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旺1，颜鹏飞1
(11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转变为演化经济学“共享心智模型”的过程。认知、制度与环境或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成为诺思近期重点研究对象。诺思的整个理论体系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诺思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反作用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关键词：理性选择模型；共享心智模型；认知；制度演化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5)12-0021-04
诺思(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①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不会陌生，不过，对于诺思近期对制度变迁的重新思考我国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90年代以来诺思重点考察了认知、制度与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逐渐提出较为完整的制度演化理论。尽管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就此进行了一些探讨,②但是，对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尚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试图在上述学者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首先简要回顾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然后重点阐述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发展以及由
此引发的理论思考和启示。
一、从均衡分析转向演化分析
黄埔造船厂 从1970年代至今，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如下的转变，即其模型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制度创新模型)转变为演化经济学的“共享心智模型”，其分析方法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静态的分析转向动态的演化分析。转变开始于90年代左右③，由此我们大体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来考察④。
在早期的制度分析中，诺思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制度变迁，首次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概念，并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在他看来，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潜在收入增加时，就会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形成了制度的非均衡，从而发生制度变迁，进而形成新的均衡。制度变迁被看作是当事人对相对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获利机会的自发反应的结果，是需求诱致的。但是，仅有制度创新的需求还不足以导致制度创新，也会出现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不应求的情况。因此，制度的供给问题日益引起了诺思的重视，这突出地表现在诺思的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一书中。通过修改“理性人”假设，诺思提出了包括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⑤
随着对制度变迁探索的深入，诺思逐渐认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演化过程。在1987年《制度、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指出“理解制度和制度变迁之困境(dilemma)的关键就在于，人们能否认识
到那些构成他们的行为准则和规则的东西，仅仅是在一个长时期中逐渐演进的(will only gradu2 ally ev olve over a lifetime)。制度分析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研究博弈规则，而是研究个人对这些规则的反应。尽管这些规则可以在一夜间改变(may changes overnight)，但个人对规则变化的反应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缓慢的适应过程。规则的变化要求规范、惯例和非正式准则的演进”[1]。
1990年的著作《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既是对诺思80年代学术探索的总结，又开启了认
收稿日期:2005-10-15
作者简介：刘和旺(1972- )男，安徽安庆人，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
甘地主义颜鹏飞(1946- )，男，湖南益阳人，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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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私法论文
知与制度演化的研究。在该书中，诺思使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制度变迁：第一，制度变迁是对新的经济要素做出的反应，这表现为相对价格和偏好的改变。第二，他还区分了制度和组织，认为企业家(组织或个人)捕捉现有制度提供的机会，引起了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源于理性的企业家为节省交易费用而诉诸制度创新的结果，从而拓展了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的制度变迁模型。同时，该书又坚持了演化分析的理路，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理论必须建立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上，因此他加强了对个体认知心理和行为的分析，引入了学习机制来说明制度演化过程，这成为诺思后期制度演化理论的基点。
此后，诺思日益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逐渐把考察的重点放在认知与制度的关系方面，强调努力理解人类如何学习，似乎是通向理解人类周围世界之精神构架的捷径。在此探索过程中，诺思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演化理论。其中，认知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那么，诺思为何要引入认知因素呢?
二、引入认知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制度的研究不能一开始就假定存在各种不同的制度，然后通过比较各种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的大小来进行制度的选择，要解释制度起源及其演化过程，就必须首先要引入认知模型。因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人的行为假设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假设及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均无力解决动态制度变迁所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
首先，不确定性问题。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加强了对环境的控制，当人类逐渐获得了对自然环境的更大控制力时，因人类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文环境的不确定性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当事人信息的不完备以及由此引致的对其行为反馈的不完备，都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除此之外，人类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充满新奇性。
