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理论视角下《狂人日记》六个英译版本翻译评析

2021年3月
第29卷第1期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Journal o f X i' 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Mar. 2021
Vol.29. No. 1
误读理论视角下《狂人日记》六个英译版本翻译评析
米亚宁
(兰州文理学院外语学院甘肃兰州700030/清华大学外文系北京100084)
摘要:本文以国家形象建构为研究背景,以误读理论为参照,采用简单语料统计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对《狂人日记》以及《狂人日记》英译历史上出现的六个英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而研究鲁迅作品《狂人日记》翻译中出现的误读现象。通过对比研究,本文发现《狂人日记》强烈的批判精神很容易造成读者
译者的误解。西方译者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将《狂人曰记》误读和误译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证据",以美国本土译者成廉姆.莱尔译本和英国新生代汉学家蓝诗玲译本为代表。中国译者相对能够更好地把握和再现原作的主题思想,以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为代表。
关键词:《狂人日记》;误读;翻译;西方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76(2021)01-0099-05
Abstract:This thesis, background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s national image,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ary o f a Madman and its six English versions with a reference to the theory of misreading by methods of corpus statistic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radical criticism of the story is easy to be misread and mistranslated. The western translators intend to mistranslate The Diary o f a Madman to be the evidence of western-centralism intentionally or accidently,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William A. LyellJ s and Julia Lovell * s versions. By contrast,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can comprehend and repro­duce the idea of the original text with little misreading,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s version.
Key words :r/ie Diary o f a Madman;misreading;translation;western-centralism
1.引言
翻译文学作品是译人语读者了解源语国家社会文 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由于翻译过程中各种主客观 因素的影响,如译者个人知识能力局限、译人语语言文 化障碍、翻译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翻译文学作品时往往 对原作存在一定的误读,这种误读会成为译人语读者了 解源语文化的新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消解和 研究。近现代中国,出于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学者们 不可避免地将作品批判的矛头直指国民性和封建文化。这往往给后世读者解读、后世译者翻译这些作品造成语 境缺失性困难。今天,在提倡民族文化自信的时期,我 们有必要还原历史语境以澄清“五四”文学解读和翻译 中存在的误读现象。《狂人日记》作为“五四”新文化运 动和反对旧道德响亮的一声呐喊,不但与传统文化复兴 不相违背,还为其自我革新提供了可能。因此,有必要 研究《狂人日记》的外译情况。本文结合误读理论,对 《狂人日记》及其六个英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不同 版本中存在的误读和误译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支撑。
2.误读理论
