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水分检测摘要：文章从文本内外多重因素分析并阐释《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时的“困境”。从文本外部因素来看，译本数
杨宪益量、形式、译介主体和策略限制了其在英语世界传播；从文本内部因素来看，小说本身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也较难被当时的英语世界读者接受，因此，《儒林外史》英译本没能在英语世界产生影响。 骨质瓷
关键词：《儒林外史》；艺术特；译介主体；译介策略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0）03-0090-04
（1.安徽三联学院外语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2.韩国忠北国立大学英文系
忠清北道清州
28644）
丁美杰1
余鹏2
∗∗∗第40卷第3期绥化学院学报2020年3月Vol.40
No.3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Mar .2020
收稿日期：2019-09-29作者简介：丁美杰（1987-），女，安徽合肥人，安徽三联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译介学；余鹏（1986-），男，安徽泾县人，在读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翻译。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儒林外史》英译的文化研究”（SK2018A0666）阶段性成果。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旷世名著，也是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就曾评此书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乃中国讽刺小说的绝响。《外史》全书格局宏大，描写的形形人物多达200多位，且十之八九都有人物原型。它真实描述了各类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与功名得失，深度刻画了 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丑陋精神面貌，揭露了造成其悲剧的社会原因，讽刺了封建礼教对人思想的戕害和科举制度的弊端。《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与《红楼梦》比肩，然而有关的英译研究却远远不及后者。
一、《外史》译本的数量及形式的局限性
表1《外史》英译情况一览表
译本年代1939
译者葛传槼
所译篇名第一回
概况
载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英文杂志》
出版地/出版单位
美国芝加哥大学1940
1946
1954195719721973
徐真平王际真杨宪益、戴乃迭
杨宪益、戴乃迭
杨宪益、戴乃迭张心沧《四位奇人：<；儒林外史之结尾>》第二回、第三回第七回《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第三十一、三十二回载于《天下月刊》(T ’ienHsia Monthl-y)英文
杂志
收入《中国智慧与幽默艺术》载于：《中国文学》（英文）杂志
全译本全译本（再版）收入《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
上海
美国纽约纽约科
沃德—麦卡恩公
（1946），纽约斯特
林公司再版（1974）北京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
美国纽约：纽约格罗西特与邓普拉
出版公司美国：美国芝加哥
人口问题阿尔丁出版公司
一直以来，对《外史》的英译研究以文本为主，根据图1所示，《外史》的英译除了陆续出现的几个对其某一章节的节选的译本之外，目前只有一个全译本，由杨宪益夫妇所译，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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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被译成23种文字，仅一百二十回全译本就有23种文字，17种译本，《外史》所有的相关英译研究基本都集中于杨、戴夫妇的译本。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关于《外史》的新译本。译本的单一化无形中限制了《外史》这部古典巨著的传播，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方面的文学成就以及在传播文化典籍方面的贡献不容否认，然而只有在译本不断完善和互相比较的前提下，《外史》的英译研究才能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更加有利于跨文化交流的发展。
二、《外史》文本艺术特因素对其传播的限制
（一）人物塑造。白描作为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常用的手法，在《外史》的人物塑造上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应用。在《外史》第三回对范进、胡屠夫等人的塑造方面，作者使用平白的文字对他们的语言、动作、社会关系及地位等方面进行描写，将范进的迂腐形象和胡屠夫粗俗的形象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虽然这是一部创作于两百多年前的作品，中国读者在阅读时，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仿佛就在眼前，活在身边，毫无距离感。这些人物之所以会让中国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并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同他们日常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毕竟这是作者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创造的中国小说人物，是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小说人物的生活环境同中国读者的生活环境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相似性。当这些小说人物经过《外史》译本展现在那些不同文化的英语读者面前，这些效果就不一定存在了。“20世纪的学者，多认为西方小说擅长心里描写，中国小说缺乏心理描写；西方小说是静态的而中国小说是动态的。