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新释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新释
⼀、⼩引
作为19世纪最伟⼤的思想家之⼀，马克思卷帙浩繁、精深博⼤的著述对⼈⽂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产⽣了巨⼤的冲击⼒。尽管马克思本⼈因为对孔德的嫌恶⽽拒绝使⽤“社会学”这个概念，但他的思想仍为社会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马克思的哪些著作对社会学产⽣了更直接的影响呢？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坚持认为马克思⾸先是《资本论》的作者”，
他“在《共产党宣⾔》、《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作为分析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出发点（阿隆，2000：93-94）。不过，⼈类学⼤师列维-斯特劳斯给出了⼀个与阿隆多少有所不同的回答：他⾃称阅读马克思的作品“接触到⼀个全新的世界。从那时候开始，我对马克思的钦佩始终不变，每次我要考虑⼀个新的社会学问题时，⼏乎都要先重读⼏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或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列维-斯特劳斯，2009：58）。在马克思所勾画的社会学思想谱系中，《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毫⽆疑问具有⼗分重要的影响。不过，社会学界⼀直较为忽略《路易·波拿巴的雾⽉⼗⼋⽇》（下⽂简称《雾⽉⼗⼋⽇》）的价值。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列维-斯特劳斯会把《雾⽉⼗⼋⽇》这部著作看作产⽣社会学和⼈类学灵感的⽆尽源泉？ 4p理论在国内外学界对《雾⽉⼗⼋⽇》的解读中，常常囿于各⾃的学科意识。除了哲学家强调该书是辨证唯物史观的卓越运⽤（Cohen，1978）
之外，历史学家声称他们从中发现了⼀种崭新的“事件史”分析范本（怀特，2004）；政治学家发现“国家相对⾃主性”的思想是马克思最早在这⾥阐发的（波朗查斯，1982）；社会学家则在马克思的笔下看到了⼀幅阶级⽃争的⽣动图景（库诺，2006；科瑟，1990）。但这种解读⽅式往往固化了现代学科过细分化带来的碎⽚化问题，并不⾜以理解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灵感源泉。曾经长期浸润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类学中的美国学者休厄尔（W.H.Sewell）⼀直致⼒于推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和融合。他提出社会学尤其是历史社会学应该把“时间性”（temporality）的概念引⼊理论⽣产，并以“事件性的时间性（eventfultemporality）”为基础倡导“事件社会学（eventful sociology）”的分析路数（休厄尔，2012：76-116）。不过，事件社会学的真正开创者并不是休厄尔或他所说的其他⼀些美国当代学者，⽽是早在⼀百多年前就已留下经典名作《雾⽉⼗⼋⽇》的马克思。本⽂就是从事件社会学的⾓度，将《雾⽉⼗⼋⽇》中对事件史、阶级⽃争的政治和国家相对⾃主性的分析结合在⼀起，尝试作⼀个新的解读。 ⼆、《雾⽉⼗⼋⽇》的选题与位置
1851年12⽉2⽇，拿破仑第⼀的侄⼦路易·波拿巴发动，实⾏军事独裁，并着⼿准备废除共和，复
辟帝制。马克思的朋友魏德迈此时正在纽约筹备⼀份名为《⾰命》的政治周刊，邀请马克思撰稿评论这⼀事件。马克思接受邀请后，从12⽉中旬开始写作《雾⽉⼗⼋⽇》，到1852年3⽉下旬最后完稿。当时，《⾰命》周刊已经停刊，魏德迈遂将《雾⽉⼗⼋⽇》作为不定期刊物《⾰命》的第⼀期单独发⾏。
从选题来说，《雾⽉⼗⼋⽇》看起来只是马克思所写的⼀篇时事政治评论，⽽⾮⼀部政治史或事件史著作。⼀般来说，⼀个历史学家或历史社会学家对研究当前发⽣的政治事件总是抱着⼗分谨慎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因为研究当下的事件不免会受到政治和⼈事等因素的纷扰，更重要的是，当下的事件未经时间的沉淀，其前因后果未曾充分展露，其枝蔓交错往往使⼈眼花缭乱。所以，史家即使本着对“当前史”的强烈兴趣，往往也是从研究更久远的历史事件⼊⼿来探其本源。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伟⼤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就是⼀个典型的例⼦。托克维尔是1848年⾰命的当事⼈，1849年曾短期出任过外交部长，1851年2⽉波拿巴后愤⽽退出政坛。托克维尔在1850年12⽉给友⼈的信中谈到，“我所思索的只能是当代的问题，”但“我必须为我的思想到某种坚实⽽连续的事实基础。只有在书写历史时我才能到这个基础。”他当时的计划是研究拿破仑称帝的10年历史，通过展⽰“这个宏伟事业的诞⽣、发展、衰落到覆灭”，从⽽“⽣动地反映前⼀时代，还有它随后的时代”。在波拿巴后，托克维尔于1852年底将研究的重⼼转向了旧制度：“我希望去努⼒理解，当⼤⾰命突然爆发时，旧制度的法国究竟是怎样的，⼈民的状况如何，公共⾏政的习惯如何”（托克维尔，2010：192、221）。
