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倩孙迪亮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日照276826）摘要：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农村政治动员思想。他不
仅高度重视农村政治动员对于苏俄政权巩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而且根据俄国农村的现实状况，规划设计了农村政治动员的工作路径，包括动员主体协同化、动员原则明晰化、动员载体多样化、动员方式灵活化、动员保障持续化等五大方面，从而领导构建了行之有效的农村政治动员实践工作体系。列宁农村政治动员思想对加强我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启示在于：高度重视新时期农村意识形态建设，提高政治动员的自觉性；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提升政治动员的感召力；创新农村政治动员的方式方法，增强政治动员的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4641.2020.05.07
“政治动员是阶级、政党或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为实现某项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鼓动等
行动。”[1]（P334）政治动员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启发和教育本阶级众或本组织成员提高政治觉悟，明确奋斗目标，组成团结有力的队伍以实现既定政治任务。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工作，形成了独具俄国时代特的农村政治动员思想。值此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深入挖掘列宁的农村政治动员思想，对于当下我国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农村政治动员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内有反革命势力阻挠破坏，外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压排挤。在此危局之下，能否赢得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广大农民的支持与拥护，成为苏维埃俄国政权巩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键变量。1917年11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
[收稿日期]：2020-10-3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16BKS027）。
[作者简介]：潘金倩（1997-），女，山东临沂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农
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孙迪亮（1973-），男，山东临沂人，法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乡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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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应该依靠众，应该派鼓动员到农村中去。”[2]（P39）在列宁看来，农村政治动员对于启发农民阶级意识、提高农民政治觉悟，进而调动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具有重要且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意义：加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
由于俄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以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列宁在领导革命期间，就十分重视工人阶级与农民建立牢固的政治和军事联盟，认为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十月革命结束后，俄国虽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成为俄国面临的首要难题。[2]（P251）这是由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正处于内外双重危机的包围之中：一方面，国际局势险象环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俄国与作为同盟国一方的德意志帝国仍处于交战状态，不和平的外部环境对新生政权的巩固是极大的威胁。更为严峻的是，俄国在国际上又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疯狂的围剿，企图将其迅速扼杀在摇篮里。另一方面，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十月革命期间被打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向工农政权进行疯狂的反扑，与此同时，俄国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反动势力，如君主派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反革命分子拒绝拥护苏维埃政权，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和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工作，并企图利用战争拖垮苏维埃政权。
面对国内外这种严峻的形势，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俄国，一个政权要能长期存在下去，就要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农民、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团结成一支彼此密切联系的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力量”。[2]（P263）这是因为，农民占据俄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而工人即无产者并不占据数量优势且组织化程度较低。显然，无产阶级政党要想保卫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单靠工人的力量难以获胜，“必须把城市无产者和农村贫苦农民联系起来”，[3]（P6）因为“只有象我们党纲中所说的工人同
贫苦农民这些半无产者的联盟，才能包括俄国人口的大多数，才能保证政权有可靠的支持”。[2]（P263）鉴于此，列宁十分重视十月革命后的农村政治动员工作，希望通过在农村进行广泛高效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提高农民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自觉性、坚定性，进而扩大俄共（布）的执政基础。
（二）经济意义：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由于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国，再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使俄国经济长期处于“先天不良，后天不足”的萎靡状态。十月革命胜利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成为摆在俄共（布）面前的根本战略任务。列宁明确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4]（P18）这是由于，经济发展是国家政权得以巩固的必备物质基础，而经济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来说，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由于“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5]（P177）而连年的战争破坏了大量的农业用地，消耗了大批的农业劳动力，俄国农业发展面临凋敝的困境，因而列宁提出了“一切政治问题就都集中到了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如何要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论断。[6]（P284）质言之，国民经济振兴的基础在于农业经济的振兴，而农业经济振兴的关键是通过调动农民积极性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中所言：“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7]（P377）在列宁看来，农民在农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中心人物”作用并
