“变词或增词赋义”译介诗题，通过“词类转换、借词格义、适当加注”再现原诗情感，通过“词类移用、感官移觉”翻译原诗意象，依靠“目标语言的音与调的特征”转换音韵；翟连珍（2011：152-153）基于许渊冲“三美”翻译原则中的“意美”原则，分析了古典律诗英译中存在的“意美”缺省现象，认为“文体的限制”“中英文诗歌音韵的差异”“生存环境的差异”“传统观念的差异”和“宗教信仰及典故的差异”是古典律诗意境译介传达出现缺省的主要原因。 上述类别研究聚焦唐诗译本生产的微观文本层面，缺乏对文本生产制约因素的深入考察。翻译作为一项诸多主体、客体因素参与的再生产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直接和间接参与因素的权力话语渗 透及权力意志影响。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基础参与元素，其所具有的权力制约对包括唐诗英译在内的各类翻译实践的开展具有最直观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研究以《长恨歌》翟理斯（Giles）、杨宪益和许渊冲译本为研究案例，以福柯权力话语理论为研究视角，从翻译活动链中最活跃的参与元素——
—译者这一层面着手，分析译者在译本生产中扮演的权力意志角及其带来的影响。
一、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综述
20世纪中后叶，西方哲学迎来了语言学转向，对“存在世界（外在客体世界）”和“认知世界（人类头脑中的世界）”的区别认识，使如何借由语言表述世界介入世界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便产生于该时期。权力话语理论包含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权力，代表一种控制和支配资源（包括实体资源和虚体资源）、占有能力和关系网络介入能力的力量；二是话语，“包含语言使用和对语言使用的规约两个方面，完整地说，包含语言在社会中使用的方式及制约这些方式的社会规约”（李智2017：109），“不只是涉及表征的符号，并不止于用符号指称事物，还包括无法还原为语言的必须揭示的东西”（Foucault1972：48-49）。
从权力话语理论出发来看，话语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其携带的字符语义和衍生语义，还包括蕴含于其中的对某种层层交织权力关系的映射；话语反映了意志虚体、意志个体和意志体中一者或几者所
基于权力话语理论的《长恨歌》三译本
译者介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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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长恨歌》翟理斯、杨宪益和许渊冲译本为研究案例，以福柯权力话语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权力意志角。研究发现，译者作为翻译活动开展后的介入权力，基于自身文化身份，有意或无意地对译本生产施以权力介入和操纵，使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译者的翻译理念，符合译者的翻译目的。 【关键词】权力话语理论；《长恨歌》；译者；介入和操纵
善林董事长自首翻译
2021年第8期英语教师
持有的权力及该权力带来的驱动效应，在受到权力体制约与操纵的同时，又反作用于权力体，对不同权力体带来积极反哺或消极阻碍，促使其权力集约或导致其权力削弱。从该层面而言，“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Foucault1997：228）。与之相对应的，权力及权力体借由话语发声，使自身介入交际关系网络并将自身诉求外显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话语是权力及权力体对自身所认识世界和所期待世界的符号化，并希望借由话语使
安全第一网自身眼中的世界扩展到他者意志体中。
翻译活动作为横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交际活动，实际上是将源语言意志体（原作者和原作者所栖身的社会文化）的外诉话语（原文本）经媒介意志体（译者）介入到由目的语意志体（读者和读者所栖身的社会文化）组成的关系网络中，并寻求该外诉话语的被接受和某种程度上的效力彰显。鉴于不同意志体所持有的权力诉求不同，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效果和制约导向也不同，在各种意志体权力效应的碰撞交织下，最后呈现出的译本是多方意志体权力渗透、操纵和协调后的产物。对于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权力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前后，诸多翻译学家提出了自身的划分体系，如赫曼斯（Hermans1999：126）提出的“文本内外双重控制机制”，勒弗菲尔（Lefevere1992：14-15；26）提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大操纵权力体。本研究则依据翻译活动基本要素链，以翻译中必然存在也最活跃的译者这一要素为研究切入点，分析其在翻译活动中的权力意志话语彰显。
二、文化身份塑造下的译者介入