托克维尔1856年完成《旧制度与⼤⾰命》后，他想继续着⼿分析的仍是拿破仑第⼀的雾⽉⼗⼋⽇，⽽⾮波拿巴的雾⽉⼗⼋⽇；他之前对1848年⼆⽉⾰命的回忆录仅仅具有私⼈写作性质，⽣前从来没有出版过（托克维尔，2004，2016）。虽然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同样希望对法国⾰命史进⾏整体性的思考，但他却选择了
刚刚发⽣的波拿巴为⼊⼿点。这对于马克思的历史洞察⼒是⼀个巨⼤的考验。如果说研究历史的⼀⼤危险是⽤后见之明来简化历史，那么，研究当下的主要困难就在于缺乏先见之明，浮在凌乱不堪的现实材料的表⾯。⽐如，与《雾⽉⼗⼋⽇》同时期论述同⼀问题的有两部名⼈之作：⼀部是著名作家⾬果所写的《⼩拿破仑》，另⼀部是著名的⽆政府主义政论家蒲鲁东所写的《从⼗⼆⽉⼗⽇看社会⾰命》。前者带着过强的道德谴责⾊彩，着⼒把波拿巴写成⼀个处⼼积虑的⼩⼈；后者把描述成以往历史发⽣的结果。尽管这两部著作当时名噪⼀时，但马克思⼀语道破其苍⽩⽆⼒之处：当⾬果“说这个⼈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的个⼈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写成⼩⼈物⽽是写成巨⼈了”；⽽蒲鲁东“关于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主⾓所作的历史辩护”（马克思，2009a：466）。马克思本⼈对波拿巴的分析则表现出极其敏锐的洞察⼒和绝对超前的预见⼒。正如恩格斯在1885年该著第三版发⾏时的序⾔中所写的那样：“这是⼀部天才的著作”，马克思对这⼀事变的“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明，以致后来每⼀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与伦⽐”（恩格
斯，2009a：468）。也正因为马克思这种异乎寻常的洞察⼒，使他的这篇时事政治评论经过时间的酿造变成了⼀部不朽的政治史和事件史经典。
当然，所谓“天才的著作”还只是⼀种修辞，或者说，仅⽤“天才”来解释《雾⽉⼗⼋⽇》的横空出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确定它在马
克思“理论总问题”（阿尔都塞，2010：48）中的位置。这种定位可以从两个⽅⾯来着⼿。⼀个⽅⾯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辨证唯物史观的发展过程，另⼀个⽅⾯是马克思关于法国⾰命与政治的思考过程。下⾯我们分别简述之。
⽆论我们是否同意使⽤阿尔都塞（2010：15-16）所谓“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概念，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思想形成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点是⽆庸质疑的。他们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彻底清理了与以往的思想家尤其是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系统地提出了辨证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从直接⽣活的物质⽣产出发阐述现实的⽣产过程，把同这种⽣产⽅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且追溯它们产⽣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
⾯之间的相互作⽤）了。这种历史观和唯⼼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某种范畴，⽽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恩格斯，1956：42-43）
社会网络《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既是⼀种全新的哲学理论，⼜是⼀种崭新的历史理论。它前承《1844年经济学哲学⼿稿》，后启《资本论》，是从整体上掌握马克思思想历程的枢纽。不过，《德意志意识形态》还
