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卷第6期 许昌学院学报 2009年第6期Vol .28No .6 JOURNAL OF XUCHANG UN I V ERSI TY No .6,2009
[收稿日期]2009-04-03
[作者简介]张智丹(1978-)，男，吉林长春人，编辑，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①The U.S .Depart m 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 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 p l omatic papers,1939.The Far East Volu me III .W ash 2
ingt on,D.C .:Govern ment Printing Office,1956,P525.
1939-1941年间蒋介石对德态度之演变
张智丹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吉林长春130032)
[摘 要]欧洲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实现其建立远东反侵略联合阵线的外交战略，有意疏
远乃至切断了同作为欧洲战争策源地德国的外交关系。在此期间，欧洲战局发生于德国有利变化之际，蒋介石曾一度主动加强对德联络，但此举主要是出于阻止日本进占法属越南，维护中国西南安全的策略考虑，并不意味着其推进国际反侵略合作的战略发生转变。 [关键词]蒋介石；抗战外交；中德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09)06-0104-04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国际政治格局逐渐由模糊走向明朗，最终形成了侵略与反侵略阵营间的分野。在这一国际局势发生转折的动荡时期，蒋介石对欧洲战争策源地德国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国民政府的外交走向，并间接影响中国抗战的进程。本文对此间蒋介石对德外交态度的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深化对蒋介石主导下的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战略的认识。
一、适时疏远德国
自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开始调整其对中日战争的中立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亲日倾向。蒋介石对之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在1939年4月制订的对外宣传要点中指出:“对于德义方面，除因发生特殊重大变化，经中央认为须有积极表示者外，暂以不作任何期望，或不必要之刺激与攻击
为原则”。[1](P65-66)
此时蒋介石的外交重心在于推动美、英、法、苏与中国建立遏制日本侵略的军事合作关系,①改变中国独力应对日本侵略的窘境。但在军事合作未获实质成效之前，为避免增加日本助力起见，他仍决定尽力维持德国在中日间的中立。
1939年9月爆发的欧洲战争直接促成了蒋介石对德态度的转变。9月2日蒋介石召集会议商讨“对欧战方针”，在王宠惠、张、孔祥熙、朱家骅等人均主中立的情况下，他则力主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遏止日本对英之
妥协”。[2](P143)
蒋介石主张对德宣战的目的，从消极方面讲是防备日、英因欧战的影响而可能复活同盟关系，从积极方面讲则是试图以此加入英、法阵线，通过联接欧洲战争和中日战争而使中国获得抗战胜利的外来保障。其当天日记中载:“欧战期间，倭必行动，不北攻俄，必南攻英。我国对欧战
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讲和时，必使
中倭战争处于与欧战问题联带解决之地也。”
[3](P17)
但是，苏德关系却构成中国对德宣战的障碍。苏联在欧战前夕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欧战之初又与德国保持着外交上的协调，这就使得国民政府在面对欧战时处境尴尬。作为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的王世杰虽大体赞同对德宣战的提议，但仍主张“再作一番考虑”，其顾忌的就是苏联的态度:“惟德苏协定规定，苏俄不得援助与德交战之国家；则中国对德宣战后，苏联对华之物资援助，是否
受影响，颇成问题。”[2](P143)
9月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谈话会上，外交部长王宠惠也表示了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顾虑，并指出:“最近苏大使往德，并带有军事全权代表一人，是否进一步作军事政治之合作亦未可定。如果苏联参
加作战，则我处英苏之间较为困难也。”[4](第五册,P319)
此时，担心苏联的欧战立场已成为国民政府高层较为一致的态度，蒋介石的侍从室幕僚唐纵在9月6日日记中记录了陈布雷与王宠惠等人研究欧战对策的情况:“首先大家想表示与英法一致，但恐因此而得罪了苏俄，因苏德关系尚未
能看得明白、清楚，故拟表示依然拥护国际联盟。”
[5](P95)
由于复杂国际关系的制约，蒋介石暂且打消了对德宣战的想法。9月12日他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指出:“现时为避免英法在远东对日为难，故我国不预备宣布参战，而仅
拟对英法波表示同情。”[6](一,P32-33)
