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舜水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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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电影评介》2021年第02期
早在民国初期，电影这种新式媒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便受到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提出将电影与教育相结合，“关于通俗教育，尚有一轻而易举之法，则电光影戏是也。影戏之成本较轻，而收效至易”[1]。商务印书馆1918年起开始拍摄的一批为新学教育服务的影片，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电影的最早实践。
1927年后南京国民党政府虽然在形式上控制了国家，但对于目不识丁的众多乡村民众而言，“党国”“国家”“民族”等字眼仅是些抽象符号而已，和他们的生活并无紧要联系。即便抗战爆发后，很多乡村民众仍然认为这和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争并无多大区别，因此，如何动员起广大乡村民众就成为当局的当务之急。然而由于连年征战，国民党政府财政上掣襟肘见，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在全国乡村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这时电影便捷有效的宣传功效就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青睐，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教育电影和电影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
浙江自古以来常开风气之先，又临近其时的首都南京和电影业中心上海，在抗战爆发之后浙江教育电影的推广和电影教育的开展迅速走在了全国前列，成为具有样板意义的考察对象。
一、抗战：一个特殊的时代语境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很注重文化艺术领域的管控，对电影这种新型媒介更是异常重视。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设立了艺术股，其职权就包括对电影的管理，1932年艺术股更是直接改设为电影股并开始拍摄教育电影。抗战爆发后迫于形势所需，南京国民党政府认为启发民智、动员民众、救亡图存才是电影最重要的作用，于是教育电影和电影教育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内涵。
（一）电影受众重心从城市转向乡村
20世纪30年代前，电影受众在中国主要局限于城市范围，那段中国电影受众史几乎可以等同于中国城市电影受众史。然而抗战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战争的伟力”潜藏于广大乡村民众之中，广大乡村民众才是亟待唤起的抗战动员主体。《电影到农村
去》一文呼吁大家认识到农村“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人民生活的泉源”[2]，还有人甚至直接把抗战电影称为“农村电影”，因为他认为这类电影的受众大多是农村观众——而他们恰恰应该是承担抗战任务的主体。[3]“最后胜利寄存于全国乡村及广大强固之民心”，所以必须“动员千百万的劳苦农民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4]然而在当时的农村，传统动员形式收效甚微——识字率低下是当时在乡村进行动员的重大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的工具价值迅速凸显。
（二）电影功能从娱乐价值转向工具价值
电影是“大众化的恩物，它不歧视文盲”，[5]“可以指导社会，开通风气”，“于陶情冶性之中，收潜移默化之功，为图画、唱曲、小说所不及”。[6]还有人明确指出了电影包含有艺术、教育、宣传这三大优秀质素，“作为救亡宣传的利器，凭藉着科学对电影独厚的赋予”，至少具有“广大的号召”“生动的事实”“强烈的刺激”这三大优点，“到了神圣的抗战时期，它就一变而为救亡宣传的机械化部队了”。[7]陈友兰在《电影教育论》一书中甚至引用了爱迪生的话来佐证电影的巨大作用，“谁支配着电影，谁就把影响民众的一个最大权威操在手内”。[8]
1934年3月，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在省政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大力推广教育电影：“电影表演真切，感人最深，欧美各国，莫不利用之以为辅助教育，宣扬文化之工具”，“是项影片，如能普及全国，深入农村，其功效之宏达，自不待言。”[9]浙江省第二电影巡回施教队在工作报告中也指出，电影“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不怕对象的参差不一，尽管披着戏剧的外衣，而做说教的目的”，“无论怎样愚笨的人，决不会看不懂电影，至少能看懂一部分而向另一观众发出‘求知’的探讨”[10]。可以说在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电影的娱乐价值早已退居其次，而工具价值则被无限放大。 二、抗战时期浙江如何推广教育电影
教育电影“就是指以教育为目的而制作的电影”，尽管其“内容对于教育的目的有广狭之差别，然无论如何，总是不离教育的”。[11]浙江放映的教育电影早期以科教宣传片居多，重在传播科学知识、宣传政策、辅助新式教学。随着战争的推进，抗战主题的电影越来越多出现在各地巡回放映中，“抗战救亡”成为教育电影最重要的主题。 （一）政府为主，社会为辅：教育电影背后的推动力量
抗战时期，教育电影在浙江各地的推广体现出明显的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特征。
首先，教育电影巡回放映所需各项活动经费基本都是由政府支出。在浙江省教育电影推广之初颁布的《浙江省电影巡回队映演教育影片办法》中明确规定，“电影巡回队所需要的一切费用由省教育厅经费项下支给不受地方供应”，“映演教育影片绝对不向观众征收参观费”。[12]事实上也是如此，譬如浙江省第六电影巡回施教队的九百元开办经费均由省教育厅和学区各县共同承担，“除呈请教育厅拨补三百元外，余由本省学区各县共同负担。”该巡回队的日常费用同样由政府开支，“教育电影巡回队人员到达各县时，膳食由当地教育机关供给，每次每日开映之材料等费，由各该县政府津贴法币五元，以维经常费用。”[13]
