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一种公文文体，它的形成与国家的统治方式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高度集权于一身的皇帝掌管天下万象，诏书即是替皇帝传达政令和当朝要事的有力工具。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诏”字的解释是：“告也，从言从召”，即“告诉、告知”。简单来说，诏书即皇帝告知天下
臣民相关命令的文书，类同于现代社会的“中央文件”。诏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它的内容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它的形式代表着国家的面貌和气派，它的传承也是对一个国家或王朝政治走向的记载，因而对诏书文体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诏书的发展和演变“诏书”涵盖范围较广，它不单是指命名中含有“诏”的帝王文书。起初，依据帝王之言起草的文书分为多种，《文心雕龙》中《诏策》一章记载：“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
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
咖啡具设计‘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吴讷
《文章辨体序说》中说：“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诏，历代因之。”姚鼐《古文辞类纂》诏令类收录有告谕、令、诏、赐书、策、敕书、玺书、檄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诏令一类包括：诰、诏、谕、令、教、敕、玺书、檄、策命等。清末吴曾祺在《文体刍言》中所列更为详细，有诏、即位诏、遗诏、令、遗令、谕、书、玺书、御札、敕、德音、口宣、策
问、诰、告词、制、批答、教、册文、谥册、哀册、赦文、檄、牒、符、九锡文、铁券文、判、参评、考语、劝农文、约、牓、示、审单等三十多个文体。
《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时期，相比较而言，明清时期的文献对“诏”的记载更具总结性，它们对“诏”的认识和分类更具全局性。总之，诏书最广泛地代
替了帝王使用的各种公文文体形式。它的使用范围可大可小，也可以灵活地代替誓、诰、命、制、令等，使用十分方便，实际使用率很高。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古代帝王的文书，大家首先会想到诏书这一文体的原因。本文谈及的诏书将以命名为“诏”的古代文书为主，其他本质上等同于诏书的古代文书
为辅，力求对诏书文体的形式以及它背后涉及的政治原则和社会文化等作一个系统介绍。
“誓”是“诏”的前身，它是较早出现的一种帝王文书，其谋篇布局已十分成熟。历史上著名的“誓”有夏启王的《甘誓》、商汤王的《汤誓》和周武王的《牧誓》，这里的“誓”都有宣誓的意思。《甘誓》是夏启王在讨伐部落首领有扈氏之前对其将士所颁布的誓师动员令，要求将士不可懈怠，有功则赏，不努力打仗则罚。《汤誓》是商汤王准备兴兵讨伐暴君夏桀时的文辞，他在出征前举行了誓师大会，列举暴虐的夏桀欺凌和压迫百姓的罪状，并借助上天的旨意为自己的出师正名，同时规定了严格的战场纪律，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牧誓》是周武王为讨伐商纣王，在牧野之地举行誓师大会而颁布的誓师动员令，它与《汤誓》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暴君当政，出师者为了拯救苍生，起身反抗，同时要求士
兵严明军纪、浴血奋战。
“制”是诏的另一种形式。秦始皇统一六国始称皇帝时，颁布了《始称皇帝制》，这里的“制”是制度的意思。秦始皇实
诏书文体概观
□宋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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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国家的大一统，他自认为自己功过三皇五帝，便自称为“朕”，并为“始皇帝”，希望“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通过下达《始称皇帝制》，正式宣布了自己的功业千秋永继。这是公文的一个重大功能，展示了事件的庄重性。
秦以后，诏的使用逐渐增多，大多数政令的颁发都使用诏书这一文体形式。汉高祖刘邦有《誓安天下诏》，他是历史车轮中又一位开国之君。这里的《誓安天下诏》与商汤王的《汤誓》和周武王的《牧誓》为一类，都有宣誓的味道。《誓安天下诏》是汉高祖驾崩前一个月为天下而颁布的一道诏书，是为了巩固臣、制约异姓诸侯王而与列侯、臣立下的
誓约。即使是“誓文”，刘邦也不再单独称“誓”，而是使用了“诏”来命名这篇公文。秦以后，诏书这一文体的使用频率很高，直到唐初，它一直都是皇帝发布政令时首选的文种。
武则天统治时期，武媚娘给自己起名“武曌”，因“诏”与“曌”同音，为避讳，改“诏”为“制”，一直延续到唐