只是勾勒了这种崭新史观的轮廓。这种著作“有很强的⼀般性、探索性和概括性”，其“层次结构是⼗分明确的，论断是斩钉截铁的，说明是简短的，所下的定义也是⼗分简练的”（巴⾥巴尔，2001：244）。它还有待在具体⽽复杂的历史研究中去考察和检验。⽽正是在这⾥，我们可以看到《雾⽉⼗⼋⽇》的位置。在《雾⽉⼗⼋⽇》中，马克思第⼀次尝试⽤他约在六年前提出来的辨证唯物史观来完整地解剖⼀个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物、社会局势、意识形态、经济因素在这个事件中编织成了⼀幅鲜活的、多变的、交错的图景，它既是辨证唯物史观的⼀种应⽤和检验，更是⼀种丰富和深化。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社会研究⽅法论的体现（渠敬东，2015）。
马克思1844年曾这样评述欧洲三国的⽆产阶级：“必须承认，德国⽆产阶级是欧洲⽆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样”（马克思，2002：390-39
1）。由此可见，法国与政治的亲合性，就如德国与理论的亲合性，英国与经济的亲合性⼀般，是马克思研究欧洲社会的切⼊点。马克思把1789年法国⼤⾰命视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形式的诞⽣，年轻时曾计划写作⼀部关于法国⼤⾰命的专著，并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作了⼤量的阅读准备（鲁缅采娃，2014：383-399）。虽然这部著作最后未能落笔，但他后来写出了三部⼤⾰命之后的法国政治史杰作：即1850年完成的《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争》（下⽂简称《法兰西阶级⽃争》）、1852年完成的《雾⽉⼗⼋⽇》和1871年完成的《法兰西内战》。正如法国⾰命史专家傅勒（2016：80、105）所说的，
马克思在法国⾰命反复重演的历史编撰学中既发现了阶级⽃争的历史，也发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盾，因此，贯穿在这三部法国政治史著作中的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个如此之早地形成的、但却如此不能掌控其政治历史的市民社会？”不过，我们还需要对马克思的这三部著作略加辨析。《法兰西阶级⽃争》的分析重⼼在两个“六⽉事件”：1848年⽆产阶级的六⽉起义及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六⽉失败。⽽《雾⽉⼗⼋⽇》的分析重⼼在两个“⼗⼆⽉⼗⽇”：1848年12⽉20⽇波拿巴当选总统及1851年12⽉2⽇波拿巴发动。由于《法兰西阶级⽃争》完成于1850年11⽉，整个政治形势还处在急剧的变化过程中，该书更像是⼀个精彩的局部特写。⽽《雾⽉⼗⼋⽇》完成于波拿巴后，各⽅⽃争局势已定，波拿巴复辟称帝指⽇可待，所以，该书是对1848年到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争及国家政权史的全景透视，其分析的全⾯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胜过前⼀著作。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法兰西阶 级⽃争》的分析基础，才使马克思在《雾⽉⼗⼋⽇》中的分析显得更为从容和透彻。与此同时，《雾⽉⼗⼋⽇》的洞察⼒⼜⼀直延伸、贯通在《法兰西内战》中。由于《法兰西内战》的分析重⼼放在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各个阶级的⽃争史，加上该⽂献的性质是为国际⼯⼈协会总委员会写的宣⾔，因此追求更加明晰⽽⾮复杂的风格，战⽃性强于学理性。学界公认《雾⽉⼗⼋⽇》在马克思对法国政治史的分析中是学术价值最⾼的（傅勒，2016：88；⽩云真，2013：87-99）。
三、《雾⽉⼗⼋⽇》的事件社会学：结构、局势与⾏动者
在马克思写作《雾⽉⼗⼋⽇》的时期，对法国⼤⾰命的研究主要有
两种思路。⼀种是传统实证史学的思路，主要着眼于⼤⾰命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梳理，梯也尔的《法国⾰命史》和《执政府和帝国史》、⽶什莱的《法国⾰命史》及⽶涅的《法国⾰命史》都是其典型代表。另⼀种是托克维尔这位“打着数不清的社会学印记”的史家当时正在酝酿中的思路，他关注的是长时段的运动⽽⾮那些“⾰命⽇”，因此他完全切断了叙事的连续性，采⽤“从假设到⽂献资料，⼜从⽂献资料到⼀般观念”的⽅式来寻求对法国⾰命的结构性解释（勒费弗尔，2014：59；莱因哈特，2014：77-78、85）。⽽《雾⽉⼗⼋⽇》与这两种思路都有所不同，马克思开创的是事件史与结构史结合在⼀起的研究范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事件社会学”。这种事件社会学的要义体现在马克思为1869年版的《雾⽉⼗⼋⽇》所作序⾔的⼀句话中：
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争怎样造成了⼀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个平庸⽽可笑的⼈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马克思，2009a：466）
