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州学刊》2020年第10期
摘要：美國汉学家海陶玮的《陶潜的饮酒诗》是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该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诗人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其真实形象，“以文立传、流芳百世”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海陶玮把诗人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呈现出西方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与国内学者因推崇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陶学的基调。海陶玮主要通过深入挖掘分析作品文本解读人物、从互文关照来全面理解诗意两条路径来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在其研究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出了更加丰富而复杂的解读方式，建构了“另类陶渊明”形象。 关键词：陶渊明;海陶玮;饮酒诗;美国汉学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0-0157-06
陶学“是关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学问，是历代陶学家的感受、理解和评价的总汇”①。如果从六朝时期颜延之的《陶徵士诔》算起，陶学在国内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隋唐时期陶渊明作品流传日韩算起，陶学在国外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西方陶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中国传统陶学完全不同的面貌，与传统陶学形成一种质疑、挑战和碰撞之势。美国汉学家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 1915—2006）生前是哈佛大学教授，是美国最早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也是西方早期研究陶渊明的权威，代表作《陶潜诗集》（The Poetry of T’ao Ch’ien）是英语世界第一部陶集注译本，他在注译陶集前后相继发表的系列陶学论文如《陶潜的赋》（The Fu of T’ao Ch’ien）、《陶潜的饮酒诗》（T’ao Ch’ien’s“Drinking Wine” Poems）和《陶潜诗歌中的典故》（Allusion in the Poetry of T’ao Ch’ien）是英语世界对陶渊明诗文从翻译研究转向专题研究的重要论文。其中《陶潜的饮酒诗》一文可以看作是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使得陶渊明形象发生了“他乡的流变”，在浩如烟海的世界陶学中，形成了不可忽视的西方陶学支流力量。
一、英语世界对陶渊明的认知形象和解读基调
英语世界对陶渊明的诗文翻译始于1883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 1845—1935）的《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开始逐步进入研究阶段。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汉学家海陶玮和澳大利亚汉学家戴维斯（Davis Albert Richard）。海陶玮在翻译《陶潜诗集》过程中，对《饮酒》诗二十首进行了逐首翻译和专题研究，形成论文《陶潜的饮酒诗》，在1967年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举办的以“中国文类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提交，随后发表在会议论文集《中国文学体裁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②中。1968年该论文收录在华裔学者周策纵主编的《文林》中， 1998年又被收录到海陶玮与叶嘉莹合著的《中国诗词研究》③中。通过以上的发表、收录等，这篇论文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
论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诗人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以文立传、流芳百世”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这种观点建构了“另类陶渊明”形象，对中国传统意义上品行高洁、丁香油酚
超然物外、乐观豁达的陶渊明形象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所体现的解陶思路对西方学者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正如汉学家勃雷尔（Anne Birrell）所说，“海陶玮、戴维斯对陶集的翻译、注释和研究，为其他学者进一步探讨陶学中的各种专题奠定了基础”④。
戴维斯也是西方著名的陶学专家，著有《陶渊明：他的作品和意义》（Tao Yuan-ming （AD365-427）：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戴维斯对中国传统“知人论世”“文如其人”的治陶思路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认为，陶渊明人格受到后世中国文人赞誉，是因为他的形象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文学形象，其他人很容易将诗人自己和这个形象等同起来。事实上，“陶渊明成功地实现了他归隐的愿望，同时也为世人创造出一个易被人接受的个人形象”⑤，这是一位在世时就成功塑造自身传奇的诗人。陶渊明诗文中塑造的易被人接受的形象是一个经过美化的完美艺术形象，虽然这个经过“戏剧表现”的完美形象与陶渊明本人并不一样，但还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或折射出他的人格与精神的特质。
海陶玮退休之后，他在哈佛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席位的继任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解陶道路上比他更为彻底。宇文所安用西方文学理论如解构主义的
研究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对陶诗及陶渊明本人进行了全面的解构。1986年发表的《自我的完美之境：作为自传的诗》（The Self’s Perfect Mirror： Poetry as Autobiography）把陶渊明称为“第一位伟大的自传诗人”⑥，认为诗文体现了陶渊明双重分裂的人格特征：陶潜并不是他所声称的那样一位天真直率的诗人。陶潜是唐、宋以及后代中国古代众多古典诗人的鼻祖——自我意识极重，常为自己的价值与行为辩护，竭尽全力要从内心价值冲突中赢得一分纯真。⑦