理想状态下的翻译，是将原文本无缝移植于目的语的语言文化中，是将原文本所代表的原作者意志权力话语本源发声于目的语的权力关系网络。但在译者的实际翻译过程中，一方面作为一个意志个体，译者会有自身的翻译诉求，希望借译本实现翻译目的；另一方面，在处理原文本向译本转化的过程中因语言差异、文化差别而产生翻译课题时，译者会依据自身养成的翻译风格、持有的翻译准则进行处理。上述二者都将使译者的权力意志融入译本，影响译本话语的生成，因此经不同译者之手打
造而成的同一原作各译本，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映射着不同译者的权力话语。
作为翻译活动的践行者，译者的权力意志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译本，并映射于译本的翻译策略选择和整体翻译风格。这种权力意志包括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理念和翻译习惯，而上述三者作为根植于译者身份自觉和行为潜意识的意识形态体，是译者文化身份和文化经历长期哺育而生的历史积淀产物。译者和翻译理论家“各自拥有的语言结构、审美习惯、历史文化积淀等是不同的，他们的学术资本是构建翻译理论的基础”（辜正坤2008：38）。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时代环境会塑造其所具有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会决定译者看待问题的出发点、方法论和文化态度；译者个人生活经历的变迁会给其带来文化阅历的改变和个人情感倾向的变化，潜移默化地迁移作用于翻译理念和翻译目的。如果认为文本中先天具有的权力制约因素，先行性地对翻译活动进行范围性限定，那么译者基于自身文化身份而发挥的译者主体性，便是将自身的权力意志外显化，作为一种介入权力协调、引导甚至主导译本的生产。
三、《长恨歌》英译本中的译者权力介入
《长恨歌》三个译本的译者翟理斯、杨宪益和许渊冲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文化经历。他们各自具有的个体文化身份塑造了所持有的翻译理念，并使其所翻译的《长恨歌》译本呈现出对各种翻译课题的处理差异。
（一）翟理斯：作为汉学家的文化他者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出生于英国牛津的文人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古典英式教育，醉心于汉学，并在中国工作生活长达25年之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翻译了多部中国古诗集，“为唐诗西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唐诗英译由零散、随意发展到系统、专注的过渡阶段的代表”（江岚、罗时进2009：37）。翟理斯对中国诗歌的翻译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热爱；二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有意识的抵抗。翟理斯十分热爱中国及中国文化，曾多次赞美“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清醒和乐天的民族”（Giles 1876：preface）、“中国人充满了真诚与幽默”（G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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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83），并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使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中“中国人无法为自己说话”“传播它们的媒介制造出一种扭曲的形象”（Giles1880：xv）。为了更真实地向西方读者传达中国文学，翟理斯主张直译，认为对于诗歌翻译，“作为一个译者，要对诗人和读者负责”（Giles1920：320-321）。上述偏重直译的翻译策略倾向、对中国文化尊重而审慎的处理态度及对西方中心主义忽视非西方文化现状的抵抗意识，在《长恨歌》译本中也屡有体现，如在翻译时不忽视原诗中涉及的专有名词，而是以威
氏拼音法加以音译，如将“华清池”译为Hua-ch’ing Pool，将“鸿都”译为Hung-tu，以保留原诗信息在译文中的完整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翟理斯对汉学有一定的研究并曾长期工作生活于中国，十分热爱中国文化，但其成长的文化土壤仍为英美语言文化体系，接受的教育是古典英式教育，从本质上来说，他仍是英美译者，文化身份为外来文化他者，这种文化身份在其翻译活动中鲜明彰显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唐诗翻译的选材上。19世纪至20世纪初，古典浪漫主义在西方文学界占据主流，符合“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由于现实事件所激起的热情而作诗”（Wordsworth1962：43）等特征的诗歌是西方文艺界关注的焦点。成长于此种文学环境的翟理斯自然也不例外，在其所汇编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史》）唐诗部分，翻译的诗篇大多为李白、白居易、孟浩然、王维等人创作的浪漫主义或禅意诗歌。作为白居易的代表作《长恨歌》，集历史事件、玄幻彩和浪漫爱情于一身，自然而然地成为翟理斯浪漫主义选材导向下的不二之选。