“误读”理论主要经历了作者中心论与误读、文本中心论与误读以及读者中心论与误读三种范式。作者中 心论是传统阐释学的立场。文本中心论主要是俄国形 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法国结构主义三大流派的出发 点。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思想开始盛行,文本意义 不断被消解。雅克■德里达(J a c q u e s D e r r i d a)提出的 “延异”思想、罗兰•巴特(Roland B a r t h e s)的可读文本 和可写文本、保罗•德•曼(Paul de M a n)的语言修辞性 误读等等解构思想和理论基本把误读从一种阅读的变 体上升为阅
读的一种普遍现象,或阅读的本质所在,也 就是阅读本身就是误读。另一位解构学派代表人物哈 罗德•布鲁姆(Haro l d B l o o m)则从创作的角度提出后辈 诗人对前驱诗人的刻意误读以达到创新的目的,从而提 出了一套系统的创造性误读理论。与解构主义观点相 似,当代阐释学也视误读为一种阅读的普遍现象,只是 当代阐释学研究的重点转向读者的“前理解”“前见”,认为一切理解都是以读者的“前视域”为出发点的,也就 是一切阅读都是历史的误读。阐释学发展到现象学阐 释学阶段,保罗•利科(P a u l R i c o e u r)通过“文本中介论”等思想提出阐释应该是阐释的客体、阐释的历史方 法、阐释的主体三者的合一(夏基松2015:174)。根据 艾柯(E c o)的阐释学观点,在作者意图和阐释者意图之 间还存在着文本意图(姚振军、冯志伟2020: 94)。阐释 要结合作者意图对文本进行具体说明、结合文本语境、
.99•
结合读者的主体性,从而消除阅读中可能产生的误读。利科的阐释学理论事实上能够对安德烈•勒菲弗尔(A n d r6 Lefevere)提出的翻译操控理论和改写理论进行 补充。我们认为,勒菲弗尔的操纵与改写也可以说是从 译者(读者)中心论出发对翻译中误读的探讨,只是勒菲 弗尔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主流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 (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三个方面(Lefevere 1992)。综上可知,要消除或研究翻译中出现的误读,就 需要从利科提出的三位一体的方式来研究,即结合翻译 的客体、翻译的方法、翻译的主体,也就是结合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译者的“前视域”。
本文结合原文本出现的历史语境、原文本意图、译 者的“前视域”等几个方面,探讨《狂人日记》六个英译 本中出现的误读情况。
3.《狂人日记》翻译对比评析
《狂人日记》英译历史上共有六个英译版本,分别为 1932年乔治.A.肯尼迪(G e o r g e A.K e n n e d y)在《中国 论坛》(C/iirea F o m m)第1卷第14期上发表的77ie Diary 〇/"a M a d m a n,后收人伊罗生的《草鞋脚》(I s s a c s丨974:1-
12);林玉霖1935年在《大陆报周刊》(77ie a i n a Press
I F e e W y)第1卷第3期上发表英译文77ie D i a r y q/"a iuraa-n'c,后收人林兰所编《呐喊》之中(林兰1943:2-37)。1941年王际真收人在译著《〈阿Q正传〉—鲁迅小说 选集》(狀CWiers—S elected Stories o f L u sin)W 77ie a M a r f m a n(Lusin1941:205-219);杨宪益夫妇最早收人在1954年版译著《鲁迅小说选集》(Se/ertd Stories q/"i u//s“n)中的 A M a d m a n’s Diary(本文选用 1981年收人CaZ;t o如似中的版本)(L u1981: 1-12); 1990年莱尔译著《狂人日记和其他》(Z)iary q/"a
a W Ot/ier Stores)中的 77ie Diary q/1a M a d/r n m(L u1990: 29-41) ;2009年蓝诗玲译著《〈阿Q正传〉和其他中国故 事:鲁迅小说全集》(77ie /?ea/Sto/y y z l/i anrf Of/ier Tales o f C h in a••The C o
m plete S h o rt Stories o f L u X u n)中收人的 Diary o/a M a<f m a n(L u 2009:21-31)。篇幅所限,本 文只选取文中的关键词“吃人”和“凶、凶光、凶心、凶恶”系列词的翻译作为对比对象来分析。
缺省3.1六个译本中“吃人”一词翻译对比评析
我们对《狂人日记》原文及其六个英译文版本进行 语料统计,共统计出原文中“吃人”一词出现28次,对应 的六位译者的翻译用词及频次见表1。
从表1可知,“吃人”一词的翻译中,肯尼迪、林玉 霖、王际真、杨宪益四位译者主要以eat+ m a n、e a t+h u m a n b e i n g组合的词语为主,莱尔和蓝诗玲两位译者以canni­bal为词根的词语为主。除了这 28 处与“吃人”有关的 词语之外,林玉霖还添加了两处以cannibal为词根的词 语,莱尔添加了 5处以c a n nibal为词根的词语,因此,六 位译者使用cannibal —词的情况统计如下:肯尼迪和杨宪益在译文中完全避开了 cannibal—词,而王际真使用 了 1次,蓝诗玲、林玉霖分别使用了 1丨次和8次,而莱尔 译本最为突出,使用了 21次。C a n n i b a l与eat+ m a n、eat+ h u m a n b e i n g的区别是,eat+ m a n是口语语域中的表达,与汉语中通常说的“人吃人的社会”的象征性表达很相 近。这与原文本的“日记”体语域一致;eat+ h u m a n being 较前者正式一些;cannibal完全是书面语语域中的词汇,对应的是动物性“食人肉”,侧重物理现象。也就是说,莱尔和蓝诗玲译文侧重词语“吃人”所表达的实指的“食 人肉”特性,而非原文本抽象的礼教文化对人身心的毒 害。林玉霖译文同样有强调“吃人”的物理性的倾