说中国小说是动态的，准确地说，是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擅长描写人物的行动，而不擅长描写人物的心里。”[1]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经指出：“中国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与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有关。仅就人物塑造来说，《红楼梦》和《浮生六记》算是杰作，鲜有作品能与之相比。……你看看美国小说的书评，一般评论者通常会提到一个或者几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写得跃然纸上，使人物的形象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这样才能吸引读者，也是西方敏感的读者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标准。”[2]
若从葛浩文个人的学术背景去分析这段评论，我们会发现，他并不是刻意要强调西方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要优于中国小说，而是想说明两种不同的诗学传统造就了两者刻画的侧重点不同，不同文化圈读者的期待视野也不同。葛浩文的这段评论虽然没有提及《外史》，但为我们分析《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第一，不同的诗学和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读者阅读习惯和期待视野。葛浩文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同时，他首先是一位英语世界的读者。在翻译中国小说过程中，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他要对原作进行阅读，而后作为一位译者，他还要对原作进行研究。因此，他对于中国小说人物刻画的认识和评论不仅代表了英语世界大众读者的普遍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研究者，他将这种认识上升到了一个理论的高度，将英语世界读者眼中的中国小说人物形象更为客观理性的展现了出来。第二，不同的期待视野让英语读者接受《外史》的人物刻画产生一定的困难。葛浩文的评论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英语世界读者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的期待视野，即英语读者更喜欢通过人物心理的描写去对一个小说人物进行解读和认识，而非语言和动作。《外史》的全译本忠实地将原作的白描手法继承了过来。如译本第三回描述范进中了进士之后，向胡屠夫借盘缠去考举人，胡屠夫却说道：
Butcher Hu spat in his face,and poured out a torrent of abuse.“Don't be a fool!”he roared.“Just passing one examination has turned your head completely—you're like a toad trying to swallow a swan!And I hear that you scraped through not because of your essay,but because the examiner pitie
d you for being so old.Now,like a fool,you want to pass the higher examination and become an official.But do you know who those officials are?They are all stars in heaven! Look at the Chang family in the city.All those officials have pots of money,dignified faces and big ears.But your mouth sticks out and you've a chin like an ape's.You should piss on the ground and look at your face in the puddle!You look like a monkey,yet you want to become an official.Come off it!Next year I shall find a teaching job for you with one of my friends so that you can make a few taels of silver to support that old, neverdying mother of yours and your wife—and it's high time you did!Yet you ask me for travelling expenses!I kill just one pig a day,and only make ten cents per pig.If I give you all my silver to play ducks and drakes with,my family will have to live on air.”The butcher went on cursing at full blast,till Fan Chin's head spun.[3](P456)
杨宪益的这段译文贴近原文，完全采用白描的手法对胡屠夫进行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胡屠夫用词极为粗俗，成功地将胡屠夫作为一名乡间屠夫的粗俗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段原文中蕴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特词汇。在原文中胡屠夫将“进士”称为“相公”，将“举人”称为“老爷”。中国读者在读到这些语言时，能够体会作为一个乡间屠夫只能用生活中的俗语去指代“进士”和“举人”，符合一个粗俗之人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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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习惯，对于胡屠夫的形象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杨译本中，“举人”和“老爷”的词汇被抹去，使用意译的手法，这样一来，胡屠夫的形象塑造便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换言之，假使杨当初真采用“直译加注”的手法去翻译“进士”和“举人”之类的词汇，简直没有办法去翻译，因为这类词汇在原作中实在太多。