这句话指出了事件社会学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
第⼀个要素是结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阶级作为⼀种结构⼒量起着长期的、根本的作⽤，对法国⾰命政治的演进和政党的⽃
争发挥着最终的决定性影响。在他和恩格斯看来，“每⼀历史时代的经济⽣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因此(从原始⼟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争的历史”（恩格斯，2009b：9）。当然，阶级⽃争的理论并不是马
克思发明的，甚⾄⽤阶级⽃争的视⾓来看待法国⼤⾰命和法国政治，也不是始于马克思。早在基佐写作《法国⽂明史》和⽶涅写作《法国⾰命史》时，就已开始采⽤阶级⽃争的视⾓。但是，以往⽤阶级⽃争的视⾓对历史的分析都未能抓住阶级⽃争“辨证的运动”及其⾛向。正如马克思在致魏德迈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说的：“⽆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产发展的
⼀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2009d：106）。也就是说，只有马克思才最深刻地把握到了阶级⽃争存在的历史条件及其演化⽅向。具体到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所发现的阶级⽃争的新特点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简单化了。整个社会⽇益分裂为两⼤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相互直接对⽴的阶级：资产阶级和⽆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2009：32）。再进⼀步，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争⼜⾃有其特点：“法国是这样⼀个国家，在那⾥历史上的阶级⽃争，⽐起其他各国来每⼀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阶级⽃争借以进⾏、阶级⽃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恩格斯，2009a：468）。因此，阶级的结构性与历史性是紧密相连的，必须将阶级的终极性⼒量放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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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个要素是局势（conjuncture）。在《雾⽉⼗⼋⽇》中，国家、政党、阶级、经济、社会、观念诸因素在近⼏⼗年⾥交汇成⼀种局势，
对法国当下的政治⾛向起着阶段性、条件性的作⽤。在这⾥，阶级不再是惟⼀的甚⾄也不是主要的因素。正如恩格斯青果在线
（2009d：600）所指出的：《雾⽉⼗⼋⽇》“那⾥谈到的⼏乎都是政治⽃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当然是在它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显然，局势所造就的政治舞台的前台活跃着的是国家、政党、议会、宪法和军队，阶级则成为隐⾝在后台的决定性⼒量。“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舞台的空间具
有⼀种明确的功能：正是在这块地⽅我们能够发现以下两者之间⼀系列关系错位，即在阶级的政治利益和实践之间，以及阶级的政党代表制和政党本⾝之间的错位”（波朗查斯，1982：275）。只有像马克思这样敏锐的⼈才能⼀眼洞穿阶级的终极⼒量。然⽽，这种洞穿并不能替代具体的历史分析，阶级的最终⼒量也必须要通过对各种交织在⼀起的⼒量⼀⼀加以澄清辨析才能显现出来。我们可以举⼀个例⼦。波拿巴之所以能在1848年12⽉10⽇的选举中成为⼀匹“⿊马”，当选为总统，最关键的⽀持⼒量是⼩农。所以，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争》中称：“1848年12⽉10⽇是农民起义的⽇⼦”（马克思，2009b：116）。但马克思当时只是对⼩农作了⼀个素描，⽽没有进⾏更细致的历史分析。在《雾⽉⼗⼋⽇》中，马克思将最后⼀章的主要篇幅都⽤来分析⼩农。在这种分析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农阶级属性的精彩分析，但他对⼩农所谓“拿破仑观念”的⽣成及其表现形式的全⽅位剖析也让我们看到了远为复杂的图景。⽐如，⼩