向,但 没有莱尔和蓝诗玲译文突出。杨宪益夫妇、肯尼迪、王 际真三位译者的译文以eat m a n等为主也就并未强调 “吃人”一词的物理性含义指向。事实上,cannibal—词 在英语语域中对应的是“食人民族”。如当我们说“巴西 食人族”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指向barbarism(野蛮、未开 化),也就是说,cannibalism这个词本身就等同于野蛮、不开化,指像狼、老虎、狮子等动物一样吃人肉,而且词 语本身就带有一种文化性歧视。
表丨.28次词语“吃人”的翻译统计
译者译词使用次数译词使用次数
真武庙肯尼迪
man+eat13
eat + man/fellow +
flesh
6 devour + ( fellow )
men
6they/them2省译1
林玉霖
man+eat17cannibal6
eat+human beings3the evil practice1
省译1
王际真
man+eat15eat+human beings8
cannibal1省译3
this practice1
杨宪益
man-eat14eat+human beings6
eat+human flesh6one of them1
省译1
莱尔
cannibal16eat+people6
eat+human flesh4devour1
the practice1
蓝诗玲
cannibal11
eating + anyone/ p eo­
ple
9sy-118
eat/be after/crave/
feast on + human
flesh
5try it1省译1them1例如:
(1)原文: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地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鲁迅 2005a:446)
王际真译文:I see v e n o m in their w o rds a n d knives b e hind their laughter;their teeth,white a n d m e n a c i n g are those of cannibals. (Lusin1941 :208)
莱尔译文:T h o s e w o r d s w e r e p o i s o n!T hat laughter,a
.100 .
knife ! Their  teeth  are  bared  and  waiting-white  and  razor sharp ! Those  people  are  cannibals !
( L u  2009:32)
这是《狂人日记》中首次出现“吃人”一词,并且“吃 人”被用作形容词,形容狂人在街上碰到的一伙青面獠 牙的人的牙齿“白厉厉地”,就像“吃人的家伙”。王际 真译为 their  teeth . .. are  those  of  cannibals , B P “他们的牙 齿……是食人者的牙齿”,虽然译为定语,但
cannibal 仍
不很恰当。莱尔则直接译为Those  people  are  cannibals , 将“吃人”从限定词直接转化为中心词,将探讨对象从牙 齿直接过渡到“人”,而且将口语表达上升为书面语用 词,即“那些人就是食人者”。也就是说,莱译本将原文 比喻性说法改为客观陈述,从而译文呈现出来的就是 “狂人”对“食人者”的批判,凸显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之 间的对立。
此外,莱尔还多处将原文没有明说的“吃人”翻译为 “食人、食人主义”。例如:
(2)
原文: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
且是要吃的时候。(鲁迅2005a :446)
莱尔译文:H o w  can  I  possibly  guess  what  people  like
that  have  in  m i n d , especially  w h e n  they ' re  getting  ready  for a  cannibal  ’ s  feast ? (L u  1990:32)
(3)
原文: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 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 目罩上我。(鲁迅2〇〇34 5a :453)
莱尔译文:N o w  I ’ m  on  to  another  of  their  tricks  : not
only  are  they  unwilling  to  c h a n g e , but  they  are  already  set ­ting  m e  u p  for  their  next  cannibalistic  feast  by  labeling  m e  a
“m a d m a n ”.(L u  1990:39)
(4)
原文: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鲁迅 2005a :453)
莱尔译文:But  he  w a s n , t  going  to  shut  m e  u p ! I  w a s
going  to  tell  that  b u n c h  of  cannibals  off , and  no  two  ways  a - boutit ! (L u  1990:40)
