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联飞
[内容摘要] 克罗齐埃的《科层现象》是法国组织社会
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它产生于战后法国特定的经济
社会背景和学科发展背景之下。《科层现象》开创了将微观权力分析方法用于组织研究的传统,并对功能主义提出了谨慎的批判。《科层现象》指出法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体关系和体关系的观念和科层制的特征不谋而合,从而使得科层制在法国稳固发展并形成了具有法国特的科层制;这种科层制最终由于私有化进程而在1980年代被逐步打破。 [关 键 词] 克罗齐埃;《科层现象》;科层制;微观权力分析。 [作者简介] 赵联飞,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 不管是对科层现象研究而言,还是对组织研究而言,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的《科层现象》都算得上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该书一方面展示了微观权力分析对组织研究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科层制和文化背景关联做出了颇具洞察力的阐释。本文试图从上述两个方面对《科层现象》进行评述。
一、克罗齐埃与《科层现象》简介
米歇尔·克罗齐埃是法国组织管理中心创始人,曾任法国社会学会主席。他先后在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任社会学教授。《科层现象》一书是他关于法国组织研究的一系列著作之一,出版于1961年。
《科层现象》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二战结束后,戴高乐政府继续推行一战和二战期间制订的国有化政策,形成了明显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而从政治上看,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大量干预,从而使得各类管理咨询的需求迅速膨胀,各类行政监督和咨询机构大量地建立起来②。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组织研究变得十分流行;人们希望通过组织研究来获得提高组织效率的办法和途径。当时,在组织研究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组织管理理论。由于这种理论强调制度和专家的作用,微观层面的个体作用并没有进入组织现象的分析范围。而克罗齐埃的《科层现象》恰恰强调微观层面互动对整个组织效率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克罗齐埃说《科层现象》出版时被认为是在反对专家治理的重要背景。
此外,法国社会学的发展也为《科层现象》的发表提供了研究方法的注脚。二战结束后,法国社会学逐步复兴。由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变迁加剧,此时的法国社会学成了一门首先面对社会变迁的学科,各类分支社会学快速地建立了起来,形成了理论上多元、方法上注重实地
调查的发展局面。“法国社会学的重新兴旺,是在五六十年代,它既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又保持了法国的传统”③。在《科层现象》中,各种具体而微的描述可以看作是法国社会学注重实地调查的传统的恢复。
《科层现象》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为两个案例——“巴黎会计事务所的案例”和“联合工业垄断企业的案例”。在这两个部分里,克罗齐埃分别描述了在巴黎会计事务所和法国国有大工业组织中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分析了诸如任务分配情况、人际关系、体关系、体规范、权威关系、行为方式、权力关系等方面的实证材料。第三部分题为“从组织理论的观点看科层现象”;这一部分主要是从权力关系角度出发,黄金龟甲虫通过案例分析来揭示权力在组织中的运作图式,提出权力问题是组织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第四部分题为“作为法国文化现象的科层现象”,主要讨论“法国式”科层现象和法国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分析“法国式”科层现象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其文化特性。在“结论”部分,作者试图回溯法国科层模式的变迁历史,指出法国科层体系及其变迁模式所蕴含的启发性意义,并隐含地表达了作者对科层制未来的乐观态度。
很明显,《科层现象》的重点在全书后三个部分。在这三个部分里,克罗齐埃比较完整地介绍了他关于权力与科层现象、文化特质与科层制以及科层制历史发展趋势的观点。
二、权力视角的强调
1.权力与组织。在组织研究的传统中,新疆农业科学对权力的重视基本上始于1950年代中期。但克罗齐埃认为1950年代对权力的强调毫无新意。他分析了1920年代以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指出科学主义古典组织理论和人际关系学派都对权力问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忽视。首先,科学主义古典组织理论在事实上完全无视权力问题的存在,而且还主张管理应该从“对人的管理过渡到对事物的管理”;同样,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前苏联,取消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此来消弭权力问题。克罗齐埃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对权力问题的回避。随着1930年代的社会动荡,对科学理性主义的反动带来了新一轮的组织研究风潮,这股风潮强调“人际关系”的作用;但克罗齐埃认为,虽然“人际关系”的主张者批判了关于“人的行为简单地被金钱刺激所决定”的想法,但他们同样忽视了权力的作用;并且,那种对科学理性主义的简单否定使得学者们无法综合继承泰勒有关思想的合理成分;至于以勒温为代表的另一流派,则是在很大程度混淆了人事关系和权力关系问题,从而使得他们“无法在洞若观火的鲜明黑白对比中理解作用于组织内部和工业社会之中的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克罗齐埃在《科层现象》中反对的理论传统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权力的忽视,这主要针对古典组织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对权力的片面理解,即将权力作为一种制度
的衍生物。就后一种对权力的理解和处置来说,不可避免地将要忽视微观个人因素对管理过程的影响,这也是克罗齐埃在该书中所重点批评的对象。可以说,从管理学科发展传统角度,克罗齐埃指出既有组织研究传统的缺陷,批评其对微观层面人际互动的忽视,从而奠定了将分析焦点聚集在微观层面的理论基石。
2.微观政治学视角。人们通常认为克罗齐埃是微观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从60年代开始,作为法国组织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他将权力问题引入了组织研究。不过,克罗齐埃心目中的权力已经不再是基于制度而生的权力,而是在微观互动层面上所形成、主导个体间“控制-被控制”局面的影响因素。这种将分析要素锁定在个人及个人互动层面、同时将制度背景化的分析策略正是微观政治学的典型套路。