农“对强有⼒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的追求，及其引发的“国家权⼒的全⾯的直接的⼲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介⼊”（马克
思，2009a：570-571），这实际上已带⼊了中央集权
制在法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民情基础问题。⽽这正是托克维尔（1996）在《旧制度与⼤⾰命》中所展开的主题，只不过他将这个根源从拿破仑时代进⼀步上溯到旧制度。总的说来，与结构相⽐，马克思
所分析的局势，在社会⼒量上更加多元，在时间进程上更为短促（“结构”的时间概念往往在百年以上，⽽“局势”的时间概念⼀般在⼏⼗年之间）。
第三个要素是⾏动者。⾏动者在《雾⽉⼗⼋⽇》中构成历史转折的关键要素。这⾥所说的⾏动者不是穿着⼀律的阶级制服、蒙着模糊的阶级⾯纱的阶级成员，⽽是⼀个个活⽣⽣的、有个性、有⼼机、⾏动充满紧迫性和偶发性的⼈。这种⾏动者远不⽌波拿巴，⽽是包含了1848-1851年法国政坛⼏乎所有重要的当事者，⽐如卡芬雅克、赖德律-洛兰、巴罗、富尔德、巴罗什、尚加尔涅等等。由于马克思在分析中纳⼊了这些具体的⾏动者，因此也就带⼊了偶变性（contingency）、不连续性、不确定性的因素。这是他的分析与托克维尔这样的结构史分析⾮常不同的⼀个地⽅（傅勒，2005：193-234）。《雾⽉⼗⼋⽇》开篇有句名⾔：“⼈们⾃⼰创造⾃⼰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2009a：470-471）。我们以前在解读时常常过于强调后半句，⽽忽略了前半句：⼈们创造⾃⼰的历史。类似波拿巴这样蚂蚁变狮⼦、尚加尔涅这样“有英雄⽽⽆功绩”、赖德律-洛兰这样“有热情⽽⽆真理”的戏法在政治舞台上不断地即时上演。阶级⽃争当然还是具有最后决定性的⼒量，但由于⾏动者的复杂作⽤，使历史显现出了多重的因果性（休厄尔，2012：93-95）。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结构、局势和⾏动者从表⾯上看似年鉴学派代表⼈物布罗代尔（2008：27-60）后来所谓的历史三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但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结构、局
势和⾏动者都折叠在同⼀时段的事件中。布罗代尔⽤结构淹没了事件的重要性，把事件仅仅当作结构的“泡沫”；⽽在马克思那⾥，既是结构和局势形塑了事件，同时⼜是事件再⽣产了结构和局势。结构、局势和⾏动者的同时着⼒，使事件波谲云诡，充满了种种悖论，社会学的⼀对基本概念——结构与⾏动之间的张⼒也就深隐其间。尤其是马克思在《雾⽉⼗⼋⽇》中采⽤的是⼀种类似“戏剧表演”的写作风格，“舞台上的服装”、“台上”和“台下”、“布景”、“⾯具”、“序幕”、“化装舞会”等“那些从舞台上，从普通娱乐以及从⽂学模拟中所摘来的譬喻，起了把这部作品内容统⼀起来的主导作⽤”，波拿巴及其同伙与对⼿就像⼀“不称职的演员在模仿演⼀出好戏”（柏拉威
尔，1980：239）。这种具有强烈的讽刺喜剧效果的写作风格将事件史的张⼒更充分地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举⼀个例⼦。由于《法兰西阶级⽃争》对⼆⽉时期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已有较详尽的分析，加上这两个时期波拿巴尚处在蛰伏期，所以，《雾⽉⼗⼋⽇》浓墨重彩分析的是⽴法国民议会时期。关于这个时期的悖论，马克思在第三章第四段⽤了⼏乎长达⼀页篇幅的⼀句话作了全⾯⽽透彻的总结：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盾极其错综复杂：⽴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命派公开承认⾃⼰拥护⽴宪；国民议会想左右⼀切，却总是按议会⽅式进⾏活动；⼭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未来的胜
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院议员的⾓⾊，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持他