以上3例中,原文字面上都没有“食人”一词,莱尔 特意添加cannibal 。例(2 ) “吃的时候”,被译为getting
ready  for  a  cannibal  ’ s  feast ,即“准备好食人宴席的时
候”;例(3) “早已布置”被译为 they  are  already  setting  m e
u p  for  their  next  cannibalistic  feast ,即“他们早已把我布置
为他们下一个食人宴”;例(4) “这伙人”被译为that
b unch  of  cannibals ,即“这伙食人者”。很明显,莱尔将原
文中隐性的、口语化的“吃人”表达全部显化并升级为食 人部落狂欢化的“食人宴”。
3.2词语“凶、凶光、凶狠、凶心”翻译对比分析我们对《狂人日记》中出现的与“凶”相关的语料及 六位译者的翻译用词进行逐一手动语料统计,发现原文 中共出现与“凶”相关的词语4个,即“凶、凶光、凶心、凶 狠”,六位译者的翻译用词如下:莱尔分别译为savage 、
savage、a  savage  glint 、savage。savage  的词典释义是“野蛮
的;残酷的;狂怒的;荒凉的”,即它更多地指向野蛮意义 上的“凶”。译文中s a v a g e 和
cannibal  —起使用更能体
现出一个“食人部落”的未开化性、原始性和野蛮性。相 比之下,肯尼迪分别译为^11出311、3{1611(1丨8111丨吕111、£61'0(^-
ty 、fierce ,侧重邪恶性。王际真分别译为m e n a c i n g 、the wicked  light 、vicious、fierce  an d  cruel ,侧重邪恶。林玉霖
分另1J  译为 ferocity 'cruelty 'ferocity、fiercer  and  fiercer ,侧重 残忍性。杨宪益分别译为fierce、a  murderous  g l e a m 、
fierceness、a  terrible  savage  g l e a m ,侧重阴谋性。蓝诗玲分
别译为 savage、the  savagery 、fierce、a  murderous  g l e a m ,侧重野蛮和阴谋。也就是说,莱尔、蓝诗玲用词明显更侧 重“凶”等词语所表达的是野性、动物性,与“文明”对立 的“凶”,这与他们将“吃人”一词翻译为c a n nibal 的用词 倾向是一致的,也就是将译本意图指向对野蛮部落的食 人性的批判。
4.《狂人日记》翻译误读评析
《狂人日记》翻译中出现的误读是译者对作者意图、 文本意图误读的结果,是译者“前视域”与原文本视域融
合的结果。《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出版
的《新青年》杂志四卷五号上,作者意图无疑是批判封建
礼教文化的。鲁迅1935年3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中明确表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
和礼教的弊害”(鲁迅2005c :247),读者的解读也是如
此。如吴虞最早在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上发
表的文章《吃人与礼教》中就指出《狂人日记》意在批判 礼教的“吃人性”(吴虞1919)。然而,《狂人日记》中写 实的“吃人”太实,而虚写的礼教的迫害性委实太虚(解 志熙2019:30)。脱离了历史语境读者很难从文本中解
读作者的意图。也有学者根据鲁迅1918年写给许寿裳 的信中的原话解读《狂人日记》的创作意图为批判国人 的食人性,§卩:“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 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 《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鲁迅 2005d :365)。如果脱离五四时期整个中国的历史语境, 单独看这句话,似乎鲁迅确实认为中国还停留在食人族 阶段,然而,“五四”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文人的言行远非 文字字面意思那么简单。五四时代文人普遍存在的特 征就是其语言上“有意的偏激”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 鲁迅都等都如此(张可荣2017:52)。鲁迅1927年在 《无声的中国》中说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 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 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 和,愿意开窗了。……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 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鲁迅 2005b :14)。从这里就很容易理解鲁迅语言中的“有意 的偏激”,即用极端偏激的言辞来激发国人,从而以达到 改革中国社会的目的,也就是鲁迅并非要全盘否定中国
• 101 •
文化3《狂人日记》中搬出的历史上“食肉寝皮”“易牙 蒸子”“易子而食”“割股疗亲”等斑斑点点的“吃人”事 例,仅仅是“狂人”眼中的世界,不能等同于鲁迅的观点,况且文中明确说道(鲁迅2005a:447):“我翻开历史一 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 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 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也就是说,《狂人 日记》从创作意图到文本意