同时，他要求郭照此意探询英国政府的态度。9月18日郭泰祺回电蒋介石，报告了英国方面的答复:“赞同我国不预备宣布参战，免使英、法对日为难意，并谓参战云云，亦系表示同情而已，事实上，于
彼此均无何裨益。”[6](一,P34)
显然，英国出于避免对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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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紧张、集中精力于欧战的目的，并不希望中国对德宣战。
尽管中德关系没有破裂，但蒋介石疏远德国的态度并未改变。德国在欧战爆发后，急需通过对华贸易获取战争物资。9月18日，王宠惠向行政院报告了德国的合步楼公司通过中国驻德使馆提出的贸易要求：
德方设法使德货运至中立国，再转运来华，而中国则以大量钨锡接济德国。对此，国民政府内部存在意见分歧。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认为对德方的要求应趁机善为运用，使德国对远东和平作有利于中国之努力。而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则鉴于欧战后国际壁垒判然划分且英、法对德封锁的情况，主张审慎对待中德国贸易问题。对德国的要求，蒋介石直到12月3日才作出批示，向翁文灏指出:“关于对德供给锡产一节，自以暂缓为宜，但亦不必拒绝，只言筹划可
也。”[1](P664-666)
蒋介石的这一答复显然是在敷衍德国，与其在欧战前对中德贸易的重视程度判然有别。
合步楼公司并不甘于中方的消极态度，以更为具体的计划提出易货交易，希望中方“能先以少数钨锡矿产由西北陆路秘密试运赴德，否则，如仍无交易，该公司驻华人员势将返国”。面对德方的压力，翁文灏经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批准，拟先供给德方钨锡砂20吨，表示中方联好之意。4月2日翁文灏将此事告之蒋介石，并指出他要求德方对
交易“绝对守秘”。[1](P667)
蒋为避免过于刺激德国，对其少量的物资要求未再加搪塞，但考虑到英、法的态度，要求运输方法由德方负责，中方只负责交其钨砂。
英、法对德国的经济封锁和国民政府对德关系的疏离，极大程度地制约了中德贸易的进行。据统计,1938年中国对德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20%，而到1939年
和1940年这一数字则分别降到了5.15%和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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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德联络而非联合
从1940年4月起德国在北欧、西欧战场连连得势，蒋介石开始考虑同德国进行接触。他在6月1日接见了德国驻华代办华德，请其转告德国政府:1.日本参加德国战线会使战事扩大，德国所遭遇的障碍将随之增加;2.日本如把战争扩大至太平洋，美国将协助英、法作战，对德国殊为不利;3.德国如提出相当的和平条件结束欧战，则可确保胜利，而如果战事延长或扩大到欧洲以外，则结果“殊难逆
料。”[6](一,P694)
蒋介石让华德传话的意图在于分化德日关系，并促成欧战及早结束，使英、美等国有更多精力关注中国抗战。
欧洲战局的变化异常剧烈，法国于6月中旬败降德国，英军则撤出欧洲大陆。欧战的这一变局对远东局
势亦构成冲击，日本乘机向法国提出不准军用物资经越南输入中国的要求。6月20日，法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全面封锁中越边境，并准许日本派出军事专家入越监督。
永磁同步电机日本干预中越交通事务暗含侵略越南的企图，这对中国抗战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日本一旦进占越南，将可能进一步以之为根据地侵袭中国云南，从而完全切断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命脉，到时英、美即使迫于形势与中国建立
军事同盟关系，其对中国抗战所能发挥的助益作用也将大越南国民党
为削减。为维护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蒋介石极力推动美、英阻止日本对越南的侵略，同时也希望德国能对日施加压力。6月21日他致电驻德大使陈介:“务设法使德国
警告倭方，制止其不致进去安南为要。”[6](一,P694)
由于苏德关系较为接近，他也希望苏联能对德施加影响，于同日致电驻苏大使邵力子:“务问苏俄能设法向德国提请从中制
止，使倭不敢进去安南也。”
[6](一,P377)
陈介在6月23日的回电中表示了乐观的看法:“日于此次欧战并未参加，不应乘机渔利，日既已得法方满意答
复，尤难有所借口。”[6](一,P694)
6月28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曼向陈介表示：德国对日本关心的越南问题暂不作答复，德在越南没有利益，也无力遥制，但清楚越南在交通上
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会予以“特别注意”。
[6](一,P695)
交涉中传来的信息无疑是积极的，这使国民政府对交涉结果产生乐观情绪。据唐纵7月8日日记载:“日本曾派人赴罗马、柏林，意欲将越南置于日本势力之下。据报，德国不理，对之非常冷淡。如日本不能取得德国同意，则其
企图势必受挫。”[5](P140)
为此，蒋介石决定加强对德联络,
“派桂永清、齐焌二人赴德，欲有以改善邦交。”
近亲吧[5](P143)
在中德就越南问题进行交涉时，国民政府内倾向苏、德的势力也有所抬头，有人甚至提出弃英联德的主张。7月2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孙科指出:“惟吾人应明白表示，如缅甸方面亦允敌请，吾人只有取西北路线，积极联络苏德，德在欧洲已稳操胜券，更应派特使前往，除外交外，并应发生党的关系。英国在欧已无能力，必将失败