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在法国内部却⽀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政权把⾃⼰的软弱当作⾃⼰的⼒量，把⾃⼰招来的轻蔑看作⾃⼰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王朝——的卑鄙⽅⾯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要条件是分离；⽃争的⾸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的⽆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命；有热情⽽⽆真理；有真理⽽⽆热情；有英雄⽽⽆功绩；有历史⽽⽆事变；发展的唯⼀动⼒仿佛是⽇历，它由于同⼀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使⼈倦怠；对⽴形势周期地达到⾼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是装腔作势的努⼒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理，另⼀⽅⾯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忧⽆虑的做法使⼈想起的不是末⽇的审判，⽽是弗伦特运动时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天才，由于⼀个⼈的狡猾的愚钝⽽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上得到适当的表现，⼀直到最后它在⼀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体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页是被涂抹得⼀⽚灰暗的话，那就正是这⼀页。（马克思，2009a：495-496）
那些仅仅从结构眼光来解读历史的读者常常不耐烦被这⼀⼤串悖论的历史细节所缠绕，或者仅仅把这当作马克思酣畅淋漓的修辞术的展现。然⽽，正是对这些悖论的细致解读，对这页灰暗的历史的认真辨析，是⾛向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件社会学的通道，是克服那种粗暴的线性的阶
级决定论的关键。
四、《雾⽉⼗⼋⽇》的明线：阶级的下⾏图
在事件社会学的分析中，既然结构、局势和⾏动者都作⽤于历史事件，因此，时间⾃然构成《雾⽉⼗⼋⽇》的⼀个基本线索。全书从1848年⼆⽉⾰命到1851年雾⽉，按照事件发⽣的顺序逐渐展开，体现出马克思作为⼀位伟⼤史家对时间的敏感性。然⽽，马克思同时⼜是⼀位伟⼤的社会学家，他对结构性思考的追寻使他同时⼜赋予了《雾⽉⼗⼋⽇》⼀明⼀暗的两条理论线索，从⽽对事件史进⾏了再现。事件史和结构史的精妙结合，正是马克思的事件社会学的基本特征（Abrams，1989：50）。以下两节即分别来分析这两条理论线索。
《雾⽉⼗⼋⽇》在第六章最后部分对全书研究的历史进⾏了分期。如果说在⼤的三个历史分期中体现的是历史事件本⾝的线索，即从⼆⽉时期到共和国成⽴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再到⽴宪共和国和⽴法国民议会时期，那么，在每个⼤时期内⼩的历史分期则体现出理论与时间结合在⼀起的线索。这个理论线索是什么呢？马克思在第三章第三段作了明确的说明：
1848年⾰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产阶级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16⽇、5⽉15⽇和6⽉的⽇⼦⾥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站稳脚跟，就把这个⿇烦的伙伴抛弃，⾃⼰⼜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赶忙站到武装⼒量的双肩上去；它还⼀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
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上。⽆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副⽆可奈何的⿁脸，奇怪地跳⼏下，就倒下去了。⾰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进。（马克思，2009a：494-495）
按照阶级的⾰命性来说，⽆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秩序党、波拿巴收买和控制的武装⼒量是逐次下降的。⽽法国1848-1851年的政治正是沿着阶级的⾰命性逐渐倒退的路线⾏进的。阶级的下⾏图就构成了《雾⽉⼗⼋⽇》的理论明线。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该书清晰的⽂本结构。第⼀章除导⾔外，研究了各个阶级暂时联合、呈现出“普遍友爱的”的⼆⽉时期以及⽆产阶级遭遇其他阶级联合的排挤和镇压的六⽉事变（1848年2⽉24⽇-6⽉25⽇）。第⼆章研究了六⽉事变以后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制宪国民议会统治和⽡解的历史（1848年6⽉25⽇-1849年5⽉28⽇）。第三章研究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的历史（1849年5⽉28⽇-6⽉13⽇）。第四章研究了秩序党实⾏议会专政、废除普选权、失去议会制内阁的历史（1849年6⽉13⽇-1850年5⽉31⽇）。第五章研究了秩序党失去军队控制权和⾏政权的历史（1850年5⽉31⽇-1851年4⽉11⽇）。第六章研究了秩序党的分裂，议会外资产阶级与议会内资产阶级的决裂，议会与⾏政权的公开决裂、波拿巴成功的历史（1851年4⽉11⽇-12⽉2⽇）。第七章是理论总结。限于篇幅，本⽂不对这个阶级下⾏图逐⼀剖析，⽽是抓住若⼲关键的分析环节来展开论述。
