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往哪走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读书报告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的作者丹·席勒是批判传播研究共同体的一员，说这个领域是一种研究共同体，或许最大的原因来自于其明显的世代传递。丹说自己是“绕了一个大弯又回到父亲那里”，即本学派第一代研究者赫伯特·席勒。而与父亲“把讽刺式的幽默与深刻的批判分析结合起来”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特点是“从历史的角度去阐释支配、自由和公平，不带讽刺”。摒弃本质主义的思路，本书正是在上述历史性的研究框架下，“不带讽刺”地为我们呈现了史料丰厚的美国的通信成长史：以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国电信政策的转向为轴心，从美国早期的邮政系统出发，到电讯网络、网络信息传播，一直到金融危机之后数字资本主义催生的全球信息地缘政治学，一套套传播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和结构形态，以及今日之全球权力格局是如何被最关键的力量——国家与资本形塑的。 一、国家与资本的边界
全书最具启发和贡献性的核心论点是美国的传播系统“一方面将排他性的优先地位赋予了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控制力，以及商业用途和商业用户；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和根本意义上依赖着美国政府”。这一观点指出三个关键角：资本力量、国家力量，以及商业用户（尤其是大型商业用户）。
在与不在
在18世纪晚期，早期私人资本力量尚有限，美国的第一个制度化电信网络——邮政系统主要依靠政府运营。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私人资本不遗余力地拥抱电力通信时代。资本扩张开始呈现出巨大的正面外部性。与邮局后来演变成一种惠及全社会的服务不同，从这一时代开始，美国就将“（传播领域的）优先权长期给予了私人资本”。
另一种不同是，尽管电报、电话能对前一种媒介邮局形成补充，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却不尽相同——一些国家的政府的邮电部门将新旧媒介结合起来，产生知识、情感等的广泛社会连接；而在美国，“高电报使用率反而抑制了这项新技术的‘社会使用’”。这项新技术一开始就是作为专门的商业服务而
建立的，早期电报需求集中且偏向性明显：90%以上由商业和新闻界占据。电话系统的发展同样如此。随着电报电话的不断发展，两者还越来越偏向商业用户。商业用户也在积极地影响政策和定价地制定，他们所诉求的利益旨在建立一个自主的企业网络应用领域，既可以免于公众问责，又可以依托于公共电信网络。
还需要指出的是，电力通信技术尤其青睐发展专有线路服务。所谓专线是指完全服务于某一特定商业领域发送和接收信息的需要。作者指出，这些商业用户以月度或年度形式从运营商手里全天候租用线路，这对大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一事实也意味着电信业务对非商业用户的严重不透明以及需求结
构的集中化愈演愈烈，一路直飙垄断，造就了一个“隐秘而满载权力的阶级规划”，牺牲工人和公民的利益，为大企业家和金融家牟利。
然而，正如作者核心论点的后半句“依赖着美国政府”，国家将信息领域的运营权交予私人资本，不等同于国家角的退出。比如在直接培育方面，美国政府是专业信息处理设备的最大单一买家、是最重要的信息收集机构，同时还是“几乎每个领域的主要信息来源”——正如佛罗里达大学新闻系教授Wayne Wanta 所说：“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s the nation's number one newsmaker,holds a unique position among sources the news media regularly use.“政府在关键领域（比如军事设备）的采购和投资源源不断地为私人资本主导的信息传播业输血，而国家组织和投资的技术研发为信息技术升级和产业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即“只有在政治的坩埚中，新兴的技术能力才能被催化”。除此之外，国家还为传播业发展创造法律与制度环境等。电线印字机
在经历了60年代中期的经济繁荣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停滞。批判传播学者敏锐地捕捉到经济衰退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联：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眼下正经济的危机，官僚、学者、商人和政治家共同设计了一套概念体系“信息社会”，这个社会“引进新的信息技术（数字信息处理和网络新技术）”来回应“世界经济的停滞”，其实质是“重重危机下的政治选择”，而非我们常常认为的由于社会上的数据信息爆炸式增长才进入了新的社会阶段。在这场经济与社会危机之中，围绕着新技术的一系列问题，作为监管者的结构性角，联邦政府将会采取何种改革姿态？
这场网络行动始于林登·约翰逊总统。约翰逊的通信政策特别工作小组纳入
了限制网络自由化的建议，也即有限的网络自由化。然而其继任尼克松政府将改革转向了截然不同的风向，这一届政府提出的电信方案由两个看似相反却实际相成的方面构成：“扩大私有企业的网络自由，同时增强国家的行政权力”。前者塑造了美国所谓“后工业时代”的基本生态格局（如尼克松政府直接确定了美国将商业用户和专有设备供应商置于首要地位的基调，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大企业的喜好，同时也依靠它们实现网络现代化升级。网络系统和服务市场与此前电讯一样，通常是明显倾斜的。而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美国劳工组织的力量却惊人的孱弱）；后者开启了以网络主导美国政治经济向外辐射的时代，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美式和平”格局。
席勒的研究表明：国家与资本之间绝非泾渭分明，并且边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因为社会各方力量之间的龃龉与冲突和商品关系的拓展以及新兴行业利润增长点的出现而变化。两者“合谋”打破任何试图阻碍它们对传播网络进行全盘操控的理念和机制，无论国内维度还是国际维度。
二、向外辐射，主导全球通信体系
赵月枝、邢国欣总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是鉴于西方大国在传播领域的权力向世界其它国家的扩张，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机构在传播政策和制度的塑造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断加强，其关注国际与跨国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传播与社会发展以及世界