也。”[4](第六册,P184)
蒋介石对涉及中国外交路线的问题采取了慎重的态度,7月5日他在七中全会上通过《目前外交之一般检讨》的演讲对欧战变局做了回应。对于外交政策，他指出：英、法的欧洲败局对远东不能产生过大影响，因为与远东有关的主要势力是美国和苏联，他们对日战争的准备在增强，因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必变更。对于中德关系，他以为：欧战的结果使德国地位益增重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当然要尽力“增进中德友谊”，但“不必如何强求速效,
显着痕迹”。
[7](卷十七,P385)
从蒋介石对欧战变局的反应来看，其对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并未发生改变，即远东反侵略力量仍强于
侵略力量，反侵略力量的合作仍在加强之中。所以，其推动对德交往虽有进一步探察国际局势走向之意，但远未到联合德国、转变中国外交路线的地步。此间，蒋介石对德外交的直接目的是维护中国西南对外交通孔道的安全，这从根本上讲仍是服务于联合美英战略的。
由于德国态度发生转变，蒋介石利用对德外交阻止日本势力进入越南的努力未能奏效。希特勒起初并不希望日本借法国败降之机以取巧手段扩充其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但鉴于德国对英战役未获满意结果且美国强力支持英
国，最终决定满足日本的要求。②
法越当局在9月22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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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①②参见马振犊主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Bernd Martin .
Ger many bet w een China and Japan:Ger man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inter war peri od，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日方正式签署了《日法越南协定》，允许日军使用越南北部的三个机场和海防的一个港口。
德国不仅在越南问题上同日本达成默契，还伙同意大利和日本于9月27日缔结了三国同盟。这一军事同盟促使国际局势进一步朝明朗化方向迈进，因而符合中国推动国际反侵略合作的战略需要。蒋介石认为：三国同盟的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3](P52)但是，当王世杰提出召回驻德大使的建议时，蒋介石却表示“不赞成”。[2](P353)蒋不主张在此时破裂对德关系，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利用中德关系刺激英、美加强对华合作，推动远东反侵略联合阵线尽早形成。10月1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对法国屈服后重庆一度出现“倾向德国之运动”表示了关切，并希望了解中国的对德态度。对此，蒋表示:“我等中国人素讲信义，既不甘屈服于强国之威胁，亦不鄙视战争失利之国家。法国屈服之后，中央领袖，却有大部分主张重行考虑我国政策，然我人仍主张坚守此项原则，不应更张，我人决不愿改变我国家之特性。”但是，当卡尔问及倘若日英乃至日美发生战事中国作何态度时，蒋则没有做正面回答:“中国之态度，将视英、美对华之态度而定之。”在英使的追问下他才表示，倘中、英、美联合对日作战，中国“自应对德宣战”。[6](一,P41-42)另据王世杰日记载，在接下来的两天中，蒋介石还曾向卡尔表示：如两个月内英美不能与我合作,“则我将另谋出路”。王世杰认
为,“此种表示无益而有害，因英使固确知蒋先生决不会为谋办法(如联德、对日谈和之类)也。”因此，他劝蒋“勿续以此种意思向美使表示”。[2](P362)另一方面，通过维持中德关系保持中国对外关系的相对平衡，避免中国抗战国际环境的恶化。由于苏联与英美的关系尚不融洽，所以蒋介石仍在顾虑破裂对德关系会对中苏关系产生不良影响。他担心，加入英美战线后,“如新加坡或昆明失陷，则我国战线固不能与英美取得联系，完全限于孤立；而一面又遭俄忌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甚至转使倭寇与中共妥协以谋我，此于我最不利也。”所以，他认为面对三国同盟后的局势,“下策”是“中倭媾和”,“中策”是“参加英美战线”，而上策则是“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蒋介石显然已经改变了欧战之初急于对德宣战的策略，认为日本加入德、意阵线后,“中倭战争自可包括于欧战之内，而我反无急求参战之必要”。[3](P61-62)
三、对德绝交乃至宣战
德日意三国同盟形成后，中德关系更趋恶化，其诱因即为德国对汪精卫伪政权的承认问题。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约见陈介，在秘谈中首先论及德苏关系紧密、英国处于败势和美国参战亦于事无补的看法，接着提出调停中日关系的问题，为达目的还以承认汪伪政权为要挟:“近闻日自新内阁成立后，亟图解决中日问题，已拟于近日内承认南京政府，日如实现，意德因与同盟关系，亦必随之，他国或尚有继起者。此于中国抗战，恐益加困难，于中德关系亦虑启影响，诚恐委员长无论如何主张抗战到底，或仍以英有援助能力，故将国际趋势尽情为阁下一言，倘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达
蒋委员长及贵政府，加以考虑，以免误此最后时机。”[6](一,P698-700)
