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瑜
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
摘要：《扬子江小说报》作为晚清武汉地区第一份新小说杂志，从创刊之始便立足于本地。呈现出一条从“地方”到“中心”的新小说发展路径。一方面，以《蒲阳公梦》为代表的小说作品带有明显的反清非儒思想，与改良派政治小说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宣告了艺术上的国粹取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文体自觉。关键词：《扬子江小说报》；武汉；晚清“新小说”；地方路径
1909年5月19日，小说专刊《扬子江小说报》诞生于湖北武汉。晚清“新小说”的出现，是传统文学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因而在今天的晚清小说杂志研究中，随处可见《扬子江小说报》的身影，不过让人稍感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它只是研究中的一个统计数据①，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上海的小说期刊。不可否认，晚清小说期刊的重镇是上海，但如此一来，就使得被放置在中心背后的《扬子江小说报》面目模糊，形象不清。
颇耐人寻味的是，《扬子江小说报》办刊人在创刊之时，对当时小说专刊发展的“中心”与“边缘”格局有着清醒的认知。在第一期就刊登了《中国小说报调查表》②，对晚清小说杂志进行盘点，在此表中，除了
《新小说》和《扬子江小说报》，其余杂志均创刊于上海③，上海的中心地位一目了然；同时也对自己的杂志怀抱着极强的自信，杂志首期刊登了七篇发刊词，这在晚清小说专刊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它第一篇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长江日夜东流将以学海也，将以学海而第见往不见复，是无益于江也。无益于江，奚取于学海也？曰示江流之急进也。学海者以水学海，非以江学海也。以水学海，则江之水得为海之水，于水已进化。固不必其水之江也。且江之水进为海，而后湖河池沿之水愿为江。此无所输出，即彼无所输入也，不以江之水益海，或且以海之水益江。海水益江，是水退化也，退化之水，羞于江也。”④以海河关系来喻文学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太过常见的手法，但这段话依然应该引起今人的重视，因为在当下的研究中，海河关系（或者主流支流关系、大河小河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都是支配与被支配、影响与被影响、输出与输入的关系，这段话清楚地提醒我们，这样一种观点可能只是今人一厢情愿的“后见之明”，作为当时在“非中心”地区的《扬子江小说报》体，他们并不认为在晚清新小说潮流中，自己只是一個被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的传播中，主流本身就是由支流汇集而成，思想文化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
从边地走向中心的过程。正如学者李怡指出的那样：“将接近外来文化的区域所产生的文化风潮视作不变的主流，集中考察这些主流如何在各地分化为‘支流乃至涓涓细流，这就是我们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思路。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认知模式原本就是不牢靠的，生存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小河涨水同样是大河满的原因。”⑤那么这样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地方路径，到底是《扬子江小说报》
办刊者的理论构想，还是在小说创作中已然付诸实践？如若付诸实践，这条地方路径以什么样的方式显现？本文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一政治小说《蒲阳公梦》中的“非儒”革命思想
1909年5月16日，《汉口中西报》刊登《<；扬子江小说报>出现》的广告，“小说计十余种”，其中提到一部由作者凤俦所著之“寓言小说《蒲阳公梦》”⑥，但在正式出版时，《蒲阳公梦》却由“寓言小说”变为“政治小说”。表面上看这一分类变化无足轻重，但若把它放在晚清小说发展脉络中来考察，就可知这一变动绝非是无心，而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勇气之举。“政治小说”的名称，最早见于梁启超1898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在小说被塑造为图强救国利器的晚清时期，可以说“政治小说”是知识分子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最为重要的文学工具，因而“政治小说”这一分类比任何小说分类都更有政治敏感性。已有研究指出，国内的晚清小说专刊，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风险，除了少数最开始创设这个栏目外，绝大多数从创刊时就无此栏目⑦。正如前文所言，《扬子江小说报》对同时期晚清小说专刊有过研究关注，对于这一栏目的风险有着清楚的认知，另外当时武汉的舆论管控并没有放松，“本社创立既久，而迟迟不克出版者，其间又不知几经惊涛骇浪，险阻艰难”⑧，但仍然设置了这一栏目，其勇气可想而知。而且《蒲阳公梦》依然是重点推出的小说，当时主编胡石庵写下批语提醒读者“凤俦此书，寄托深微。设局宏大。前后都数十万言”“书中诸人诸事皆确有所指，巧有所寓。非等于他卷小说仅以事迹文字雄也”⑨，可见对这部小说的重视。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使得主创
