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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09年第11期红歌会
一、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变迁减压蒸馏
1.封建时期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因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思想不同而异。《学记》提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即用教育来化民成俗,为统治者服务;“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即用做官为诱饵,培养遵守伦理纲常的“圣贤君子”。《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也体现了这种思想。至唐代创科举选士更是把这种教育目的根深蒂固下来,唐太宗曾笑曰:“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耳。”唐初进士,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随之而废,实用性科目渐渐不受重视。由于不能凭实用技术入仕,学习者渐少。其后历 二维数组
代科举皆仿唐制,只重视文学性科目,不重技术性科目。明经科重视帖经,久之以帖字为通经,不穷义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两者演变至后期都各走极端。
国家标准馆
我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教育目的是从企图统治受教育者的那部分人出发的,这部分人就代表了“社会”,它是为了捍卫统治和压迫而生的,它从一开始就异化了受教育者。道德和知识原本是一体的,但在封建社会中,道德的束缚演变成压迫的合理化工具。其次是教育目的过于单一,只注重人文学科,到后来甚至人文学科也未掌握,只重死记硬背,实用技术被忽视,基础理论更是如此。这导致人的发展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以至于压制了受教育者冲破这个局限的欲望。 2.近代的教育目的
1840年战争以后,亡国灭种的危机使教育目的发生变化。曾国藩重视“一技一艺之流”,提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张之洞主张培养“习知西事、通体达用”的实用人才,以上是洋务派固守“中体西用”的根本前提。维新派提出教育应培养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藩篱。康有为主张变科举、
开学校、开学会、派游学等,以“通世界之知,养有用之才”。梁启超认为教育应“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其新民人格特征包括国家观念、权利思想、自由和自治等18种之多。严复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而开矿、练兵、兴商务等治标不治本。他认为教育分为体育、智育和德育。革命派中孙中山主张用“三民主义”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蔡元培提出“国民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提出“五育并举”、和谐发展、养成“健全人格”的主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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