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万铁路撰⽂：加布⾥埃尔
新世纪中国的两性关系，在经历了恩格斯所说的“⼈类历史上最早的阶级对⽴”的漫长阶段和“妇⼥能顶半边天”的短暂⾃豪之后，进⼊了新的困境。历史证明，意识形态的作⽤往往⽐法律、经济的⼒量更强⼤，也更有⼒地维持着男性对⼥性的控制。然⽽，伴随着现代⽂明的进步，⼥性⾃我解放的需求⽇益明显，同时⼥性对改变现有的两性关系秩序的要求也愈加迫切。但性别秩序的⾰新只有在⼥性充分意识到了⾃我存在、⾃我价值后，在重新整合⾃⾝的意识⾏为，并以⾜够的⾃信和勇⽓向旧有的话语秩序发起挑战之后，才能逐步实现，并最终消解男性霸权话语，颠覆男性中⼼的概念，从⽽促成⼥性真正摆脱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1
“⼥性意识”（views of female）通常被理解为⼀种拒绝承认性别间不平等状态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认识。本⽂所提出的⼥性意识的觉醒也即是⼥⼈拥有了⼀种反对将⼥⼦与男⼦、⼥性特质与男性特质对⽴起来的思维⽅式。⼥性意识的提出，是⼥性主义兴起的产物。
“⼥性主义（Feminism）”原泛指⾸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并扩展开来的主张男⼥平等的各种思潮与运动，其核⼼是要求⼥性享有⾝为⼈类的完整权利。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性主义已经具有了全球意义。作为妇⼥解放运动，⼥性主义最早产⽣于⼗九世纪末期的法国，后来相继在英美等国并逐渐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开来。近年来，“⼥性主义”这个主题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热点。关于⼥性主义的探讨⾮常热烈，涉及到很多学科领域。
⼥性主义的研究促使⼈们意识到性别并⾮只是⽣理、⾃然的结果，换句话说，性别并⾮总是先天的，⼈们所表现出来的性别是被期待表现出来的样⼦，这就是“社会性别”。“社会性别”（gender）与“⽣理性别”（sex）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性的体特征和⾏为⽅式，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化发展的综合产物。因此，社会性别意味着来⾃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评价，这些期待、要求、评价的对象物就形成了体现这些体特征
别意味着来⾃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评价，这些期待、要求、评价的对象物就形成了体现这些体特征和⾏为⽅式的男性特质或⼥性特质。
在⽗权制社会曾经存在根深蒂固的⼆元对⽴思维模式，传统社会的性别关系就深受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男性被赋予了积极、统治、⽀配等特质，他们的活动场所被设定为“公共领域”；⼥性被赋予消极、被统治、被⽀配等特质，活动场所被视为“私⼈领域”。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并⾮完全限制在家庭中，亦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总之，男性与⼥性间被建构成⼀种权⼒关系，男性及男性特质居于统治、⽀配地位；⼥性及⼥性特质居于被统治、被⽀配的地位。
⼥性主义具有多个理论分⽀，⾃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三⼤主要流派。各流派观察世界的⾓度、分析问题的⽴场不同，解决问题的⽅式也各不相同。⾃由⼥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将⼥性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性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受教育机会等权利，要求⼥性与男⼦享有同
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化权利。激进⼥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 主张，⽗权制是男⼥不平等的根源，认为要真正解放不仅要摧毁这⼀体制的法律和政治结构，也要摧毁其社会和⽂化结构，包括家庭、社会、学校。后现代⼥性主义( Postmodern Feminism)反对宏⼤叙述(grand narrative ) 与传统的两分法，不同意将世界各国⼥性看成是⼀个同质的整体，强调社会⽂化的建构作⽤与⼥性之间的差异，注重不同主体间的协商、对话，看重倾听与移情合作(empathetic cooperation)。可见，⼥性主义内部尽管存在诸多差异、⽭盾与争论，各流派始终是⼀个多⾯的统⼀体。