文化多样性、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媒体治理等问题。本书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关于全球传播网络主导权的争夺赛，本质上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这场比赛是如此旷日持久，今天还在上演。
服装信息系统
在冷战后期，美国的主导性角已明晰。王维佳在序言中指出，如何以自身利益为主导，设计和掌控一套覆盖全球、标准统一的通信网络一直是美国参与全球传播规制的核心诉求。这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在国际多边斡旋的环境中，美国先后两度建立了这样一个系统。
首先是于1962年成立的美国通信卫星公司，被授予了美国卫星服务的垄断权，其准政府功能在于组建国际通信卫星组织，一方面是为了尽快为美国利益提供卫星服务，另一方面在于阻止竞争另卫星系统的建立，以“尽早形成单一的国
际全球系统”。到了70年代，美国这一霸权目标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与之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放弃这个“朝阳行业”领域，它们在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协调机构中不断挑战美国的主导权；二是亚非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团结起来致力于推动改变全球通信系统中的不平等秩序——“国际信息新秩序”与其重要遗产《Many Voices One World》。
桑塔纳2000机油为了保持主导地位，美国不仅仅需要保持技术优势，更需要对“跨境网络的政治经济进行全盘改造”。不破不立，破后而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将被重新设计和替换，取而代之的是在尼
克松政府电信政策倡导的激进市场自由化下，骨干网逐渐扩散为一个覆盖全球、标准统一（TCP/IP）的因特网。后者表现更佳，一系列以美国为主导的互联网国际治理机制开始形成，以国家为中心对美国国际通信权力进行抵制的努力因此重组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然而，更深远的影响是，因特网提供了一个技术平台，将资本主义的迫切需求推向新的行业，并在全球范围内重组生产，其成为“全球化”时代资本自由流动的基石。而这一阶段的数字资本主义催生了地缘政治经济的斗争。
改造是“经过了美国政府机构和企业利益集团之间‘大多是秘密的高层协商’进行重组改造才得以面世的”。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明白的是，主角光环是打在山姆大叔头上的——前有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它既是美国的全球权力机构，也是美国跨国资本自我扩张的直接代理人；后有因特网，它作为美国的权力工程发展起来，以美国的军事部门和不断发展的企业需求为基础，是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用以扩大其经济和权力的攻城槌。
除了认清因特网不是“民主解放的平等工具”，我还想到一个需要商榷的表述——新技术因特网将全世界的人联结起来“重新部落化”，形成麦克卢汉口中的“地球村”。而“地球村”的表述并不恰当，罗伯特·福特纳指出，村落里的人之间是一种彼此认识，不止相互了解，还分享地理伤的位置的亲密关系，但无论是偏向时间还是偏向空间的网络传播都“不能将亲密关系这一村落生活的标记加以复制”，人们创造出来的实际是一个“地球都市”。在这个都市中一起生活的人们对彼此知之甚少，只有重大事件，才可能中“使都市中的某个体对另一个体的状况有所认知”，“在不同的都市人口中，信息的流动是不均
海南第二中学等的”，并且联结带来的“亲密关系是有局限性的，并且常常是虚伪的”。
美国的主导性地位持续受到挑战。来看看今天的竞争：在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数字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华为的5G技术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尼克松在1971年宣称，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是世界的五个经济权力中心，他预测道，“由于经济实力将成为其他权力的关键”，这五强将“在本世纪最后三十年以其他方式决定全球经济趋势和世界前景”。这一预言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灵验了——美国遏制华为5G，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崛起对美国制定国际规则主导权的冲击。尤其面临中国在技术方面的后发式崛起的挑战，美国在通信技术领域的优势有所下降，由此其制定技术标准的主导权也在一定程度上萎缩。阎学通指出，无论是诸如历史上秦始皇成功实行车同轨、度同尺、钱同币、币同形，还是美国的TCP/IP因特网、GPS系统与今天的5G之争等，关于技术标准的制定从来都是由利益推动、权力决定的。
除了争夺新技术的标准规则真空地带，近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国际舞台上也表现得尤为瞩目，“走出去”的策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虽然我国资本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时面临着巨大障碍——跨国资本的现有结构，即美国资本根深蒂固的先发优势和其他形式的市场力量，但席勒肯定认为，“具有中国特的互联网将继续在国际上发展壮大”。
三、再向前进，路在何方
硝酸铜全书另外一个核心论点是“互联网的最重要成就是使资本主义的矛盾现代化”，利益机器一边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将网络系统和服务的利润导入不断上升的数字资本主义，一边苦心计算如何利润最大化地再分配。最基本的资本主义逻辑不仅持续发展而且得到极大延伸。
我们大多数人总是倾向于着作为“普罗米修斯之火”的新信息技术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能够打破现有不合理的阶阶层结构、带来民主平等的未来，所以一次又一次给予互联网、社交网络、共享经济等乐观的期望，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看见了——就如社交网络经历了“去中心化”后“再中心化”；或以前是“知沟”，后来不仅没有填补上，还演变成了“数字鸿沟”；抑或是达拉斯·斯迈思对中国发出的诫告《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结果我们还是纷纷涌向“私家汽车”，也走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私人物品、消费主义为导向的老路；再或是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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