壹周立波秀2011非自然而然实现的，唯有进行广泛有效的农村政治动员，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才能激发农民种粮、养殖、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而
保障国内战争时期的前线物资供给与和平建设时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列宁曾明确指出，“经济战线上的战争更困难、更持久；要在这条战线上获胜，必须使更多的工人和农民变得主动、积极和忠诚”，[8]（P141）而要确保农民“主动、积极和忠诚”地参与经济建设、作出经济贡献，则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动员。
（三）社会意义：改善社会面貌，实现农民对新社会的广泛认同
苏维埃政权确立后，由于广大农村交通闭塞、信息接收不及时，再加上农民文化水平低下且深受根深蒂固的小农私有观念的影响，因而极易受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欺骗和蛊惑，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社会主义不认同、对无产阶级政党不支持，甚至是抵触、反感的现象，致使新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缺乏深厚的众基础。由于农民数量巨大，他们对国家的政权巩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若社会主义新社会不能获得农民的认同和拥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无法顺利推进。尤其是自1919年夏天之后，苏俄红军相继击退了国外的武装干涉力量和粉碎了国内的反动势力，取得了各条战线上的全面胜利，苏维埃政权也随之确立和巩固起来，在此情况下，苏俄的首要任务变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展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各项建设，而这无疑更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
配合。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需要有劳动众的最广泛的支持。在整个这一段时期，我们对农村的全部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为了这一目的。”[3]（P6）列宁还认为，要真正改变农村守旧、落后的社会面貌，使农民彻底摆脱旧社会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束缚，就需要通过常态化、规范化的政治宣传与鼓动，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增进农民对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认同。正如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的：“克服农民众中的守旧、无知和不信任等思想残余的战局现在开始了。在这方面用旧的办法是不能取胜的；如果用我们已学会的宣传、鼓动和有组织地诱导的办法，我们就能取得胜利。”[8]（P145）可见，列宁已充分认识到，只有通过广泛且有效的农村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才能使广大农民认清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实现其政治觉醒和思想革新，进而使之自觉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中去，激活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内在发展动力。
溶液聚合二、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农村政治动员工作路径的科学设计
十月革命后，列宁不仅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农村政治动员的战略意义，而且根据俄国农村的现实状况，规划设计了农村政治动员的工作路径，包括动员主体协同化、动员原则明晰化、动员载体多样化、动员方式灵活化、动员保障持续化五大方面，从而领导构建了行之有效的农村政治动员实践工作体系。
（一）农村政治动员主体协同化
自控
羊城电子由于苏俄时期广大农村经济文化落后、通讯不发达、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对俄共（布）颁布的政策方针知晓不及时、理解不准确，从而不利于党和国家意志在基层农村的体现落实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基于这种现实状况，列宁认为必须通过外力干预的方式，强化对俄共（布）政策方针的宣传和贯彻，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提高农民的政治接受能力和政治认同度。列宁早在1902年所著的《怎么办》中就指出：“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9]（P79）而在十月革命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启，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努力，开展农村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工作，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与政治热情，更成为苏俄党和国家亟需实现的重要任务。鉴于农村政治动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征，列宁认为应该形成领导主体、直接主体、间接主体“三位一体”的政治动员主体结构，实现各类
政治动员主体的相互配合、协同合作，进而确保农村政治动员的常态化、规范化和系统化。一是充分发挥领导主体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苏俄党和国家工作开展的战斗堡垒和必要依托，它在农村工作中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上传”即及时向党中央反映农民的真实利益诉求，从而提高俄共（布）农村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下达”即认真负责地将党中央制定的政策方针传达并解释给农民，以保证农村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有序推进。列宁认为，基层党组织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众”。[10]
（P186）农村基层党组织不仅是农村政治动员的领导主体，也是鼓动员、宣传员等其他动员主体的组织归属，更是政治动员智慧的聚集地和传播源。二是直接主体即鼓动员与宣传员的密切配合。为提高政治动员工作的实效，列宁主张专门选拔和培养一批人员从事农村政治动员工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鼓动员和宣传员。列宁认为，在具体的政治动员工作开展中，这两类主体应该各司其职，即“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9]（P64）二者要充分发挥自身才能，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农村大众，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宣传内容的说服力。三是各类间接主体的有效补充与配合。除了设置专门的动员主体之外，列宁认为，“同时还应该督促那些不闻世事的教师和几十个几百个政治委员都来参与党的鼓动员工作”。[10]（P140）其中，教师是非常重要的一类主体。由于俄国居民文化水平低下，平均文盲率接近70%，且农民占文盲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这成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障碍。鉴于此，列宁在1918年6月召开的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教师大军应该向自己提出巨大的教育任务，而且首先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应该充满信心地到众中去进行宣传”。[11]（P392）针对苏俄农村存在大量文盲的现象，列宁主张“文化下乡”，引导教师、专家等文化人才到农村教授农民知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同时，适时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从而壮大农村政治动员的主体合力。