蒋介石接到陈介关于里宾特洛甫谈话情况的报告后，并未直接给予回复，而是先与美国方面取得了联系。11月19日外交部次长徐谟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将德国劝说国民政府与日本议和的情况通报给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并有意提出:“中国若与日本议和或竟加入轴心，则德国可保证日本必忠实履行其和平条款，不致越出范围。”[6](二,P115)11月21日蒋介石在约见约翰逊时再次提及德国调停之事，指出:“李宾得罗甫曾于柏林劝告敝国驻德大使陈介称，中国如不能及时与日本言和或加入轴心国家，义、德将承认汪伪组织。”[6](二,P117-118)他在谈话中还指出德、意承认汪伪组织可能给中国抗战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及美国在挽救此恶劣影响中的重要性。德国拉中国“加入轴心”的情况在陈介的电稿中并未明文显示，而蒋介石却如此表示，明显含有刺激美国加强对华援助之意。
同美国沟通后，蒋介石遂致电陈介，让他向德方表示:“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如是我国知日本已放弃其对华侵略，自不难循正当途径恢复和平”。[6](一,P700-701)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是不可能答应撤军要求的，蒋介石的答复实际上等于婉拒了德方的调停。
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这无疑增加了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德、意等国承认汪伪的可能性。为表示事态的严重性,12月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倘有任何国家承认汪伪组织，中国则不得不与该国断绝通常关系。
在日本承认汪伪当日，陈介曾致电外交部，指出日汪伪约中“防共与华北内蒙驻兵”的内容系对苏联而发,“与德现时联苏政策不符，亦与其为日向苏说合之皆有悖”。[8](P419)对此，蒋介石在12月2日致电陈介：德方如再谈及议和问题,“可问其日本何以在德与我谈话未断绝以前，即承认伪组织，此乃欺骗其盟友毫无诚意之表示。而且日伪条约尚有共同防共与不肯放弃内蒙、华北驻兵权利，是显然违反三国同盟对俄之方针，无异嫁害与其盟友。”[6](一,P701)但是，苏德关系到1940年底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国在基本取得西线胜利后决定了东侵苏联的军事计划，所以蒋介石利用苏德关系分化德日关系的策略不会取得任何效果。
自欧战爆发以来，蒋介石对表面上较为接近的苏德关系一直心存顾忌，为此在疏远德国的同时还在维持残存的中德关系，避免给苏联留下中国已不顾对苏关系而完全倒向英、美的印象。当苏德关系恶化时，蒋介石对中德关系的破裂则不再有过多顾虑，决定停止作为中德关系基础的对德贸易。翁文灏1941年2月3日日记载:“应蒋召见。蒋言，德购钨砂29吨不应运德，恐苏联知之不安。”[9](P119) 2月4日日记载:“德购钨砂事，孔盼实行。蒋仍不允，谓非形势所许”。[9](P119)所以，尽管孔祥熙仍在试图推动对德贸易，翁文灏还是按蒋介石的意见回绝了德方的要求，其2月24日日记载:“接见Hap ro(注：合步楼公司)之W evner，彼索运钨砂20吨甚力，余以蒋嘱停运，故婉言暂缓，请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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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解。”[9](P124)
6月22德国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宣战。蒋介石出于联苏抗日的考虑，支持苏联对抗德国。他在6月24日接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时，竭力推动美苏合作，表示:“倘美国不即于最短期中声明，决心积极援助苏联抵抗侵略，苏联恐与日本成立谅解”。但当高斯问及中国曾否对欧战新形势发表声明时，他则表示:“我人不准备发表任何声明，盖我人只注全力于远东局势，况英苏两国尚未表示其对日之态度”。[6](二,P144)显然，蒋对英、苏迟迟不对中日战争表明态度仍耿耿于怀。
由于需要推动日本攻击苏联，并希望通过汪伪组织在华获取物资，德国在7月1日承认了汪伪政权。国民政府对之劝阻无效，遂于次日发表了断绝中德外交关系的声明。
蒋介石在7月7日出席“总理纪念周”讲话中特别就对德绝交问题做了说明：德国承认伪政权是对中国的侮辱，如一味隐忍而不采取适当步骤，就失去了国格；日本要求德国承认汪伪的目的不在于增加汪伪的地位与声势，也不在于造成结束“中国事变”的态势，而在于为德国劝说国民政府与汪伪合流创造条件，所以有必要对德绝交以打破日本阴谋；中国对德绝交使德国在外交上蒙受损失，为此德国会要求
日本依据三国同盟条约实行参战以作补偿，这样世界侵略集团的阵线会更分明，而反侵略集团的营垒会更“坚强而单纯”。[7](卷十八,P258)可见，蒋介石作出绝交决定，目的不仅在于表现坚决抗战之意，还在于试图以此推进国际反侵略合作。
12月8日日本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因之爆发。此时，蒋介石认为对德宣战时机已到:“本日闻倭袭击英、美后，余对美、英、苏俄三国即提出共同作战之建议；同时即对倭与德、意分别宣战，而且对德、意宣战尤先于美国。此皆可见我政府独立不倚之精神也。”[3](P200)12月9日，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对德意志、义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6](一,P704)
四、结语