朝结束。宋代又重新恢复了诏书的名称。明朝朱元璋沿袭诏书的使用，并且将开头定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显示了诏书的庄重性和严肃性。清朝沿袭明朝的传统，在末尾又加上“布告天下（或中外）咸使闻之”的结语，使诏书的书写在形式上形成一种定式。诏书的使用一直到大清灭亡、溥仪退位，最后一封诏书便是宣统帝的《逊位诏书》，自
此，诏书的使用伴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
诏书的语言根据时代文风的变化而变化。汉初，战乱结束不久，新朝建立时间尚短，刘邦只追求诏书的使用效果，公文的语体不太讲究言辞对仗之美，不喜用典，通常是直白道来。故而诏书在汉初时语言多以散体为主，文章内容质朴无华。诏书文体形式的变化是从文帝开始的，到武帝时代逐渐成型。刘勰《文心雕龙·诏策》云：“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文帝武帝的诏书都有鲜明的语言特，在诏书语言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文帝刘恒在西汉王朝的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位的二十三年间，采取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开启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文帝的诏书在语言上多呈现出平和温婉的风格，在讲究实效的同时，也注意辞章的修饰，以平易近人的态度书写政令。他的《除肉刑诏》堪为治世公文的典范。《除肉刑诏》是汉文帝决定废除当时法令中规定的三种肉刑而拟定的诏书，其内
容如下：“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惠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
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楚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今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这篇诏书语调平缓，表达方式沉静而内敛，行文虽为散体，却散而不乱、有理有据。此诏书开篇提及的有虞氏之时，乃政治开明的舜帝时期。汉文帝将自己的统治与舜帝时期比较，出当下的社会问题，这种对比在引出话题方面十分有力。舜帝时期，给罪犯穿上奇装异服加以羞辱，民众就不敢犯法。如今社会，汉文帝认为现行法令中的三种肉刑，即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鼻）和刖刑（砍脚趾），虽然残酷，却并没有真正遏制住犯罪事件的发生，反而对犯罪者“教未施而刑已加焉”，阻碍了犯人改过自新的道路。诏书中说：“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汉文帝认为是自己对百姓的教化不够才导致犯罪者频频出现，虽然有严厉的刑法，却没有起到关键作用。他以皇帝之尊反省自己“政教不明”，从百姓和犯罪者的角度出发，审视肉刑对罪犯的惩罚过于严重，这些肉刑一旦实施，将是一辈子的烙印，伤害了想要改过自新的罪犯的尊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果断废除残忍的肉刑，汉文帝体恤百姓的心愿显而易见。这不仅是汉文帝个人
乙烷魅力的体现，也是诏书语言魅力的体现———这是一代仁君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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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爱好文辞佳句，他在撰写诏书时，自然注重修饰文辞。《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辨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汉武帝召司马相如视草，正是对诏书文体形式的重视，他希望自己的诏书不仅传达命令，同时也是一篇文辞华丽的佳作。汉武帝比较出名的诏书有《求茂才异等诏》，这篇诏书从立意到辞章都得到了后人的肯定。《求茂才异等诏》其文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
者。”在立意上，汉武帝打破固有观念，提拔人才不再循规蹈矩，认为有非常之功的人才必定不同于常人，不能将一个人的怪才看作怪物，反而要加以利用。其辞章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语言张扬有力，节奏紧促高亢，是一篇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帝王威仪的诏书。
六朝时期盛行骈俪文风，文人在创作中讲究辞藻的对仗和优美，诏书的行文风格也以华美为准。华辞丽句是那个时代行文的标准，但骈俪句式导致辞藻繁缛，诏书的功能和背后的帝王气度大大减弱。如陈武帝《改官制诏》：“夫设官分职，因事重轻，羽仪车马，随时隆替，晋之五校，鸣笳启途，汉之九卿，传呼并列，虞官夏礼，岂曰同科，殷朴周文，固无恒
格。朕膺兹宝历，代是天工，留念官方，庶允时衷，梁天监中，左右骁骑领朱衣直阁，并给仪从，北徐州刺史，唱义之初，首为此职，乱离岁久，朝典不存，后生年少，希闻旧则；今去左右骁骑，宜通