其次，教育电影放映所需器材也是政府提供。除了浙江省教育厅统一下拨专门经费，许多地方政府也大力支持，以致当时浙江教育电影巡回放映队的器材在全国而言都属于先进之列。比如东阳县政府1936年设置教育电影机构之后，旋即在上海采购16米E型放映机一架以及变压器等器材，[14]1937年东阳县立民众教育馆“赴沪购到移动发电机配电箱等电化教具等件”。[15]先进的便携式放映器材无疑更利于巡回放映，从而更有效地推广教育电影。
再次，教育电影技术人才的培养同样由政府牵头组织。1936年教育部在南京开设电化
教育人员培训班，分设电影教育、播音教育两组，学员由各地选送。浙江省教育厅选送的16人中有13人是电影教育组学员，为各省之冠。参训学员的衣食住行费用均由省教育厅支付。[16]值得肯定的是，浙江省选送的电影教育组学员中，仅有2人是教育厅职员，其余11人分別来自不同学区——旨在全省范围培养教育电影种子人才，以便他们学成归来后在全省各地带动教育电影人才的成长。1937年年底浙北大部分地区沦陷，民众教育馆的电影放映队也随之解散。针对这一不利状况，浙江省教育厅迅速制定了《浙江省实施播音教育网及电影教育网办法》，成立了浙江省电化教育工作者协会，举办电影技术实习班，为教育电影培养技术人才。瞬时速度中心
最后，不该忽视的是，在浙江省各级政府如此大力推广教育电影的背景下，民间一些机构和团体也开始自发地成立相关组织，以协助政府共同促进教育电影在全省的推广，其中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杭州分会、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宁波青年会为代表。[17]
（二）巡回放映，电影施教：教育电影推广的主要形式
早在1934年，浙江省教育厅为启迪民智、发动乡村、辅助学校以及营造社会教育氛围，就组建了电影巡回队放映教育影片。起初电影巡回队只设干事、机师各一人，两人自广东药学院图书馆
行携带影片及器材赶赴各县巡回映演。教育厅明确要求巡回放映时每县巡回一两个星期，尤要注重农村路线。[18]因为巡回队人力物力有限，浙江教育厅和各学区政府特地要求“各县映演次序排定后，应由县政府通饬经过各地自治公安教育等机关一体协助进行”[19]，以保证巡回放映能有效开展。教育厅还要求在机师进行放映时，干事应对放映内容进行详细讲解，以帮助观众更好地接受。后来在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以巡回放映为主要形式在浙江各地推广教育电影，在告知民众时局发展、启发民众国家观念、鼓舞民众参与救亡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小觑之功。
1937年12月24日日軍攻占杭州，教育电影推进的势头戛然而止，嘉兴、杭州等浙北地区的诸多民众教育馆相继关闭，教育电影巡回队也随之停办。迁至浙西南的浙江教育厅深知教育电影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弃教育电影于不顾，反而迎难而上制定了浙江省电影教育网组织办法，并拨付款项作为专门费用。[20]1938年浙江设立了11个教育电影巡回区，使教育电影在全省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推进，同时各地民众教育馆也协同本地教育电影的推广。[21]
1939年起，浙江原有各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全部取消，改设教育厅直接管辖的电影巡
回施教队五支，除定海、象山、南田、宁海4县划归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讲映，鄞县、兰溪、东阳3县由各县电影教育施教队自行讲映外，其余各县均由省教育厅随时指定。[22]除此之外，省教育厅督促各县成立教育电影巡回队，并敦促各教育电影推广机构继续摄制和购买抗战影片，设立固定的教育电影讲映场，[23]形成了浙江前所未有的覆盖最广的电影放映网。
新型功能材料 1942年日军开始侵犯浙西南地区，金华、丽水等地的教育电影推广工作陷于困顿状态，全省原有的5个教育电影巡回施教队也缩编为两个，甚至因为战时种种困难一度陷于停办状态，[24]直到1943年5月一个电影施教队才重新开始工作。虽然处境举步维艰，但浙江教育电影的推广工作一直没有放弃，并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三）教育电影在浙江的影响南传术数
抗战时期在浙江各地巡回放映教育电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抗战电影和广大观众之间营造意义共享，从而激发观众情绪，构建他们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情感。
1937年2月至3月间，浙江省电化教育服务处特派人员赴杭州各中学放映教育电影。此
次放映前后共持续三十三天，观众约10875人。[25]当然，教育电影的推广重心显然在乡村，所以很多巡回放映队常常深入到偏远的乡村进行放映。1937年巡回放映队在镇海小亹放映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村姑村妇都来了，有许多还穿着平时放在箱子里，非做客人不穿的红红绿绿的新衣服，两三个一堆一堆站着在谈论，房外都已站满了人。”放映结束之后，乡长和校长不仅热情款待放映队员，甚至还要求放映队员再留一天，次日再放映一次，乡长和校长说：“这样难逢的机会，此地人也决不会放你们去的！”放映队员婉言谢绝，因为“明天，一个新的地方，又有着许多人在渴望着呀！”[26]教育电影在浙江各地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当然，无论在什么地方放映总不缺观众。浙江省第六电影巡回施教队在临海、仙居、天台、黄岩、温岭等地放映四十六场，所到之处皆广受欢迎，“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每次的观众，至少在八九百人以上，多则三四千人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把前后四十六次的观众加起来，也有十一万二千余人的光景”。[27]电影巡回队在兰溪放映时，“不特当地民众空巷，且有自五十里外赶来者”，“观众竟达二万，行踪所及，不特盛况空前，其给予民众影象，亦至深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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