在《科层现象》中,借助详实的经验调查材料,克罗齐埃对微观层面的权力过程和权力表现形式做了十分清楚的描述。在巴黎会计事务所案例中,他提出了体规范、权威和权力的问题,并提出了“同身份体”等概念以及“避免面对面冲突”等理论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其中对形式权威的分析显得非常精辟和得当。在联企案例中,对厂长、副厂长、技术工程师以及督察之间的权力格局分析,以及对维修工的隐性权力分析更是将微观权力过程描述的淋漓尽致。通过这些分析,克罗齐埃指出:“托克维尔虽然马克思.韦伯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虽然人们对卓有成
效的普鲁士科层传统过分本能的尊重导致了这样一种思想的确立:就效率而言,制度化和科层的等级模式具有绝对优越性,可是对事实的分析证明,这种模式越占上风,组织的效率就越低下。”④进一步,寇世远他认为任何一个组织并不能在科层制的导引下,像一部机器那样运转,“组织的效率取决于组织所构成的人的总体理性地协调其活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取决于技术的发展,但也取决于而且有时尤其取决于人们能够以何种方式进行他们之间的合作游戏”⑤。从这里的论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电子技术应用克罗齐埃并不认为科层制会带来高效率;并且认为,在实际情况中,往往是科层制的僵化导致了组织的低效率;第二,克罗齐埃高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并把这种互动过程看成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合作游戏,而这种合作游戏恰恰是影响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
3.对功能主义的谨慎批判。应该说,克罗齐埃将权力问题引入分析,已经为批判功能主义到了必要的视角。但是酷派n68,克罗齐埃的矛头最终没有指向功能主义,他仅仅在微观分析中发挥了他作为微观政治学研究人员的特长,展示了在法国基层组织中权力是如何分布和实施的。尽管克罗齐埃以权力分析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且他在后面的篇幅中大胆地将这一过程扩充到整个国家体系,但他并不想把权力或者冲突分析作为组织理论或者社会学其他理论的基石,权力分析只是他对系统或组织分析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方面。这样的一种策略正如他自己在
该书的结论部分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提出的模式是‘功能主义’的模式,是我们从组织理论或从文化主义分析的角度上所观察到的模式。我们并不把科层现象时作对于完成以中高级理性主义所必需的等级与功能的安排的必然结果,而是首先力图弄懂科层现象的功能障碍——这种功能障碍被表现为更为负责的平衡要素。”⑥
同时,克罗齐埃对功能主义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他谈到:“功能主义的社会学家自然有权利要求先用方法论研究存在的事物状况的日常运行,因为在提出演变的问题之前考虑形成非常复杂的一种平衡的深层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不应该滥用这种方法论,不应该认为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其实人们只是描述出了构成问题的所有相互依赖的要素。”⑦
克罗齐埃的这样一种修正式的功能取向有着可以理解的时代背景。一方面,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社会学界占有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这一学派沿袭涂尔干的传统,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和谐整体,对变迁问题的解释也是在功能主义的框架之内来进行,典型的如帕森斯的“AGIL”功能范式。但早在1950年代初期,各种强调权力和微观互动的理论已经暗暗生根发芽,前者如达伦道夫1957年出版的《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后者如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等。一般地讲,将权力、冲突等因素引入社会分析,在战后对帕森斯的功能理论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面临各种理论流派的挑战,功能主义的
追随者必须在其理论预设和分析框架方面做出必要甚至是重大的调整以改变人们对功能主义的一贯看法。克罗齐埃的这部著作从侧面反映了功能主义者在60年代初期对所面临问题的应对。从他与另一位法国社会学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合著的《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中的政治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相似的应对策略。
三、结合文化背景的科层制分析
在韦伯提出科层制概念以后,关于科层制的研究一直是组织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科层现象》中,克罗齐埃探讨了两个有关科层制的问题。一个是科层制的普遍形态和具体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科层制的前景问题。
克罗齐埃将第一个问题具体化为“僵化问题是科层制本身的问题还是一个与法国文化特质相联系的问题?”对此,在第八章开始时,克罗齐埃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大量的对照和比较使我们想到,我们所提到的那些行为特点和关系模式并不能单纯用科层的压力来解释,他们还与法国社会的一些非常有特点的常数相应。”⑧在第四部分,他分析了法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个人间和体间关系问题。二是权威问题和对“面对面关系”的恐惧。
克罗齐埃认为,在法国文化传统中,个人之间缺乏非形式关系(非正式组织关系),霍桑实验中那些因为人际关系而提高效率的事实呈现的是美国组织的气象;同时,通过会计事务所和联合
工业的企业调查,克罗齐埃认为,形式体(正式体)对非形式体(非正式体)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在科层制的框架下,各个层或者各个类别的成员对自己的科层身份有着严格的身份认同,在层与层之间缺乏交往。克罗齐埃认为,这种人和人以及层与层之间的隔阂来自法国文化中固有的独立性,即“人们坚持独立,相互保持距离”⑨,他引用了托克维尔、埃德蒙·布洛戈以及美国社会学家J.R.皮茨的有关研究来论证他的观点。其中,皮茨的研究给出了最直接的证明,即皮茨发现,在法国的生活方式中,非形式的活动显得“通常是消极的,多少有些秘密和不稳定”,这些非形式体的成员之间的团结一致“只存在于一种反抗的范围内,它针对的是上级,是竞争体,同时针对的也是一个或几个成员领导他人的企图”⑩。