图都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而非对文明缺失的“食人民族”的批判。因此,莱尔和蓝 诗玲译本明显表明是译者误读了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
从译者视域出发,《狂人日记》六位译者中,西方译 者明显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制约,有意或无意地在文本 中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而中国本土译者译文中则 没有这种倾向。很明显,不同的文化背景意味着不同的 译者视域,任何翻译都是译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
译者肯尼迪®1901年出生于中国浙江莫干山塘柄 镇,父母都在当地传教。直到18岁时,也就是1919年,肯尼迪才在母亲的要求下,前往美国伍斯特学院读大学。1926年肯尼迪再次来到中国教英语和汉语。1932 年肯尼迪前往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学博士学位,其间学习 汉语和蒙古语。1936年肯尼迪开始在耶鲁大学教授汉 语,后来创办了耶鲁东方语言学院。肯尼迪根据W a d e-G i l e s拼音法,开发了有名的“耶鲁拼音系统”(Y a l e R o-manization of M a n d a r i n)帮助来援华的美军学习中文,并 在1942到1944年间,给援华的美国飞行员教授中文。可以看出,肯尼迪虽然是美国国籍,但他出生、成长在中 国,熟悉中国语言文化,了解“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也 就能理解鲁迅文学作品。也就是说,肯尼迪翻译鲁迅作 品的文化立场主要是中国文化,也就不存在西方中心主 义的建构性特点。译者林玉霖虽然也出生、成长在原作 诞生的社会语境中,但他与文学大师林语堂一样,从小 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洗礼,早年毕业于基督教学校上海 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林玉霖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国 后返圣约翰大学任教。可以说,西方文化是林玉霖的主 要文化视域,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不可能不影响译者的翻
译态度。然而,林玉霖毕竟生活在中国,受西方思想的 影响也只是部分程度上,这可以从林玉霖译文中个别处 使用cannibal —词来说明。译者王际真1899年出生在 中国,1922年前往美国留学,后来移民美国。也就是说,王际真作为美籍华人,他的文化之根是在中国的,其翻 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虽然会有西方视域的痕迹,但他的 “前视域”还以中国文化为主。译者杨宪益不必说,从小 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文化,与戴乃迭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可 谓中西合璧,因此,误读中国文学文化的可能性自然很 少。况且杨宪益夫妇翻译并出版的鲁迅作品是在代表 新中国形象的对外出版机构外文社,从国家形象出发也 不可能误读中国文化。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现莱尔和蓝诗玲的译本都是西方本土译者译本。这两位译者前后翻译的《狂人口 记》误读了原作意图和文本意图,将原文本对中国封建 文化的批判转向对中华民族的批判,这与译者“前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有关。对于莱尔译本,刘禾就曾评价 道:“莱译本中译者添加了很多自己的理解,不适用于学 术研究,更适合大众阅读”(Liu1989)。香港大学比较 文学系教授坦布林也评价莱译本“可能使鲁迅半当代化 和半美国化,莱尔翻译中所用的语言表达的正是莱尔自 己想要的民主或社会的方式"(T a m b l i n g 2007:5)。当然,刘禾和坦布林的评价并没有指出莱译本存在西方中 心主义偏见,但至少说明莱尔在翻译中添加了一些西方 思想内容。对于蓝诗玲译本,寇志明(2013:40)就曾质 疑企鹅出版社对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性的遗失或刻意遮 蔽。他早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中就暗示了蓝译本的东 方主义痕迹。他指出蓝译本的封面“……就像一张约在 1920年代兜售给西方游客的那种手
工染的明信片。这张图片让人想起一个停滞的中国,一个能辨别东方主 义的典型形象的学人都熟悉的印象”(同上)。除了对蓝 译本封面设计的分析,寇志明还分析了《响喊•自序》译 文所用词语,如指出蓝译本题目中tales—词的使用“暗 示着一种传统的、前现代的民俗叙事范式”(同上),“愚 弱的国民”的“愚弱”被译为intellectually feeble,即“‘智力差’或‘’”等,而“愚弱的国民”源于19世纪末20 世纪初国家民族备受压迫的背景,鲁迅却从未将中国国 民性归纳为“愚弱的国民”(寇志明2013:44)。