其次，有限理性问题。经济学家西蒙基于经济中的当事人自身信息的非完备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较早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假定。他认为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进行次优选择，追求较满意的目标。诺思基本上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当事人信息的不完备以及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人类不得不努力设定一系列的结构，比如信念、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来弱化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类认识环境的能力。诺思⑥认为，在不确定性的世界，制度构造了人类互动的结构，它能帮助个体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它是弱化不确定性的主要手段。
因此，正如早期哈耶克在理解社会秩序的性质时，不得不回过头研究人的大脑的活动秩序一样，诺思晚期正是认识到新古典范式的制度分析无法真正理解现实的制度演化活动，才逐步开始讨论制度演变过程中当事人的认知和行为。
三、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发展
可以说，对当事人认知及其演化的关注是诺思学术探索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认知因素引入之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诺思重新诠释了“制度”这个概念。诺思从四个重要维度澄清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模糊的制度范畴：第一，从制度产生的方式看，可分为人造的制度(如宪法等)和演进的制度(如习惯法等)；第二，从制度存在的形式看，可分为正式制度(如产权、政治制度等)和非正式制度(如习俗、行为准则等)；第三，从制度运行层面上看，可分为制度本身和组织，前者是游戏规则本身，后者是在前者约束下有目的共同创立的具体机构；第四，从制度与意识形态(认知)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和制度都可以看成是共享心智模式(mental m ode)的类别[2]。并且心智模式决定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外在的选择，制度结构也反映了时间进程中信念的积累。制度被看成是“共享信念”或协调性知识的总和，缩小了我们为了行事成功而必须了解的东西的范围。它能使我们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更准确的预期，即使我们并不掌握关于他们的详尽的知识，这是从认知或行为经济学角度对制度内涵的重新解读。
其次，诺思建立了制度演化模型。诺思认为，制度实际上是人们认知活动的交流的产物，它是在共享心智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在此,Denzau和North;Mantzavinos、North和Shariq提出了一个“共享心智模型”[3]。在他们看来，有限理性的当事人依靠某种心智模式进行决策，通过预期和意识采取行动，环境的变化通过信息反馈影响当事人的认知，当事人通过其心智模式对这些变化进行评价和判断，从而形成新的预期。如此循环，构成当事人认知和环境的一个互动过程，这是一个心智模式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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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学习过程不仅能够使得个体的心智模式适应环境变化，而且能够促进心智模式本身的演进，产生新的心智模式。因此，环境反馈在决定心智模式的稳定和创造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如果环境反馈被同一个心智模式反复认可，那么该模式就趋于稳定，这个稳定的心智模式就是“信念”(belief)。鉴于当事人处在一个相互交往的社会网络当中，个体的学习就变成了一个共享或者集体学习过程。动态地看，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异质心智模式的当事人相互的知识交流，不仅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式，而且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该模型会稳定下来，并固化成共同的行动规范，这就是制度。制度促进了秩序，秩序是从心智模式中不同的个体分歧中出现的，这些分歧是继续演化的源泉。
在“共享心智模型”中，诺思明确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机制。他认为，一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是在人类自发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变化的，它“确实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正式制度则是外在强加给共同体的，它是统治者之间相互关系演化的结果，集体学习在国家演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不同社会中学习性质的不同，是国家作为一个强制机构出现的关键。这是因为个体的学习内容主要取决于环境反馈，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的个体比那些在原始部落的个体将会获得不同的经验。例如，在从人格化交易转向非人格化交易⑦的过程中，由于
社会成员可以彼此学习和模仿，放大了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人们不得不依靠专门提供保护的机构。(2)在从提供保护的专门机构发展到专门提供保护的国家的过程中，统治者和选民都经过了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国家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麦克米伦缺口
第三，重新说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成因及其传递途径。诺思先是从制度的报酬递增和市场的不完备说明了路径依赖的广泛存在。现在，他进一步揭示了路径依赖的传递途径和认知根源，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先从认知层面开始，经过制度层面，最后达到经济层面。信念决定了制度结构，因为认知的路径依赖(cognitive path depen2 dence)，制度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认知和制度的路径依赖将会导致经济的路径依赖(economic path dependence)。
四、理论的思考和启示
对认知和意识形态的重视，从诺思自身逻辑体系的发展来看，固然在于诺思通过自我反省或者从他的批评者那里愈加意识到新古典的比较静态的分析难以胜任长期制度演化的分析，因此，诺思吸收了马克思、康芒斯、熊彼特、哈耶克(Hayek)和哈钦斯(Ed Hutchins)等人的思想，逐渐提炼出了他的制度演化理论。对于他的理论综合⑧，笔者想指出如下两点: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诺思的整个理论体系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诺思的制度变迁的理性选择模型虽然反映了个体或社会组织在既定的资源、技术或环境约束下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但是，还有
诸如利益集团和政治过程等因素都会影响制度安排；它也不能说明由革命或外来冲击所引发的社会的突变。后来，诺思逐渐认识到国家的强制性质，也力图在的经济学的框架内解释不同个人(包括政治家和选民)和利益集团的谈判力如何引起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以后，又借用哈耶克的理论来说明集体学习在国家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家的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虽然在经济学文献中，诺思第一个系统阐述了统治者如何会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4]，但是他还是忽视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的权力问题被归结为谈判力问题，并最终被归结为信息问题，无视了社会的初始条件(如人们拥有财富量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等)对当事人的权力分配或制度结构并进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交易费用的框架根本不能解释历史上所发生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阶级斗争)。制度创新在诺思看来，它只能由统治者发动，因为他们能够解决搭便车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其次，诺思用路径依赖理论将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分析方法具体化，创造性地将文化传统融入了一国历史演进的制度分析之中[5]。为此，诺思借用了哈耶克文化演进论和哈钦斯的认知理论⑨来说明文化传统或认知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同哈耶克一样，诺思认为，在劳动分工尤其是知识分工条件下，市场是一个发现潜在的知识的动态过程，价格是一种信息交流的机制，它可以克服我们对大多数事实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他人之间的隐性知识。制度规则在知识协调、稳定预期和形成一定秩序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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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⑩。但是，哈耶克并未讨论“西方如何致富”的观点，也没有讨论今天的制度被“选择出”的实际机制，只是断言这是集体学习的结果。