欧洲战争爆发后，国际侵略与反侵略阵营间的分野日益明显，中国与德国间的战略矛盾由此凸显出来。蒋介石为实现其建立远东反侵略联合阵线的外交战略，有意疏远了同德国的外交关系，致使中德贸易逐渐陷于瓦解之境。
中德矛盾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加深，但蒋介石直到德国承认汪伪政权才决定对德断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对不明朗的苏德关系颇有顾虑，虽更倾向于同美、英合作，但也不愿因过早破裂对德关系而恶化对苏关系。其二，利用对德外交分化德日关系，阻止日本利用德国战败法国之机在远东扩充势力范围，以维护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的安全。其三，利用中德关系自抬身价，增加与英、美、苏
谈判的筹码，促使他们尽快与中国形成抗日军事合作关系。
总体而言，蒋介石对德外交的运用顺应了国际反侵略合作的大趋势，有利于稳定和改善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当然，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和中国国力的制约，其对德谋略的实际效果终究有限。美、英对华实质性的军事合作起于日本对美发动进攻的珍珠港事件之后，而非蒋介石决定疏远乃至断绝中德外交关系之时。
[参 考 文 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
辑第三编(外交)[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2]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Z].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90.
[3]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
十二册[M].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
[4]王子壮日记(手稿本)[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2001.
[5]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
僚唐纵日记[Z].北京：众出版社,1991.
结合犯[6]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三编：战时外交[Z].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
史委员会,1981.
[7]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Z].台北：中国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8]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六编：傀儡组织(三)[Z].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
会党史委员会,1981.
[9]翁文灏日记选(1941年)[A].近代史资料：第104号
[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On the evoluti on of Ch i a ng Ka i-shek’s a ttitude toward
Germany fro m1939to1941
泰山亚龙湾水上乐园ZHANG Zhi2dan
(Edit orial Depart m ent of Journal,Changchun Nor mal University,Changchun130032,China) Abstract:After the Eur opean war br oke out,Chiang Kai-shek intenti onally alienated and severed di p l omatic re2 lati ons with Ger many as a s ource of Eur opean war in order t o realize the di p l omatic strategy of building anti-ag2 gressi on united fr ont in Far East.W hen there e merged a favorable change f or Ger many in the situati on of Eur ope2 an war,Chiang Kai-shek once strengthened the contact with Ger many actively.But that was mainly a tactic of p reventing Japan fr om occupying French V ietna m and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of s outhwest China and it did not mean the shift of his strategy of p r omoting internati onal cooperati on in anti-aggressi on.
Key words:Chiang Kai-shek;anti-Japanese di p l omacy;relati ons bet w een China and Ger many
[责任编辑：樊建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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