（二）农村政治动员原则明晰化
要进行广泛高效的农村政治动员，需要设定明确的原则以规范政治动员主体的政治动员行为，这样才
能提高政治动员的水平与效力。从列宁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提炼出农村政治动员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政治鼓动与经济鼓动相结合。列宁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政治鼓动与经济鼓动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密切联系的，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十月革命以后尤其是在1920年底国内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俄国的工作重心随即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农村政治动员的内容也依势而变。列宁在1918年《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指出：“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12]（P91）他主张“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但并非“重经济轻政治”，而是强调在农村进行政治动员时，要与根据农民当前的经济需要、经济困苦和经济要求进行的经济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二是坚持理论宣传与实践引导相结合。农村政治动员的首要任务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导农民认同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可靠主体。但列宁认为，农村政治动员不能仅限于纯理论宣传，要更多地运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事实来教育农民，因为“要说服农民，要通过实践说服农民。农民不会相信空话”。[3]（P191）三是坚持全面兼顾与重点针对相结合。由于俄国农民的文化传统、生存环境、工作条件等客观因素存在诸多差异，因而其思想觉悟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层次性。农村政治动员主体的任务固然是要激发具有不同政治觉悟的一切农民的政治热情，但又不能事无巨细、平均用力，而必须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列宁认为，俄共（布）进行农村政治动员的工作重点就在于对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的发动和引导，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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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他们靠受雇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来获得生活资料。把这个阶级和其他各类农村居民分开来单独进行组织（政治、军事、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等方面），加紧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10]（P168）由此可见，列宁主张的农村政治动员工作并非要实行不加区分的“大一统”模式，而是在科学分析农民各阶层具体状况的基础上，先将最先进的体动员起来，继而形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以面带体”的农村政治动员格局，以此扩大政治动员的范围与效能。
（三）农村政治动员载体多样化
列宁认为，由于苏俄时期农民分布较为散落，极大地增加了政治动员的难度，因此，要想提高农村政治动员的广泛性和实效性，必须借助各类组织载体，提高农村政治动员的组织化水平。一是发挥报刊机构的辐射作用。在苏俄时期，报纸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员载体。列宁非常重视报刊的发行与报刊机构的建设，强调“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3]（P8）基于对农村落后现状的现实考量，列宁要求宣传报纸的篇幅、版式、图文表达、销售价格等都要适应农民的实际需要，要让农民买得起、看得懂。二是注重同农业工会、合作社的合作。农业工会、合作社是列宁在农村倡导建立的一种农民联合组织，该组织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参加这类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当地农民，因而这类组织与各部分农民存在着广泛的地缘、血缘、业缘关系，并且在农民内部有着更高的话语权和信任
度，因此，列宁主张农村党组织应该注重同合作社的党员或共产党小组合作进行农村政治动员，要求“非无产阶级被剥削劳动众的一切组织、协会、团体（政治的、工会的、军事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体育的等等）中，无一例外都应该成立共产党的小组或支部”，并“针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针对各类劳动众的情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10]（P186）三是发挥文化教育机构的组织动员作用。列宁十分重视苏俄农村的教育工作，认为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影响农村政治动员实效的重要因素。他曾要求先派合法的活动家到最需要做教育工作的地方去“开荒”，再让党的鼓动员去“播种”，并主张“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学自修（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3]（P87）认为这些文化教育机构所肩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农村进行政治教育、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工作。
逸珑8133（四）农村政治动员方式灵活化
农村政治动员要想获得农民最广泛的回应与支持，具备多样化的动员载体固然重要，但灵活有效的动员方式也不可或缺。列宁认为，农村政治动员必然坚持从农民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政治动员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灵活机变的方式方法使农民入眼、入耳、入脑、入心，从而确保农村政治动员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一是运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农村政治动员的对象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体，政治动员的内容、语言、表达形式要立足农民的具体实际展开。在列宁看来，“鼓动员必须善于适应最低的理解水平”，[14]（P233）“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借助于日常工作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
14]（P277）二是施以物质利益的诱导。列宁认为，物质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15]（P137）适时适当地给予物质利益可以有效激发农民的政治热情与生产积极性，因此，鼓动员、宣传员等动员主体在进行农村政治动员时，要“习惯于把‘眼前的要求和利益’提到首位，暂时不宣传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远大理想”。[14]（P233）农村政治动员只有切中要点，从那些政治觉悟不高的农民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出发，才能拉近与农民的心理距离、融洽与农民的社会关系，从而增强农村政治动员的亲和力与实效性。三是坚持同非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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