毕竟“加注”太多，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么来看，杨译本采用意译的手法不失为明智之举，而且这种手法也被杨一以贯之的用在译作的很多地方。以胡屠夫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原作中几乎都是通过大量的人物动作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他的形象。只有一两处的心理描写，比如胡屠夫在打了范进一巴掌之后手疼，心里懊恼到“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3](P457)因此，在译作中使用的“白描手法”去塑造小说人物，一方面脱离了原文的文化语境，另一方面译作的面对的是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英语读者，这样一来必然使得人物形象在译语读者的心中大打折扣。纵观整部《外史》人物的描写，几乎都是如此，那么译作呈现给英语读者的小说人物塑造也会呈现同一性和类型化，粗俗的粗俗，势利的势利，儒雅的儒雅、吝啬的吝啬、缺乏个性化的小说人物。最终影响英语读者对整部作品人物形象的认识和欣赏。
语言和文化的相关度极高，通过语言描写去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对生活语言的理解需要长期生活和浸泡在这种文化之中才能领悟。俗语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幅员辽阔，生活在中国一地的人往往很难理解另一地区人们语言之间的幽默和讽刺，更不用说这种语言幽默和讽刺艺术被移植到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被英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了。
预期结果
（二）小说的形式和叙事手法。《外史》作为典型的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其形式上遵循章回体小说的特点。小说第一回的开头以一首对仗工整的词开头，作为引子，点名这部作品的大意。又在每回的开头使用楔子类的开头，即使用对账工整的词句概括这一回的大意，并在每回的结尾用一首词呼应楔子，再次点名这一回的主题和寓意，并加上一句“预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3](P106)杨宪益的英译本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法，每回的开头都以两个英语简单句或并列句的形式将楔子译出，如第三回：“Examiner Chou picks out true talent.Butcher Hu cuts up rough after good news.”[3](P152)并在每回的结尾都加上一句：“But to know……,you must read the next chapter.”[3](P106)《外史》的英译本中除了删除每回结尾的词，其他方面基本保留了《外史》章回体的形式。除此之外，英译本在叙事视角方面也未作改动，将原作使用的第三人称叙事手法保留下来。虽然，杨宪益较为真实地将原作的形式和风貌移植到英语文化圈，但过多的异化手法的使用，加之小说内容又内含有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这样一来对译介受众的关照和考虑便显得不足了。译介受众的期待视野是决定译作能否成功传播的一个关键因素。译介受众的期待视野表现之一就是“接受者从过去曾阅读过的、自己熟悉的作品获得艺术经验，即对各种文学形式、风格、技巧的认识”。[4]译介受众更期望可以读到和自己以往的审美趣味、经验、思想倾向相通的作品。换句话说，译者所以的作品要尽可能的和译介受众的“视阈”相融合。比如我国早期对侦探小说的翻译，译者就会将英语侦探小说的原作形式改为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并将原作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法改成中国传统小说的第三人称叙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让西方侦探小说在面对普通中国时，能够达到“视阈融合”。杨宪益英文译本输出
的年代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英语世界的文化交流不如当今密切。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甚少，文化背景知识匮乏，因此，对形式和内容都相对陌生的《外史》英译本的接受必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从而影响了《外史》英译本的传播。（注意：红楼梦的英译本的成功传播，要归功于大卫霍克斯，第二红楼梦英译本的年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交流的愈发密切，对文学作品的传播无疑也是有诸多益处的。杨宪益版的《红楼梦》译本也是在差不多这个时候完成并传播到英语世界，相对于《外史》的英译本，《红楼梦》的英译本的传播情况要优于《外史》。第一是有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开先河，另外时代也不一样。不得不考虑，一本译作在产生之后的十年内如果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那么后期也很难在造成什么影响。毕竟英语语言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三、《外史》英译的外部因素对其传播的影响
（一）译介主体。“我们要学会尊重文学、文化跨国、跨民族、跨语言的传播规律。……就是我们接受外来文化，主要是依靠自己国家的翻译家。”[5]这是一个比较独到的见解，中国文学的海外地传播的主体不应该靠中国的译者。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诸如译者的民族、声望等等，而且读者似乎更容易接受那些本国的名家所译的作品。纵观中国翻译史，我们阅读和接受的外国文学作品几乎全是靠中国译者译介进来的，鲜见有一本外国译者翻译的作品在中国收到广泛的关注并产生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事例来证明这个问题。第一，莫言作品的英译在英语世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系列作品的英译成功与他的译者葛浩文是分不开