随着⼥性主义的兴起，⼥性意识这⼀主题也逐渐受到关注。⼥性意识是⼥性对⾃我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题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觉意识。所有关于⼥性意识的解释都涉及⼥性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其实⼥性意识的形成与⼈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取决于⼥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化环境。对⼥性意识的建构着重于⼥性⾃我意识的确⽴、回归⾃然⼥性意识、建⽴⾃主⼥性意识和⾃觉⼥性意识等内容。其中，⼥性对⾃我价值的肯定，并意识到⼥性作为⼈的独⽴存在，这是⾄关重要的。除此之外，引⼊⼥性意识这⼀概念还有着其它的意义。2013广东高考语文作文
⾸先，从揭⽰⽣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复杂关系⼊⼿，这⼀全新的考察视⾓对宿命的性别观念发起了挑战。这正是⼥性意识概念所具有的⾰命性和反叛性。它明⽩的告诉⼈们：作为特定社会⽂化和传统习俗的产物，社会性别⾮常不同于⽣理性别，它是⼀种社会构成，是后天性的，因⽽可以改良。
其次，⽤⼥性意识、性别视⾓来考察⼥性问题是将⼥性放于男⼥两性指派的社会⾓⾊和权⼒结构中分析，不是将男性作为对⽴⾯，⽽是将⽭头指向性别⽂化、性别制度、性别结构。这就意味着，⼥性意识既看到了事实上的男⼥不平等，同时⼜深刻注意到两性受到的不同制约，从⽽也促成男性的觉醒，共同形成颠覆传统性别⽂化的合⼒。酸化油
最后，⼥性作为抗争的主体，不仅改变了与男性间的从属关系，⽽且改变了⼥性与国家间的关系。作为主体，⼥性不是消极地适应社会，不断牺牲妥协，⽽是积极维护其作为公民的权利；作为主体，⼥性不是国家或任何社会机构的⼯具，她们的利益、需求作为⼀个性别体应当得到承认和满⾜。 2
从现实的层⾯分析中国的⼥性及其意识⽔平，不难发现，在整体主义体系下，⼥性意识受到了挤压，这体现在很多不同的⽅⾯、不同的领域。应该说，中国⼥性意识的发展还⾯临着不少现实问题。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起到的统领协调作⽤往往较⼤，因此⼥性在公共政策中的参与对于⼥性意识的觉醒⾄关重要；⽽相应的性别⽴法则是其保障和基础；此外社会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与以上两点有着相辅相成的影响作⽤。法律保障、政治参与和受教育的权利构成了⼀个社会中⼥性意识检讨的三个基本维度。下⾯将从这三个⽅⾯来具体阐述中国⼥性意识发展所⾯临的现实问题。圣手书生
1、理想主义的性别⽴法
1、理想主义的性别⽴法
中华⼈民共和国1950年颁布第⼀部重要的法律《婚姻法》，提倡男⼥婚姻⾃由、⼀夫⼀妻、男⼥权利平等，保护妇⼥和⼦⼥合法利益。同时，婚姻法还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提出“夫妻为共同⽣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双⽅均有选择职业、参加⼯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由”。规定了夫妻各⾃使⽤⾃⼰姓⽒及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1953年2⽉，中央⼈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民共和国全国⼈民代表⼤会及地⽅各级⼈民代表⼤会选举法》。《选举法》在第⼀章总则的第四条
规定：“凡年满⼗⼋岁之中华⼈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各族、性别、职业、社会出⾝、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颁布的⼀部宪法明⽂规定：妇⼥在政治的、经济的、⽂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活⽅⾯享有同男⼦平等的权利。50年代初期中国的性别⽴法在诸多⽅⾯都处于世界领先⽔平，⼥性的财产权利⽐韩国早获得39年，⼥性与男⼦共同参与社会的权利⽐⽇本早34年，规定⼥性参政的⽐例是中国在⼥性参政⽅⾯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辩证的认识到，这⼀超前于时代的性别⽴法，也因过度保护⼥性的政治权益，⽽使⼥性丧失了与男性平等竞争的能⼒和意识。