西方中心主义最早在18世纪中后期以欧洲中心主 义的形式出现,主要是指视欧洲社会为世界文明的中 心,东方则是停滞不前的、落后的、边缘的所在。到了 19 世纪,欧洲中心主义思想逐渐发展为西方白人至上,东 方各国则是西方白人的负担的概念。事实上,整个19 世纪西方历史都被笼罩着一层“西方中心主义”的阴®,西方史学家任意地剪裁、加工、构造历史材料,炮制出了 一幅西方是世界文明中心,而东方则是蜷缩在世界一角 的虚假图景(吕绣彬2020:27)。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 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塑造的关于东方的意识形态的贬义 范畴。20世纪初西方学界逐渐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 思想,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都 从不同侧面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吕绣彬2020:31-34)。萨义德(1999: 45)在《东方学》中指出,西方将东方视为 一种“固定特征的现象”,认为“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 的、优质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 熟的、‘正常的’”。《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一词被西方 译者直接指向“食人族”的“食人”,正是西方中心主义 思想的体现。事实上,人类进化史上的每个阶段、世界 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不能因个别食人现象的发生就将 人类等同于人类进
化史上的食人族阶段。西方历史上 以及小说中有大量的吃人记载。哥伦布航海时期,就有 航海中“食人”的现象记载,更有意思的是,西方的民主
.102•
世界史论文方式在这时候还会有所体现,即航海者在遭遇灭顶之灾 后,为了活下去会投票决定先吃谁,当然投票的结果是 不可能先吃强者,因为没有人会不反抗,只能从弱者开 始。难道我们能说西方人还是食人族吗?又如,二战期 间,菲律宾岛上日军的食人事件,以及英国人现如今还 流传在网络上招募吃人志愿者的现象等等,我们还能说 人类处于食人族阶段吗?西方译者在20世纪末和21 世纪初翻译《狂人日记》的时候,仍然将文本主旨误读为 对“食人族”的批判,不得不说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西方 人、西方学者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译者很难摆脱这 种“偏见”,甚至有意在译本中建构这种文化偏见。
5.结语
本文以误读理论为参照,以简单语料统计分析的方 式,对《狂人日记》已有六个英译版本进行了翻译对比分 析,探究鲁迅作品英译中的误读现象。通过对比研究发 现,鲁迅文学作品翻译中的误读主要源于:1)原作创作 的语境缺失所带来的误读以及译者按照自身的“前视 域”对原文本的想象式建构性误读,如西方本土译者莱 尔和蓝诗玲将自己所处西方文化对中国长期形成的偏 见有意或无意地融入到译本当中,《狂人日记》因此从对 封建礼教文化的批判转为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批判;2) 有较深厚中国文
化底蕴的译者则能够准确地理解并翻 译鲁迅文学作品,如杨宪益、戴乃迭的合作翻译和肯尼 迪的翻译;3)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的中国本土译者和 美籍华人译者则也有对原作意图、作者意图误读的地 方,也会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与制约,如林玉霖、王际 真的翻译。由此可见,翻译这场文化碰撞中,文学作品 发生扭曲也是不争的事实。通过研究翻译中出现的各 种误读现象就能了解两种文化的阻滞点所在,研究这些 阻滞点能够促进我们认识自身文化、了解对方文化,从 而消解误读,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翻译研 究要将翻译的时间性、空间性等纳人研究视野。本文研 究也存在一定不足,如文本分析略有欠缺,有望在后期 写作中继续完善。
注释:
①关于肯尼迪的个人信息笔者2020年7月查阅并参考了《杭州日报》
上的文章:“从杭州郊区塘柄小镇到耶鲁讲坛的金守拙”。
http://www. sohu. com/a/122692618_48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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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米亚宁,兰州文理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 外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鲁迅文学翻译研究、翻译 与跨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校周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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