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谤满天下的“裱糊匠”
作者：商昌宝
来源：《粤海风》2014年第06期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世。的确，19世纪中后期，身陷内政外交危机中的大清帝国，还能够苟延残喘半个多世纪，端赖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这些治世之能臣。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说，李鸿章“一切实务兵政，皆出其手，而晚清数十年之外交，尤一一身当其冲，惟日孜孜，自是一代人才”。蒋中正在读完《李鸿章家书》后对陈布雷说李鸿章其人具有“安邦治国的宏才大略”，“在咸丰、同治和慈禧这几个庸主的手下也能办大事”。然而历史的无情在于，即使这些治世之能臣穷尽了全力，但仍然逃不出王朝频遭屈辱与不可挽回地覆灭的结果。于是，在大清帝国的各种是是非非中，他们也一同接受着世人的非议、嘲讽和诟病。 作为晚清力挽狂澜的重臣，李鸿章的横空出世与“谤满天下”是与近代中国痛苦转型紧密相关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当年反对派们的清议与弹劾，还是后世的主流历史叙事，早已经给李鸿章以盖棺定论：软弱、妥协、投降主义、误国、卖国、汉奸……或者可以 说，李鸿章就是晚清屈辱史的主谋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制造者，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推动者。这些定论不但写入历史教科书，而且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记忆。
究竟如何来看待和评价李鸿章，其实并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和定论，而是关乎近代中国转型的理性认知和追寻价值认同的课题。
归纳起来说，李鸿章的“谤满天下”，主要体现在外交，即他自己所说的“和戎”方面，时人胡思敬在庚子事变议和中曾有诗为证：勾股数“还朝贼几伤裴度，免胄人皆望叶公。留得中兴元老在，一生功过在和戎。”
不妨选取几个典型案例简要梳理和置评一下：
关于“马嘉理案保心包”。1874年清政府因为“马嘉理案”与英国特使威妥玛谈判破裂后，李鸿章被授权全权大使设法“调停”“高应朴弥缝”，在多方周旋后签订了中英“滇案条约”[1]。这个包含“昭雪滇案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
”“优待往来各使节”“通商事务”等“三端十六款”和一个翻译后修饰
“另议专条”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的条约，于清政府这一面来说，确实利益受损，例如清政府派员到英国道歉，赔偿金为二十万两银，英国派员 到云南查看通商情形，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洋货缴纳子口税后免去各项内地税，英国可派员由甘肃、青海或四川进入西藏然后到达印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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