此外，这种文化身份使翟理斯在对原诗文化负载词或文化信息概念的翻译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误译或被动的浅显化翻译。如“云鬓花颜金步摇”一句中的“金步摇”，指的是古代女子，特别是贵族女子，佩戴的一种金制发饰，而翟理斯在翻译这一中国物质文化词时，误将“步”“摇”拆分视为两个动词概念，将原概念误译为“headdress which quivered as she walked（走路时摆动的头饰）”；如将描绘杨贵妃在豪华宫殿中梳妆打扮的“金屋妆成娇侍夜”一句误译为“Passing her life in a golden house，with fair gi
rls to wait on her（在众多宫女服侍的金宫殿里度过一生）”。又如，“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中的“渔阳”是唐代郡县名，“羽衣”实际指的是羽毛或披帛织成的轻盈服装，而翟理斯将前者译为fish-skin，误以为其指的是“鼙鼓”的材质，将后者译为“Feather Jacket（羽毛夹克）”。再如，对于蕴含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象指代含义的“骊宫”一词，翟理斯浅显地模糊化处理为“the gorgeous palace（华丽宫殿）”，虽然也传达出了语义，但丢失了原文本蕴含的文化信息。
（二）杨宪益：传统“信达雅”翻译观的本土文化者
杨宪益早年师从晚清学者魏汝舟，青少年时期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后留学英国，成为英国诗人布莱顿（Edmund Blunden）的弟子。这样的求学经历使杨宪益具备优异的汉英双语能力及古汉语水平，同时对中西方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同时成长所处的民国时代动荡及留学英国期间的所见所闻，使杨宪益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打破西方傲慢与偏见有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深深地根植于其意识形态中。
出于这种文化自觉和爱国意识，同时受到爱人戴乃迭的影响，杨宪益秉持忠实前提下兼顾读者接受的“信”“达”“雅”翻译观。杨宪益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忠实于原文，“不应过多地把自己的观点放进译文”（杨宪益、文明国2010：11），这是译者翻译实践应秉持的基本原则。杨宪益所提倡的忠实并不是一种盲从式、“一刀切”的翻译忠实观，忠实的对象是原文的语义内容和文化精神内涵，在他看来，翻译
“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文化习俗和思想内涵”（杨宪益2008：2）。杨宪益并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的形式对应或形式转换，在不影响原文基本语义内容和核心文化精神、不影响译文流畅阅读感的情况下，可在译文中再现原文形式。此外，杨宪益所追求的“雅”则是译文和原文在语言风格和文本基调上的协调统一。
杨宪益的上述翻译观念反映在诗歌翻译实践上，便是不拘泥于以诗译诗或散文体译诗的二元对
立诗歌翻译观，不刻意追求诗歌的韵律，因为“各国文字不同，诗歌规律自然也不同。追求诗歌格律上的信，必然造成内容上的不够信”（杨宪益1998：82）。在《长恨歌》的翻译上，杨宪益遵从语义忠实和文化内涵忠实优先、译文流畅次之、形式对应视可行性而定的层次化翻译观。杨宪益在翻译《长恨歌》时，并不刻意追求译文呈现韵律体或抑扬格，而是优先保证译文语义的忠实、叙事的流畅和文化负载概念的忠实传达，以尽量直译的翻译策略翻译原文语义信息，以散文无韵体保证译文的阅读流畅感，以注释、音译、合理增译等方式传达原诗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及意境氛围。如在翻译“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一句时，直译基本语义为“In the earth and dust of Mawei Slope，no lady with the jade-like face was found”，增译了“The spot was desolate”一句，以“desolate（废弃、荒凉）”一词点明诗句所述地点现状，增叠了诗句白描语言带来的惆怅感。又如，在翻译“行宫见月伤心”一句时，杨宪益将原诗译为“In his refuge when he saw the moon，even it seemed sad and wan”，连用近义词sad和wan在译文中描绘伤心月的悲凉黯淡，以实现提挈原诗意境氛围、增叠语句所体现情感的
目的。
（三）许渊冲：寻求译作“三美”的“超越原作论”的本土文化者
虽然和杨宪益同为本土文化者，且都将中国文化外译视为己任，但许渊冲的翻译理念和杨宪益不同。许渊冲（2014：600-601）认为“译语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不一定比源语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大，这就使译文有可能比原文更忠实于客观现实”，而翻译作为一项文化交际活动，其核心价值在于以语言转化为桥梁，实现差异文化体系之间关于存在现实和文化现实的交流。鉴于此，既然译文有可能比原文更忠实于所要反映的现实，那么“如果发挥了译语优势，（译文）有时也可接近原文，甚至可能胜过原文”（许渊冲2014：266-267）。
