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三传的注解特的不同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2001级中文本科 晁天刚
【摘要】《春秋》三传产生于我国古代文献注释道初步发展阶段，它们各自所开创的经典解释道体例，对后代经典、文献的注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从成书背景与流传形式的角度来看，《左传》定成书型最早，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经典注解，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解释性的著作之一。其次，从注解的内容及特方面来看，三传的不同表现为：1)解经体例不同。2)三传对同一史实的记叙及理解不同。三传处于我国经典解释传统的源头，开创立我国经典解释道不同模式。在唐代由解经的文字而升入经典的行列，成为《十三经》中的经书。 [关键词]《春秋》三传；经典解释；叙述式解释模式；哲学诠释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简称《谷梁传》）三传产生于中国古代文献注释的初步发展阶段，是对我国现存最早的断 代编年史《春秋》的经典解释。相传《春秋》一书由孔子整理而成，由于该书文辞简短，记事简略，仅为纲目，不易理解，于是出现了各种说解，即“传”。今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就是最著名的注释。“传”是解经的，唐人刘知己说：“盖传也，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史通·六家》）。“传”原来主于传承师说，表示传述的意思，与西方的解释学有些相似。西方的解释学名为Hermeneutics,其词根是Hermes,即赫耳墨斯，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向人间传达神旨的人，因传达时需要解释，久之便成了“解释”的代名词。但西方的解释学是一门理论，而中国古代的“传”则产生于中国古代注释学的早期阶段，仅是一种注释的体式而已。传体的内容与形式具有多样性，以《春秋》三传为例，《左传》主于传述本事，证发经意，《公羊传》、《谷梁传》，则主于传述师说，正面解释经意。本文试图从三传的成书背景和流传形式及注解特三个方面，来探讨三传对同一文本解释的独特性，以及其对后世经典的解释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 成书背景与流传形式
《春秋》三传在定型成书之前，限于当时书写条件之简陋，其受授的源流，都经历了一个口口相传的时期。三传之中，《左传》著于竹帛，写定最早。关于《左传》的作者，传统
的说法认为是左丘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可知《春秋》为了避时难，有意回避了一些事实材料，左氏有感于此，惧失《左氏》之旨，因而作成《左氏春秋》。唐宋以后，有学者认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说“左氏是后来人作”，“左氏不必解是丘明”，我们姑且不去探讨这一问题，从前人记述的有关材料中可知，《左传》的作者为春秋末期鲁国人，对于春秋的体例非常熟悉，《左传》产生的时代，当去孔子生活的时代未远，之后代代相传。杜预《春秋序》孔颖达引刘向《别录》记汉以前《左传》的流传情况：“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仓”。自左氏受经作传至张仓，其间传人七代，历时二百余年。其间经历了一个口头流传的过程。关于本书写定的年代，学界有两种观点：一为春秋说，一为战国说，折合二说，我们不妨这样处理：即《左传》始传于春秋末，而最后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左传》成书、定型较早，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经典注释，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解释性的著作之一。
《公羊传》是以传经者的姓氏作为书名的。关于《公羊传》的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历史记载不一。唐人徐彦疏引戴宏《春秋》说序：“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他对生徒讲述《春秋》，其门徒公羊高继承并发挥子夏的传授，公羊高可视为《公羊传》的始创者。结合《汉书·艺文志》得 记载：“《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行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一般指战国中晚期）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浃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氏，浃氏未有书。”可知《公羊传》也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口口相传的流传、发展时期,至西汉景帝时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写定，立于官学。
和《公羊传》一样，《谷梁传》也是以传经者的姓氏作为书名的。关于作者的情况，据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载：“谷梁子，名椒，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可知《谷梁传》与《公羊传》同出一源，但《谷梁传》书名最早才见于《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而不见于《史记》
武士道精神
，宣帝时《谷梁传》盛行。由此可推知《谷梁传》的写定晚于《公羊传》的写定。
汉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而作传，弥离其本事矣。”《春秋》为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传。《春秋》三传中，《左传》最早出现，《公》、《谷》差不多同时出现。《左传》的创始者亲接孔子的时代，而《公》、《谷》二传出自于孔门弟子之后，三传虽然都是对同一文本的注释，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三转的侧重点却各不相同。
二、 注解的内容及特
首先以三传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的比较来看看三传的注解特。
例一、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对此经文的解释较长，兹录于下：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
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对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而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匿，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而《公羊》传是这样解释的：
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
《谷梁传》的注解如下：
长春信息港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於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郑伯克段于鄢”在经只有一句，在《左传》则洋洋数百言，对经文所记之事作了详细地描述，也对整个事件作了评论，以表明作者的历史观。《左传》本为解经文字，因长于叙事，又含有史的成分，以史解经，它开创了叙述式历史解释模式的先河。这种模式对中国各种史书都产生了影响。《谷梁传》、《公羊传》，两传逐字逐句地阐释《春秋》文义，且训解都用问答式进行，层层深入，分析细密。两传阐释经意重在揭明行文之意即所谓“笔法”（《春秋》文辞简短，每一记事中一字以褒贬，世称“春秋笔法”）为主。《公》、《谷二传队“克”、“段”以及“克段”的地方、“鄢”的用词动机的分析就是对《春秋》“一字以褒贬”的微言大义的探求。总之，《左传》解经以叙事见长，《公羊》、《谷梁》于相关的史实记载不够详备，而重于注释经文字句，推阐《春秋》的“微言大义”，三传的解经体例不同。其次，三传对同一史实的记述及理解不同。《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共叔段为郑伯
所杀，而《左传》的最后结局是“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例二、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无传。
洛杉矶大地震《公羊传》：运筹与管理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为？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於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强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谷梁传》：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功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
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公羊传》反复申说隐长而卑，桓幼而贵，而桓之所以贵，是因为其母贵，又说隐、桓“其为尊卑也微”，但桓与其母的身份，隐、桓二公的关系，有没有说清。《谷梁传》以为隐公让位于桓为不正，又说先君欲传位于桓公是“邪心”，见解虽与《公羊传》不同，但同样略于事实，解释不得要领，含混不清。倒是《左传》在经文前有一“无经之传”，以传的形式交代了历史事件的背景：
康普顿效应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经，元年春，王正月。
可以看出，《左传》解经，据事直书，主要以事实说话，在这一点上要胜于《公羊》、《
谷梁》。
《公羊》、《谷梁》以事解经，多不及《左传》，有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占有资料的多寡不同，《左传》作者离《春秋》时代不远，有系统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公羊》、《谷梁》后出，对某些史料未能把握，因而未能后出转精。但《公》、《谷》两传在经意的阐发方面，却有独特之处，二者致力于在《春秋》的字句之间探求圣人褒贬的“微言大义”，这是其解经宗旨。而且提出了与历史、政治有关的哲学问题，涉及了一点历史观、宇宙观的问题，因而就有了一点哲学诠释的因素。而这一点又是《左传》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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