可以看到，当时的性别⽴法充满了理想主义，更多停留于⼀般的原则规定和宣⾔上，对延续千年的⽗权制缺乏深刻反省，对改造⽗权的难度缺乏认识。在政策层⾯上，始终未对⽗权制的⽗系、⽗姓、⽗居进⾏认真的清理，更谈不上逐渐
省，对改造⽗权的难度缺乏认识。在政策层⾯上，始终未对⽗权制的⽗系、⽗姓、⽗居进⾏认真的清理，更谈不上逐渐改变建⽴在⽗权制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家庭的婚姻模式依然按照原有的⽗权制⽅式运⾏，⽗系、⽗姓、⽗居深深地⽀配着⼈们的⽣活⽅式。
2、公共政策中⼥性影响⼒弱，参与度低
性别保障政策并没有使得中国⼥性政治参与⾛出低⾕。事实上，⼥性参政议政程度仍然很低，并且往往被排斥在权⼒的外围参与。
中国⼥性参政的低⽔平徘徊，在权⼒核⼼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在2002年只有7.6%。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央⼥委员从5%上升到13%；1977年后明显下降，1982年跌⼊⾕底，然后有所回升，到2003年⼥中央委员的⽐例未曾达到60年代的⽔平。此外，还有⼀个显著的特点，与同期的民主党派⼥委员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例是最低的。
2002年的民主党派⼥委员最⾼达到34.5%，最低达到16.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含候补委员）的⽐例⽐民主党派最低的性别⽐例还低了9个百分点。如何提⾼执政党⼥性参与决策的⽐例，赶上并且超过民主党派⼥性参政的⽐例，是中国⼥性参政⾯临的⼜⼀挑战性课题。
此外，⼥性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权⼒的外围参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机构有三类：第⼀类是执政党的中央机构，如中组部、中宣部等，它的政策和措施对于政府决策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处于权⼒核⼼地位。第⼆类是政府机构，国务院以及各个部委，如劳动保障部、⼈事部等，针对其所分管领域的现实或潜在问题制定政策措施，形成国务院和部委的政策法规。第三类是全国⼈民代表⼤会以及⼈⼤常委会，制定和修订国家法律并监督其实施。在这些决策部门，⼥性领导⽐例⾮常低，1995－2005年间公务员中的⼥性负责⼈⼀直在8%左右徘徊，全国⼈⼤⼥常委占13.2%。可以说男性主导了决策层的90%左右。
决策机构中⼥性的缺乏以及边缘化，导致⼥性的利益不能在决策层有效地表达和融⼊政策之中。⼥性的民主参与在很⼤程度上是⼀种远离权⼒核⼼的外围参与，是向决策层呼吁⼥性权利，⽽对于决策和⽴法的⾛向影响甚微。
3、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托尔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宁娜》中就曾写道：“⼥⼈，因为没有权利⽽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因
为缺乏教育⽽丧失了更多的权利。”在中国，男⼥不平等的⼀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在⽂盲、半⽂盲中，⼥性占60%以上，且主要集中在农村。贫困地区⼥童的辍学率也远⾼于男童。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往往暗含着⼀个潜规则，即先男孩后⼥孩。当家庭的经济能⼒只能供给⼀个孩⼦读书时，往往是男孩优先，当家庭的经济能⼒可以提供更多的孩⼦读书，才会考虑⼥孩。⼥孩的教育权利更多受到经济条件和性别观念的制约。在经济落后地区，⼥孩失学辍学率情况严重，就是家庭投资潜规则起作⽤的结果。以下是江苏省如东县三个村庄两性受教育情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落后地区⼤量出现的教育⽅⾯的性别偏好，在经济发达地区被掩盖了起来。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性获得与男⼦平等的教育权利，提⾼⼥性的⽂化素质。
赵安近况3
尽管⼥性意识在中国受到传统意识的挤压，也⾯临着不少现实的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性意识在中国没有发展的空间。事实上，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体系下，⼥性意识的发展具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图坚持国家、集体和个⼈利益相结合，倡导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位；在此前提下促进社会和个⼈的和谐发展，并⼀定程度上尊重和维护个⼈的正当利益，发挥个⼈的主观能动作⽤。但是（这也是它的另⼀个关键内容），当国家、集体和个⼈利益发⽣⽭盾时，个⼈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可以看出，完整的集体主义含义并不必然与个⼈利益冲突，⼈们还是可以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下为个⼈利益赢得必要的空间。即便不能将个⼈利益置于⾸要地