我们⾸先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阶级下⾏图的分析中把敏锐的理论洞察⼒和细致的经验观察⼒紧密结
合在⼀起。《雾⽉⼗⼋⽇》⼀开篇就评述了⿊格尔的⼀句名⾔：“⿊格尔在某个地⽅说过，⼀切伟⼤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任务，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点：第⼀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2009a：470）。全书在把波拿巴史当作笑剧去分析时，是同时与法国⼤⾰命史的悲剧对勘的。因此，阶级的下⾏图也是与法国⼤⾰命中⼀个党派推动着另⼀个更先进的党派前⾏的上⾏图相对照的。历史的这种开倒车⾏径反映了历史前⾏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局势和形形⾊⾊的⾏动者造成的。虽然它并不能改变阶级结构所决定的长期趋势，但马克思以⼀种耐⼼的、细致的态度去研究具体历史的各种细节、插曲和偶然性，去辨识具体历史的各种震荡、起伏以及那些并不踏实的胜利和难以吞咽的失败（参见福柯，2001：119-121）。也正因为秉持着这种态度，马克思并没有把他对这⼀时期阶级下⾏的理论洞察当作⼀个机械的图式去肢解复杂的现实。
⽐如，我们在阶级下⾏图中可以看到两个阶级位置的特殊性。⼀个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按照⾰命性来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命性强于资产阶级共和派，因此，如果⽐照下⾏图，前者的失败似乎应该先于后者。但马克思注意到，民主派不仅在共和派已罹难的⽴法国民议会中还能成为第⼀⼤反对党（即新⼭岳党，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占200多个），⽽且在1849年6⽉13⽇惨遭失败后⼜能在1850年3⽉10⽇的议会补选中卷⼟重来。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争》和《雾
⽉⼗⼋⽇》中都对此进⾏了专门的分析。在他看来，民主派在实⾏议会普选制的前提上有很⼴泛的众基础。⼀般认为民主派多为⼩店主、⼩商⼈、⼩⼿⼯作坊主之类的⼈。但马克思敏锐地指出：“不应
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物都是⼩店主或崇拜⼩店主的⼈。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代表⼈物的是下⾯这样⼀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资产者的⽣活所越不出的界限”（马克思，2009a：501）。也就是说，只要谋求缓和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以民主主义的⽅法来改造社会的，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的⼈在当时的法国尤其是巴黎是为数众多的。尤其是“农民所处的地位与⼩资产者⼤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致⼀样。所以，社会的⼀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因此，民主派的⽣命⼒不仅来⾃他们的数量，⽽且基于他们作为中间阶级的游移性格。他们是“摇摆于资产阶级和⽆产阶级之间的众”，具有“半保守、半⾰命”特质（马克思，2009b：136），这使他们在⽆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共和派与秩序党的对抗中时常可以左右逢源。“虽然六⽉⼗三⽇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天⼜给第⼆流的能者腾出了位置”。但马克思也对民主派的这种怯懦、动摇、虚夸、平庸的性格进⾏了⾟辣的讽刺，称他们“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将他们视为“有热情⽽⽆真理”的典型（马克
思，2009a：495-496、505）。尽管民主派在议会政治中似乎有着⽐共和派更顽强的⽣命⼒，但他们仍然在以下两种含义上符合马克思关于阶级下⾏的洞察。⼀是在制宪国民
