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实施的“走出去”文化策略、“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和“一带一路”倡仪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译制的传播，同时也反映了国人迫切要求中国文学更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新的里程碑，同时也为中国文学的跨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借鉴。翻译作为不同语际之间沟通的桥梁，不仅是语言表层的文字转换，还是不同语言所蕴涵的诗学、美学文化之交流。毋庸置疑，翻译对文学的影响显著，被认为是各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若没有翻译，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外国的优秀作品又如何“走进来”呢？ 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设法做到让目标读者通过阅读文学翻译作品，全面、晓畅地领略源语文化的精髓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导致了翻译家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意见相左、各执一词。在翻译行为所指向的“策略抉择”方面，历来也有两条路摆在译者的面前：一是归化，二是异化。人民解放战争是什么时间[1]从历时角度来看，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翻译方法的概念延伸，但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又有明显的区别。直译与意译之争还只是局限在语言的层面，而归化与异化之辩则上升到了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多维高度。
营养块一、国内外归化、异化的研究与分歧
德国哲学家和阐释学奠基者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于1813年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演说《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他超越了严格的字对字和意对意，直译和意译等问题，指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译者尽可能尊重作者，引导读者去适应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尊重读者，让译文贴近读者。[2]149施莱尔马赫试图把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联系在一起，从而通过翻译给译文读者一种阅读原文的感受。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译者必须采取“陌生化”或“异化”的翻译方法，强调异质文化的价值，通过使译文用词“屈从”源语来保证对原文的忠实。[3]39
法国翻译学家贝尔曼(Antoine Berman)受德国浪漫主义(尤其是施莱尔马赫)的影响，主张异化翻译和通过直译来保持文化的异域特征。贝尔曼在论文《翻译与异质的考验》中试图展现翻译行为所固有的“变形倾向”。他认为在译文中存在一个文本变形系统，这一系统使原文特有的异质性发生扭曲变形，抑止了异质的通过，从而使译文失去了原有的陌生性和异域性。在贝尔曼看来，“翻译行为恰当的伦理目标应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异质性”[4]286，不能企图通过变形、改编等方式对译本进行本土化操作，所以翻译中的本族文化中心主义应当被
摒弃。
美籍意大利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前人的研究，批判地继承了“顺化”和“陌生化”的对立思想，在其专著《译者的隐身》中对二者分别冠以“归化”和“异化”之名。根据韦努蒂的界定，归化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译入语文化中，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而异化则离经叛道，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5]20韦努蒂也是异化的代言人，他主张用“抵抗式翻译(异化翻译法)”来抑制英美等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文本的篡改[6]210-211，从而彰显弱势文化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归化的拥护者是奈达(Eugene Nida)，他强调以读者为中心，提出的动态对等和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其实质也是遵循译入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和文化模式，引导作者去接近译文读者。
归化和异化之争在中国也从未停止过，二者都曾独领风骚，占据过主导地位。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百年间，归化被视为翻译的正途、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调。严复、林纾、傅雷、钱钟书、杨必等翻译家都是这一时期归化的主要倡导者，追求“艺术创造性的翻译”。无论是傅雷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神似说”，还是钱钟书追求译文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归
化的“化境论”，都旨在使自己的译作读起来不像翻译，而像用目的语语言创作的结果，即“写作”。杨宪益[7]那些异国情调的文化形象或表达方式常常被抛弃、改写或被汉语中具有相同语用功能的文化形象和表达方式所替代。鲁迅、瞿秋白等异化代表人物则严厉地批判了归化的翻译策略。鲁迅提倡“要欧化，不要归化”，强调译文“必须有洋腔洋调、异国风味，就是所谓的‘洋气’”。[8]300-301五四运动之后，不少翻译家受鲁迅等人的影响，开始倾向于采用异化法。20世纪后二十年，异化开始在中国翻译领域占据主流，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刘英凯、孙致礼等学者认为异化将有助于保留源语言的文化特征，丰富目标语言的表达方式，进而预言异化将会成为21世纪主导的翻译策略。
二、归化、异化在翻译文学经典中的运用
归化和异化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但在国内外又各自拥有其代表人物和理论依据。究竟哪一种翻译策略更有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实现对外译制的有效传播呢？归化和异化是两个互补的翻译策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策略优于另外一个，何况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从一而终地坚持一种翻译策略是不可取的，更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到一个既接近读者又接近作者的完美的平衡点。
生物陶粒
成功之路的动物(一)《红楼梦》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
对比研究中国几十年来文学典籍的译入和译出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译者在将外语译成本族语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做归化处理，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异化法则更受译者的垂青。[9]杨宪益夫妇合译的《红楼梦》是异化的典型代表，深受国内译界的推崇，但有学者曾做了一个《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收集了近二百年来十余种《红楼梦》的英译本，并到美国高校图书馆就不同译本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接受度和传播范围的具体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发现：杨译本在读者借阅数、论文引用数、再版发行量等方面，都远逊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译本。[10]杨宪益这样一位翻译大家，还有英国太太戴乃迭辅助翻译《红楼梦》，其译作质量是有保障、毋庸置疑的，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冷遇”呢？下面我们对比分析两译本的若干译例来一探究竟。
例一：黛玉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11]254
(1) Daiyu smiled when he told her that he was off to school.“Good,” she said. “So you’re g
oing to ‘pluck fragrant osmanthus in the palace of the Moon.’ I’m sorry I can’t see you off.” [11]255
(2)Her answer to his announcement that he was off to begin school was smiling but perfunctory: ‘Good.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m sorry I can’t see you off.’[12]161
“蟾宫折桂”这一成语源自中国的神话传说，相传月宫里有一只三条腿的蟾蜍，于是后人把月宫也称作蟾宫。攀折月宫中的桂花枝喻指在科举考试中登科及第、金榜题名。杨宪益把“蟾宫折桂”异化翻译成“pluck fragrant osmanthus in the Palace of the Moon”，保留了典故中“蟾蜍”和“桂树”这两个意象，没有破坏源语的生动形象性。看似是黛玉对宝玉去学堂读书的嘲讽，实则是亲密爱人之间才能开得起的玩笑，这是讥讽中带着一份微微的娇嗔，小女孩的恋爱心情跃然纸上。霍克思的归化译法虽然失掉了原来的比喻本体，没能呈现源语的深刻内涵和丰富蕴意，然而，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目的语读者来说，这恰恰是他们最易接受，晓畅易解的翻译。
例二：刘姥姥道：“这倒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11]168
(1)“Don’t be so sure,” said Granny Liu.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Work out a plan, trust to Buddha, and something may come of it for all you know.”[11]169
(2)“I wouldn’t say that.” said Grannie Liu.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It’s up to us to think of something. We must leave it to the good Lord to decide whether He’ll help us or not. Who knows, he might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we are looking for.” [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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