人员冒着风险也要刊登，而且还坚持使用“政治小说”这一分类标签？在相同的文学分类标签背后，这部小说的政治主张与早期维新派小说家的政治主张又有何不同？
这部前后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今天我们只得见三回：《陈士元占梦浩然亭，徐养量得识人参果》《盗金牛盲左护妖，埋碑剑蒲城遭暗杀》《中阴谋铁牛塞龙港，使奸计韦驮坐山门》，不过依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文本，已经可以确定小说的主题是反儒学。儒学，作为封建王朝几千年的正统之学，在晚清虽然地位遭受重创，但在应对历史巨变之时，重组儒学以应对新变，还是当时的主流选择。而这篇小说即以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离奇荒 诞的故事情节，将晚清以儒学为主导的各种思潮统统调侃讽刺了一番，背后是对企图依靠儒学改良来扭转国运颓势行为的破产宣判。
小说开篇便借“孟子赠书”这一情节提到“调和论”，小说中写到明朝一位叫陈士元的人出生时，孟子托梦给他的亲人，担心“西学侵入中国。儒者无复得有立椎之地”，因此他要“把那新旧学术调和调和，采其所长，弃其所短，彰明较著。抱着自己的思想，另造一个璨新的中国”⑩，陈士元是儒家“亚圣”孟子的转世，是一位一心参道、专心占梦的晚明大儒，生平最得意之作是《梦占逸旨》。孟子转世传道、谶纬之书《梦占逸旨》，这些关键信息都指向了晚清儒学中的今文经派。而“调和论”的观念，也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儒臣，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调和”观，实施改革，延续清
廷统治。虽因小说不全，不知故事结局，但凭这一人物将所有的热情与智力都放在占梦之上，讽剌之意不言而喻。
小说第二回和第三回紧密相连，讲述的是县令侯子真为了抢占一个能世世代代发家的灵穴，而作妖设法，伤天害理。其背后的支持者是大儒左丘明及其收留的一帮妖魔鬼怪，而左氏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独占一头不断吐银钱的金牛。此处将左丘明如此丑化，讽刺的正是古文经派。李克才>中国曾经蒙受的耻辱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越来越多的革命者不满意这条改良路线，大力批判儒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治古文经反今文经的革命党人，以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而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持“中西调和”观，同时也极力保存国粹的儒臣。对这三派的讽刺，就是宣判用儒学救国行为的破产。《扬子江小说报》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匿名的社论，文中直陈大部分儒士“皆不过出于利禄之途耳”，儒学“立言只为一时，非为万世”“乌能取二千年后之事，预计而筹及之也哉”11，这些观点无一不是对本小说观点的呼应和支持。
《蒲阳公梦》的剑锋所向，明显与早期维新派小说中的政治观念拉开了距离。早期康梁等维新派的政治小说多持改良思想，《蒲阳公梦》直指维持封建统治的儒学，反君主统治的革命思想呼之欲出。在相同的“政治小说”标签背后，其内容和主旨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都是关注儒学问题，这篇小说也不同于早期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作品，早期作品只是进行局部黑幕的揭露，而《蒲阳公梦》却是整体上对儒学进行清算。
小说作者范韵鸾，以革命的眼光聚焦儒学，这和他身处的城市武汉不无关系。晚清时期的武汉，是文教转型的重镇，晚清学制的变革，是由湖北经验上升为全国模式的。张之洞在汉最先改变学制，变书院为学堂，而后为保存国粹，又在武昌首创存古学堂，文教转 型的背后关涉的是清廷的政教存续，研究者已指出：“湖北着重经世致用，在注重发展实业教育的同时，十分强调经学对统治基础的维护作用。”12另一方面，用经学来维护清廷的统治基础，势必对新思想的传播采取高压管控。1905年以后，武汉民报勃兴，“革命报刊大多出版一年半载即遭摧折”13。这使得在外接受了新思想的读书人，对于清廷更加不满，武汉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在文学中也开始有所反映，已有学者考证，汉口的《江汉日报》在1908年就率先提出了反清反君主的“革命文学”14口号。范韵鸾，原为晚清秀才，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经济，回国后任武昌私立江汉法政学校讲座，是学制改革的亲历者。同时，他兼任《汉口中西报》的记者，见证了晚清武汉的思想控制。15有这样的氛围与经历，他写出“非儒”小说《蒲阳公梦》，也在情理之中。