的。葛浩文被誉为英语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声望和在英语世界已有的读者对莫言英译作品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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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有诸多益处，反之，莫言作品获得诺奖之后又进一步推动了作品的传播和葛浩文个人的声望。这样一来译者和作品传播之间便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第二，《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传播。《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分别由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和杨宪益夫妇翻译，两个英译本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效果却大相径庭。英语世界的文学选集一般收录的都是霍译本，而杨译本几乎很少被收录。
《外史》英译本的译介主体从某种程度上并不合符这种规律。首先，《外史》的译介主体杨宪益并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虽然杨的译本是和他的夫人戴乃迭（Gladys B. Tayler）合作完成，单纯从语言上说，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就译者主体的身份而言，很难为英语读者所接受。在英语读者眼里，杨和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就读者接受心理而言，对杨的接受程度要低于本土的英语译者。其次，《外史》的译介主体杨宪益和戴乃迭在英语世界读者中的名望有限。读者更倾向于接受和信赖那些名家所译的作品。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同样是《红楼梦》的两个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在英语世界受到欢迎，而杨宪益译本少有人问津了。综上所述，《外史》的英译本的译介主体没能符合翻译传
播和接受的规律，它的译介主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介效果，从而导致了《外史》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冷遇。当然这并不能否认杨宪益在中国文学输出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毕竟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于翻译活动及其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杨译本产生的年代是上世纪50年代，那时学界关注的还是译本和原作的忠实度问题，对于译介主体的关注也才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的事情了。
（二）译介策略。译介主体的译介策略的选择一般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来自于译介主体当时的翻译诗学，另一方面是来自于译介主体自身的翻译认知。《外史》英译本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受严复的“信达雅”和林语堂的“翻译艺术论”的影响，多数翻译家还是追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以及追求译笔的流畅。“当时翻译理论基本上没有超出严复和林语堂这两位大师所讨论过的范畴，所异者只是表达方式而已。”[6]从译介主体自身对翻译的认知方面来看，杨宪益与其夫人一生翻译了中国大多数的古典文学作品，被称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他们穷尽一生精力向英语世界翻译中国文学，目的就是为了传递中国文学文化，让英语世界的读者了解中国。受此影响，杨的翻译目的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外史》的翻译中，他尽可能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采取直译的方法，在保证传达意思的同时，不遗余力地传达这些意思背后的中国文化意向。无论是受当时翻
译诗学的影响，还是个人的翻译目的影响，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的使用没没能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同时也是不符合翻译文学“走出去”的规律的。“翻译文学‘走出去'不同于出口商品，是一个经历从归化到异
化的过程，一个异质程度逐步增加的缓慢过程，不能急于求成。”[7]众所周知，一种文学的跨文化、跨语言传递需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接受心理。读者对一种新文学和文化的接受需要与他们既有的知识机构产生一定的关联。《外史》英译是处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世界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远不如今天频繁，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也所知甚少，无论是文化背景还是知识背景，都不具备接受高度异化翻译的条件。因此，杨宪益的《外史》译本基本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法，虽然较为忠实和全面地保留了《外史》的原貌，但却忽略了读者的接受。因此，导致《外史》英译本在英语世界遭遇冷遇也是必然的结果。
结语
总而言之，《外史》的艺术特因素以及译介主体和译介策略的因素使得小说在古典名著的传播中颇受冷遇，作为一部伟大的古典小说，《外史》值得学者们做更深层次的挖掘。《外史》的英译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笔者呼吁今后能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思路和探索研究方法，共同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传播贡献力量，打开《外史》英译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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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靳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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