议会时期，曾与共和派联⼿镇压了⽆产阶级六⽉起义的民主派遭到了共和派⽆情的抛弃。“资产阶级共和派公然破坏了⾃⼰在临时政府和执⾏委员会时期勉强地⽽且是满腹⿁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
民主主义共和派作为同盟者已被轻蔑地抛弃，堕落成了三⾊旗派的仆从”；“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制宪议会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持票；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制宪议会甚⾄连讲话的⽅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如出⼀辙了”。⼆是1850年3⽉10⽇补选后的民主派的⾰命地位已下降了，“曾被国民议会赶⾛的⼭岳党回到了国民议会，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命的指挥官，⽽是⾰命的先头司号兵了”（马克思，2009b：106-107、168）。
另⼀个位置特殊的是⼩农阶级。马克思在勾勒阶级下⾏图时根本没有提及⼩农。⽽且，1848年12⽉10⽇的⼤选与1851年12⽉10⽇的都与⼩农有关：前者是所谓“农民起义的⽇⼦”，后者靠的是军队，⽽当时“军队本⾝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是农民流氓⽆产阶级的败类了”（马克思，2009b：116；2009a：572）。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相似，⼩农也是中间阶级。但⼩农与民主派不同的地⽅在于他们是⼀个极其特殊的阶级。托克维尔
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活条件使他们的⽣活⽅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活⽅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点⽽⾔，他们是⼀个阶级。⽽各个⼩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点⽽⾔，他们⼜不是⼀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
⼰的名义来保护⾃⼰的阶级利益，⽆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定要别⼈
来代表他们。（马克思，2009a：566-567）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们在马克思所勾勒的以议会和⾏政权为舞台的阶级下⾏图中没有独⽴的位置。要注意的是，⽆论是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农并没有被固定的某个阶级所代表。因为⼩农具有两⾯性，既有⾰命的⼀⾯，也有保守的⼀⾯。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命的农民，⽽是保守的农民；不是⼒求摆脱其社会⽣存条件即⼩块⼟地的农民，⽽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求联合城市并以⾃⼰的⼒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是相反，是愚蠢地固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和⾃⼰的⼩块⼟地并赐给⾃⼰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马克思，2009a：56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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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雾⽉⼗⼋⽇》的重⼼是解剖波拿巴的，所以，马克思在书中着⼒对⼩农保守的⼀⾯进⾏了⼊⽊三分的剖析，⽽在提及⼩农⾰命的⼀⾯时则语焉不详。⽐如，以往许多⼈反复征引《雾⽉⼗⼋⽇》的⼀句话作为马克思关于⼯农联盟的思想：“法国农民⼀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块⼟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在这种⼩块⼟地上⾯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产阶级⾰命就会得到⼀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然⽽，这些征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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