尽管诺思的制度演化理论远不成熟，也存在诸多缺陷及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但是，诺思对制度演化重新思考也再次提醒我们在保护层面上的制度移植、兼容和融合，应该以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为前提，不能凡是合理的就能移植。忽视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历史环境就会犯“桔生淮北则为枳”、“播龙种而获跳蚤”甚至出现“”而亡党亡国的错误。20世纪中期以及末期，根据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来制定本国改革和转型政策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遭遇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一个证明。
氯化铯 注 释:
①本文认为“制度变迁”、“制度动态”和“制度演化”都表示类似的意思，近期诺思的理论多用“制度演化”术语。下文“学习”与“认知”的意思基本相同。
②在《评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一文中,(参见《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韦森对诺思的从建构理性主义向演进理性主义转变的制度变迁作了很好的梳理；周业安先后在《制度
演化理论的新发展》(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和《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文章中，从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视角重点探讨了诺思的思想及其影响。本文则想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进行讨论。
③鉴于任何分期都具有随意性，也鉴于诺思思想的延续性，很难提出一个准确的分期。诺思最早在一篇极具原创性的论文(1987,Institutions,T ransaction C osts and Economic G rowth,Economic Inquiry(July1987))中就已经提出，行为规则和准则是在一个长时期中逐渐演变的；但是，较完整的制度演化的理论提出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2 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2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之后，故依此分期。
④此处可参考韦森的《评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该文载于《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目前，学界对这个模型已经相当熟悉，本文从略，详细分析参见戴维・菲尼:《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载《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⑥在此他更大程度上受到了R onald Heiner((1983),“The Origins of Predictable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2 view,73，第560-95页)的影响,Heiner认为个体通过限制可得到的选择束，从而使行为可预测因而减少不确定性。诺思(1994,“Shared mental m odels: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with Denz
载体蛋白au,A.T K yklos47，第3-30页)认为意识形态在使人类行为可预测方面对制度起了补充作用，尽管制度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外在环境，意识形态则塑造了内在环境，因此使得在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许多问题上个体的选择可以预测。
⑦对人格化交易(pers onal exchange)、非人格化交易(impers onal exchange)国内学界有多种译法，笔者选取其中的一种。诺思(1987;1995;1999)认为，所谓“人格化交易(pers onal exchange)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所谓“非人格化交易(impers onal ex2 change)，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
⑧这种理论综合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制度演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嵌入在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网络中，是一定社会个体(政治家)和集体(集团或阶级)相互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和参与政治过程的有关当事人(信念)都对制度演变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早就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了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以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⑨他(1995)认为，认知活动是对内部和外部表征的信息加工过程。
⑩但是，与哈耶克不同之处有两点，第一，在交易费用的框架下，诺思更加强调“制度”的作用。他认为，
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即交易成本为零，只需要市场(价格机制)就可以实现知识的协调。但知识协调需要耗费成本，它是交易费用重要组成部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世界中，制度是最重要的协调机制。第二，哈耶克的思想更多地把制度演进看作是自发秩序，对当事人在秩序演进中是否具备能动作用并不清楚(周业安,2004)或者完全否定人的理性设计(韦森,2005)。诺思则强调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政治企业家对正式制度的有意识设计过程，即“人为的秩序”。
参考文献:
[1]N orth,1987,“Institutions,T ransaction C osts and Econom2 ic growth,”Economic Inquiry(July1987).
[2]N orth,1994,“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 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3),pp359-3681
[3]N orth,2004,“learning,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2 mance”with C.Mantzavinos,Syed Shariq,Perspectives on P oli2 tics,v ol.2,Mar,2004,pp75-84.
[4]Daron Acem oglu,S im on Johns on&James R obins on,2004,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 rowth,p26. Prepared for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G rowth edited by Philippe Aghion and S teve Durlau f.
[5]方竹兰1论诺思方法与马克思方法的互补性[J]1学术月刊,2005,(3)1
责任编辑：景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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