同年，耶鲁大学孙康宜《六朝诗》（Six Dynasties Poetry）专章讨论了陶渊明，认为“他在诗歌中对本人的自我进行了迫切寻求;通过其真实的历史意识和自然净化，（这一寻求）结晶成为更为宽广的个人表现，为完全成熟的抒情方式铺平了道路”⑧。二十年后，该书中文版《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出版之际，孙康宜在该书加了一篇附录《为陶潜卸下面具与阐释的不确定性》（The Unmasking of Tao Qian and the Indeterminacy of Interpretation）⑨，似乎是对之前发表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她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不同认识和解读，也就是她在文章中所指的陶渊明被戴上和卸下的不同面具，从而说明同一文本被主观解读和阐释的不确定性。孙康宜的分析是想证明，偶像化、理想化的陶渊明形象其实是由读者发明创造出来的。
张隆溪1992年《道与逻各斯：中西文学阐释学》（The Tao and Logos：Literac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从中西诗歌阐释学的比较视野对陶诗的言意关系作了专章论述，认为言简意赅的语言和文体风格是诗人深思熟虑后主动采取的“沉默诗学”。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一书中把陶渊明研究置于中古时期手抄本文化的参照框架中，采用异文研究和文本细读的方式，“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⑩。田晓菲在这部著作中传达出的对陶渊明形象的认知基调，与前辈海陶玮、戴维斯一脉相承。因此，有学者评价，田晓菲通过该著作其实“证明了自己是海陶玮和戴维斯的接班人”B11。
之后的著作如2008年拉特格斯大学田菱（Wendy Swartz）的《阅读陶渊明——陶渊明接受史之范式转变（427—1900）》[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427—1900）]B12和201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罗秉恕（Robert Ashmore）的《阅读的迁移：陶潜世界中的文本与理解》[The Transport of Reading： 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365—427]），也分别从历史和读者角度，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出了更加复杂丰富的解读方式。
二、中西学者还原“寄酒为迹”之“迹”的心理视角
南朝梁代萧统文集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B13此评价颇得陶诗深旨和酒诗深心，是后世学者讨论陶与酒关系的滥觞，也是《陶潜的饮酒诗》的立论前提。
所谓“篇篇有酒”，是对陶诗高频涉酒的评价。陶渊明是中国文人中与酒有着密切关联并首次把饮酒、咏酒确立为一个重要文学题材的诗人B14，对后世文人的饮酒生活和咏酒诗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谓“寄酒为迹”，是对陶氏酒诗咏怀主旨的概括。明代钟惺曾说：“观其寄兴托旨，觉一部陶诗皆可用饮酒作题，其妙在此。”B15陶渊明在诗中赋予酒以独特的象征意义，从而构成一种典型的诗酒文化形态，缔结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与酒的不解之缘。酒在陶渊明生命历程和诗文创作中占据的重要位置，使得海陶玮可以采用“知人论世”等传统方法，通过陶氏酒诗这个连接诗人精神灵魂和悲欢哀乐的秘密通道，来透视和把握陶渊明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是海陶玮以酒诗解析陶渊明的合理性。饮酒组诗是“寄酒为迹”的咏怀诗，海陶玮和国内学者关于这一点的认识是一致的。然而“寄酒为迹”究竟反映了诗人“何迹”？海陶玮在解读还原的过程中，采取了与中国传统学者完全不同的视角和路径。
中国传统学者对饮酒组诗的总体评论多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对诗歌写作缘由的论述，如宋代叶梦得的“惧祸说”，元代刘履的“自娱说”，明代谭元春、钟伯敬的“感遇说”，清代王士祯、吴菘则认为这组诗“属不经意之笔”，“偶得辄题耳，不可太执着也”。二是对饮酒诗内容的解析，如清代邱嘉穗认为，“其着题者固自言其饮酒之适，其不着题者亦可想见其当筵高论、停杯浩叹之趣，无一非自道其本语也”B16。三是对酒诗章法布置的赏析，如明代黄文焕认为组诗“诠次之功，莫工于此”B17。四是对艺术风格的赏析，如清代薛雪评价组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有‘绛云在霄，舒卷自如’之致”B18。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这组饮酒诗基本持欣赏的态度。
现代学者对饮酒组诗的研究承袭了传统的品评思路，对饮酒诗的寄托含义做了各式各样的赏析、解读和阐发，研究蔚为壮观。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研究，始终呈现出正面积极的取向。研究者在赏陶、慕陶、敬陶的阅读心理基础上，以诗人已经“索解大悟”而超脱升华达到“澄明之境”的陶渊明定性形象为基本认知，认为组诗总体反映了陶氏固穷立节的高尚人格和天然任真的自然本性，所以就源源不断地从宽度、细度和深度上不断探寻和强化陶渊明本人及其作品的价值。
果尔除草剂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海陶玮明显与国内学者具有不同的心理前提。由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他对陶渊明并不具有天然的崇敬与亲近的心理基因，所以不会以“著作以人品為先，文章次之”B19的观念先入为主。他没有完全接受中国传统主流观点和结论，而是保持一定的学术距离，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审视和研究这位中国诗人。他从诗歌文本出发，结合诗人具体生活状态，探讨了陶渊明在这组饮酒诗中反映出的经历人生重大选择时的复杂心理。
十八大的意义
海陶玮认为，陶渊明诗歌主题的选择是有意为之，而非直抒胸臆，“陶潜总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他的形象，并把它们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B20。陶渊明作品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他对世俗名利的唾弃、辞官归田的选择以及自己艰难贫困的生活窘状等。在他看来，陶渊明“并不仅仅是一个天真的乡村诗人，因为他生活的时代需要艰难的抉择和坚忍的意志。在一个腐败的世界里挣扎求生的经历贯穿了陶渊明的诗歌，构成了诗人内心对话的基础”B21。于是，“人们能够在陶潜诗歌中发现两种不同层次的情感：一方面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静默主义理想的信奉”B22。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心理共同存在于诗人心中并不断交织、交战，“世俗和精神的情感交织在陶潜诗文中，比例恰到好处，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对他复杂性情的欣赏”B23。海陶玮从人性角度阐释出的是一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复
杂的陶渊明，这种崭新的切入角度和解读方式，是把诗人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审视的结果。北京利国电子
冯淑萍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