提到“非儒”，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新文化运动，是北京，是《新青年》，是易白沙、陈独秀等人的說理论文。实则早在晚清，地方文人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一主题的探索，并且就已经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历史难道真的是中心“振臂一呼”，地方就开始“山响应”？地方文学的发展到底是被本土的具体问题、生存感受激发，还是被外来的时新概念、形势风潮驱动呢？还是后来者受困于“影响—被影响”的思维模式，没看清历史原本的发展路径？
二国粹取向与小说文体自觉
施慧达
《扬子江小说报》除一部分作品注重趣味性外，在思想内容上整体趋向激进。但在艺术观念上，却不以趋新为好，而是偏向内寻，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在晚清小说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文化之于新小说已经不再被粗暴地等同于负面影响，已有研究者指出“晚清后期欧化与国粹主义此消彼长的新的思潮演变，构成了此期小说发展的新动力”16。重回历史现场便可发现，即便是在国粹主义思潮盛行之时，《扬子江小说报》也呈现出一些独属此地的面向和特。
全国百姓放心医院大讲堂在《扬子江小说报》创刊的1909年，报刊的印刷技术有了相当大的突破。当时许多小说杂志都对封面极尽装饰之能事，《扬子江小说报》的封面相当简陋，只请人作了封面题词。以至于陶报癖后来回忆起时还在大叹“惟无良好印刷，形式上未能美观”17。但就是这张简陋的封面，它背后的书写者却大有来头，刊名书写者为黄福。黄福先后任两湖书院和两湖师范学堂经学教习，后又被聘为存古学堂协教。排斥儒学、提倡革命的《扬子江小说报》请存古学堂的经学教员题写封面，存古学堂的教员为提倡白话的新小说杂志题写封面，双方的立场动机都值得我们深究。存古学堂是张之洞晚年最为重视的文教事业，他亲自设计了湖北存古学堂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分为经学、史学和词章三门，在这三科的
权重上，张之洞历来秉承的观念为词章学之价值依附于“经史”之价值18，也因而，此时此地的词章之
学不用背负经史之学攸关经典存续、道术升降的重压，学子们读词章之书可以更多凭借个人的性情和兴趣，时人朱峙三1910年的一则日记颇能说明这点：“诗虽为无用之物，然可以写性情。且本省存古堂尚在开办，能研究诗学也”19。当年湖北存古学堂的学生罗灿也提到，词章学堂老师讲授诗篇“颇能绘影绘声，精义入神，不过有些学生是听之无味的”20。“无用”“无味”看上去像是贬低之词，实际上都指向文学性和艺术性，词章之学获得了相对独立和单纯的生长空间。黄福，本身就是存古学堂词章协教，兼任经学协教。21有了词章学的桥梁，革命立场的《扬子江小说报》不会将以“宗经”为立场的存古学堂一杆子打死，反而借助其在学术上的声望，抬高新小说的文学地位，而湖北存古学堂的教习，即便政治立场不同，也抱以开放的文化立场，不以新小说乃至白话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因而黄福题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黄福本人并不事小说写作，作为存古学堂的词章教习，他能为杂志题写刊名，从某种程度上就表明新小说在武汉获得了正统文学的认可。胡石庵请其书写刊名，背后折射的是胡及其同人的办刊态度：对于小说宗中还是宗西的一种选择。虽然当时国粹主义思潮对许多小说杂志都有影响，但相比于其它杂志，《扬子江小说报》请黄福题刊名，本身就是旗帜鲜明地亮口号，行为更为激进，态度更为彻底。北京英菲尼迪车祸
这种选择势必影响到对翻译小说的态度。《扬子江小说报》刊登翻译小说，有李涵秋译《梨云劫》，包柚斧译《金钏案》，胡石庵译《蜂蝶党》，陶报癖译《红发会奇案》，这几部小说，除了陶报癖所译注明原作者是英国考南道外，其它几部小说都没有标注原作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小说杂志中是
不常见的，无论是早期的《新小说》《绣像小说》，还是后期的《新世界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杂志，译文小说极少不注明原作者的。这种态度的背后，关涉到了编者的小说观。小说家何海鸣评价《扬子江小说报》主编胡石庵的一段话或可为此作一注解：“创办了一家扬子江小说日报，专门提倡小说，即不着西译名著，也能自出心裁，创造出西洋的小说故事来，人名和地名，全步上西洋译音，充作译本，如侦探冒险等作，应有尽有，居然能以伪乱真。”22如此“翻译”小说，想从西方小说中获取小说创作的资源和养分，显然不大可能。这与以突出“西”为思想资源创作小说的做法有了差异。可见当时武汉在小说资源的选取上，只以中西为区隔，不以新旧为分野。
胡石庵及其同人创作小说主要是从中国传统小说中汲取资源和养分。他们对于传统小说的价值定位极高：“嗟乎，国之不强所长亦善变为短，是非不足自存，无如今日之甚矣。不然，即如小说一书，集东西著述，其求有如红楼西厢诸作，曲尽言文之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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