通过对这种法国传统式的个人关系基础的分析,克罗齐埃揭示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行使权威的概念和方式”。即:体成员防御外来权威,同时也避免在社会行动方面采取主动以免于引起同地位人员的敌意;同时,人们避免面对面的冲突,“公开的冲突只存在于不直接接触的个人或体之间”。克罗齐埃认为,科层制在这一点上与法国文化的特质之间产生了契合。法国人关于个人独立和体关系的偏好使得他们乐于接受科层制的规章制度,即他们宁愿受制于非人格化的科层规定,但绝不愿意接受顶头上司的个人意志。作者的下面一段话入木三分地表现了法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体自由的内容:
“个人的鼓励和类别的隔绝使得每一人,即使处于最底层的人,都拥有一部分‘意愿’。这种意愿往往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下级首先保护自己不受上级干预,他们从不会在任何令人感到受辱的个人意志面前低头,他们所做的,都是出于他们个人的意志,特别是,他们是在一切直接的强迫之外完成他们的任务的。他们力图表明自己并不是因为受到强迫才工作的,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这项工作。这种面对上级的自由,这种在自己职位上的个人自治可以与权威的绝对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与他人组合,与他人和解,与他人相适应,那是不受欢迎的方法;最好还是自我蜷缩起来,但是在自定的或是接受别人所定的限度内,保持完全的自由”{11}。
与此同时,克罗齐埃还比较了美国组织体系和法国组织体系的差异。他引用托克维尔的观点,指出来自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在美国给了权力掌握者更大自由,“人们更喜欢一种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更有限但更强大的权力”{12}。同时,社会分层之间并不隔离,人们并不逃避面对面的冲突;与法国的情况相反,冲突出现在直接上下级之间,而不是指向遥远的上级。
在分析法国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克罗齐埃提出了关于法国科层现象与在工业社会总变化关系的看法。他认为这里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一种科层制特点是怎样和法国工业社会的发展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发挥其作用的,同时又是怎样被推到变革的边缘。对于前者,他认为法
国科层制契合了法国文化特质种关于个人和体间的关系特点,在限制个人利益的同时有效地保护了个人利益,因而长期稳定下来。对于后者,克罗齐埃一方面指出了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非人格和集权的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科层制理性化的模式已经被推向了极限和临界点,同时外部压力正在出现,工业社会的继续发展使人们需要更有效的组织方法;其次,他分析了法国文化中传统理性建筑的基础,即:“竞争中的创造热情可以使人研制出新的常规活动模式,这些模式一旦成功地克服体的抵抗,便会以平均主义和非人格的方式加以实行。”{13}最后,克罗齐埃指出:“大众消费的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消费积累变化则同时开始为个人提供了在科层组织体系之外满足独立需要的新可能性。”{14}他认为,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逐步削弱了既有科层制的影响;这种削弱在法国传统理性构建方式的催化作用下,发挥了改变科层制影响的作用。
可以说,克罗齐埃在韦伯之后触及了一个关于科层制的重要问题,那就是文化特质对科层制发展和变迁的影响。这种解释和韦伯关于新教传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关系的论述有着某种逻辑上的相似性。当然,在遗憾方面也有相似性——虽然都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但比较难于从经验上去证明,至少在他们提出论断的时候没有给出彻底的论证。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将一个国家社会作为一个组织体系加以研究的做法,自然还属于思辨的范畴”;但这
样做的原因,是为了“它却将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可能:离科层制远一些看问题,对一个社会维持平衡所必须采取的社会控制的方法以及实现必不可少的革新和变化的方式进行更加普遍的分析”{15}。
注释:
①[法]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吴国庆:《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第64-7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③胡 伟:《战后法国社会学的发展》第18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④⑤[法]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引言,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法]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第352、353、259、264、267、271、282、363、365、259页,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法]阿兰·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孟鞠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胡 伟、H.孟德拉斯、M.威莱特主编:《当代法国社会学》,胡 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3.胡 伟:《战后法国社会学的发展》,[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
4.[法]米歇尔·克罗齐埃:《被封锁的社会》,狄玉明、刘培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5.[法]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法]米歇尔·克罗齐埃、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中的政治学》,张 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2007年版。
7.吴国庆:《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法]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思洛:《18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全康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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