许渊冲的上述现实认知观和语言观促使其形成了译作可超越原作的翻译认识，正因为译作可以超越原作，再加上“创造性的翻译学可以影响国际文化多元系统中与语言文字有关的任何文化现象”（许渊冲2005：4），所以译者可以通过创造性
翻译改变词句等文本表层结构，而追求译文对原文深层内容和美学价值的可及传达。而译文所具有的美学价值主要在意、形、音三个方面。在创造性翻译观和“三美”翻译美学的交织作用下，许渊冲在翻译《长恨歌》时，保持译文尾韵，并简练语言以诗译诗，以将原文的音韵格律特征和音美功能再塑于译文中。同时，在对原文词句的翻译上，许渊冲较多使用超额翻译法，将自身对原文的理解和演绎借由
选词体现出。如在翻译原诗句“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在”这一概念时，相比翟理斯选用“reserve（保留）”、杨宪益选用“centre（集中）”的中性选词，许渊冲以“lavish（过分慷慨地给予）”偏贬义超额翻译原文的“在”一词，以深化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
结语
作为原作者、译者、读者、赞助人多方权力体或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语言文化交际行为，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渗透各参与权力体的权力意志，这使作为终端产物对外话语发声的译本是各方意志权力彼此交锋、碰撞、融合、协调的产物。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第一践行人，对译本生产具有显著的介入权力。以《长恨歌》三译本为例，面对原文本英译过程中呈现的各式翻译课题，翟理斯、杨宪益和许渊冲三人各自具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经历，塑造了不同的翻译理念、目的和习惯。这种差异使他们在发挥自身译者介入权力时，表征出不同的翻译权力外显和策略运用方式，这使最终呈现的诗歌译文融入了译者的权力话语发声，呈现出译者的风格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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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310018，浙江杭州，浙江理工大学外
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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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引发内心深度共鸣，深度理解阅读主题，最终提高阅读水平与理解能力。
例如，在译林版初中《英语》九年级（上）Unit 4Growing up 的The shortest player in the NBA 阅读教学中，首先，教师可在多媒体课件中展示斯伯特·韦伯（Spud Webb ）的照片、人物简介，播放他在NBA 的比赛集锦，并提问：“Do you know who he is?What do you know about him?”让学生结合图片展示、资料介绍和视频播放说出有关文章主人公的信息，激活与阅读材料相关的背景知识，为深度学习作铺垫。其次，教师可指导学生阅读文章，重点出描述斯伯特·韦伯成长经历的语言，并适当给出提示：
“What did he look like?What was his dream?Was he refused to play for the school team at first?Why?How did he become the star of the team?In senior high ，what did he often have to do?What did he do to change that situation?What did he achieve in senior high?Why did he decide to play at the junior college?What did he do there?Was the NBA interested in him when he was a great player at university?Why?”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进一步了解斯伯特·韦伯。最后，师生一起解读文章的最后一段，让学生通过深度学习感悟到
“要始终不放弃我们能够做任何事”的道理，引导他们学习故事主人公永不放弃的优秀品质。
结语
在深度学习理念下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应从传统的浅层教学理念中走出来，根据实际教学需求，从深层设疑置问、情境营造、合作探究、文化融入、读写结合、情感因素等视角切入，全面引领学生深度阅读，从而提高他们的思维品质与英语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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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作者信息：221000，江苏徐州，江苏省徐州高
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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