然与个⼈利益冲突，⼈们还是可以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下为个⼈利益赢得必要的空间。即便不能将个⼈利益置于⾸要地位，但⾄少没有被放⼊对⽴或受排挤的地位。
⼥性平等权益的获得，虽然不是单个⼥性的利益，但因只是部分⼈（⼀般不包括男性）的切⾝利益，所以，在中国经常被当作“放⼤的个⼈利益”⽽受到⼈们的怀疑。然⽽，占⼈⼝⼀半的⼥性的利益都不能算是集体利益，那么，忽视这样的⼥性利益的集体利益难道是真正的集体利益吗？
事实上，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常识来看，保障个⼈利益是正当的，⼥性利益，⽆论是单个⼥性个⼈的利益，还是作为体的⼥性利益，都应⽆条件地受到法律上和⾏政上的同等尊重。
即便从⼈们通常理解的集体主义出发，赋予⼥性平等权利、维护⼥性正当利益，也是符合集体主义的，换句话说，集体主义原则与⼥性意识的觉醒并不⽭盾。只是，在现实中，⽆论是⼤众、舆论还是决策者往往把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与封建的“整体主义”混为⼀谈，⽚⾯曲解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中的“集体”，应是指⼀种能够真实地在反映社会整体利益包括个⼈利益的真实的利益形式，它表现为以⽆产阶级为核⼼的社会整体利益，⽽不是哪⼀个阶级、哪⼀个体或哪⼀个⼈的特殊的狭隘利益。
在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中的“集体”概念，弄清“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区别之后，我们就能真正懂得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中，集体利益和⼥性利益应是辩证统⼀的关系。集体利益与⼥性利益应是和谐共存、相得益彰的。因为集体利益对于⼥性来说，并不是架空在她们个体利益之上的虚假的整体利益形式，⽽是各个具体的个体⼥性利益在社会主义集体利益⾝上的有机总汇。它既包容了⼥性个⼈利益，⼜把实现⼥性的个⼈正当利益作为⾃⼰的任务之⼀。同时这种个⼈利益也不是脱离集体的纯粹的个⼈利益，⽽是集体中的个⼈利益。因此，可以说集体主义原则强调了⼥性个体利益的集体性。与此同时，以集体的形式也更容易为⼥性赢得更多的团体利益。
徐重阳总的来看，我们对集体主义体系下的⼥性意识持有乐观的态度。在集体主义中，⼥性意识将不仅仅是个⼈的觉醒，⽽是体的社会的觉醒。⼥性主义也为集体主义增添了多元化，化解了⼀部分⽭盾，促进了其完善和与世界的接轨。性别关系作为⼀种最基本的⼒量，将⼥性特质与⼈类进步和社会主义联系在⼀起。事实上，⼥⼈是⼈类历史上最早的教育者、⾏政⼈员、管理者和⽴法者，具有关怀、爱、保护这⼀类的特征。⼀个以男性的⾃私、竞争和个⼈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必将被⼀个以⼥性的集体主义及为所有⼈的利益协调合作的社会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所取代。由此可见，集体主义与⼥性意识不仅不是相悖的，⽽且两者的融合符合历史趋势。⼥性受压迫起源于私有财产，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她们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体的⾃由。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则⼒图消灭这⼀根源，为⼥性意识创造真正的⾃由空间。
然⽽另⼀⽅⾯，强调⼥性主义，主张将⼥性从对男⼈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集体主义的⼀种违背。因此，仅仅依靠集体主义原则也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性的真正解放仍然有赖于社会对个⼈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对平等、⾃由等价值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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