文武，文官则用腹心，武官则用功臣，所给仪从，同太子二卫率，此外众官，尚书详为条制。”其诏讲究对仗、文辞优美，风格却显得纤弱，缺少汉诏的简净和雍容。自此以后诏书的发展朝着四六骈句的方向越走越远。
唐宋时期的诏书承接六朝文风，依然以骈体文居多，但是也有用散体书写的。散体与骈体诏书都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并在科举考试中并驾齐驱。宋代诏书与宋代文化息息相关。宋朝时期，文学体裁极其灵活多变，文字间也常常妙趣横生，苏东坡堪为宋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宋代的诏书非但不呆板，还经常“流出趣语”，增加了诏书的生动性。宋神宗在《令三司判官等上财用利害诏》中表达自己对财政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天下要想稳定富足，必须先让百姓富裕起来才可以，但如今朝廷的花费尚且不足，老百姓的财富就更加匮乏。一句“虽焦劳乎昃食之间，其将何所施哉”，生动地表现了宋神宗对财政问题的焦虑。林纾称赞宋代诏书“巧不伤雅”。此类诏书的文学审美价值十分显眼，由此可见时代文风对诏书文体的写作具有很大影响。
明清时期的诏书已经在历史的淘洗下变得中规中矩。按
清制，诏书先由内阁学士起草，然后将稿本呈献皇帝御览，皇帝批准后再正式撰写。因这些诏书是大臣代为拟定，所以措辞用语十分严谨，只苛求表达上的完美无误，追求皇家的得体和庄重。在诏书的形态演变过程中，受政治理念的变化常导致诏书去情感化。在汉代，诏书大多由皇帝亲自执笔，其字里行间充满着书写者
（帝王）的情感和态度，受众通过诏书可感受主宰者究竟是怎样一位君王。后来，越来越形式化的诏书逐渐变成一种传达政令的工具，其间的感情彩渐渐淡去，它所能全力展现的是历史长河的转折和变化，但这些正是诏书文体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三、诏书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
虽然历朝历代专门设立了史官来记载历史，但由于封建王朝的专制制度，史官只能描绘社会的正面，粉饰太平盛世的景象。正是因为史官的文字和历史真相存在偏差，我们才需要其他历史材料加以斧正，以揭示历史的真相。古代公文都是依据时事而作，是封建王朝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文字工具，因而有很高的可信度。诏书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是以透明的方式面对大众的，因而对历史的反映基本是可信的。当然也存在用诏书遮盖历史真相的情况，但这十分容易辨别，而且一些事关政令的诏书，基本上不存在虚假的情况，所以诏书对历史的修正和引导作用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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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代表的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它正是各朝皇帝治国理念的文字展现。经过两千年的使用和发展，诏书已经成为研究各朝各代以及众多帝王的一手资料。从商周时代起，商汤王的《汤誓》和周武王的《牧誓》，它们的背后是以正治恶的时代精神，是帝王之气概的源头。秦始皇的《始称皇帝制》宣告了战国时代的结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大一统时代，是皇帝制度的起源。秦朝末年，汉高祖刘邦率先攻入关中，他与百姓立下《约法三章》的条文，废除秦朝的酷法，赢得民心，也赢得了天下。刘邦临终前颁布《誓安天下诏》，以苦口婆心告诫臣不可背叛大汉王朝，为西汉初期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
用。汉文帝
法是汉朝得以巩固发展的关键人物，正是他的勤政和爱民才开启了“文景之治”的繁荣。《除肉刑诏》的颁布，反映了汉文帝善于体察民心的政治态度，这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王朝发展的巅峰时期，他的诏书正是对他的雄才伟略的最好反映。《求茂才异等诏》以不拘一格的眼光招敛人才，语言大气磅礴；《轮台罪己诏》大方承认自己的决策失误，以诚恳的态度向百姓道歉，难怪后世有“秦皇汉武”之称。唐太宗的《令臣直言诏》，不仅反省自己的问题，还勒令臣直言不讳，指出皇帝错误的地方，并认为只有集思广益才可带来大唐的持续繁荣。宋太祖黄袍加身后颁布《即位赦天下制》，以尊重百姓，笼络民心，使自己的行为合
法化。可以说，历代君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理念在诏书中均有所体现，通过研究一封封诏书，就可以管窥到历史的些许真相。
不可否认，诏书的内容往往关系到历朝历代的国计民生，而诏书的文化审美价值在文学史上也是不容忽视的。
《文心雕龙·诏策》云：“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这段话是讲，君王的话语
是崇高而神圣的，因为君王执掌天下，俯瞰众生，他的话能够约束臣，并使天下信服。因此，授官选贤的命令，应如日月之光那样明亮；褒奖或策封臣下的诏书，就要有和风雨露般的润泽；关于敕正教戒方面的文诰，则要像灿烂星吐出的光华；关于治理军事或召集诸侯会同讨伐的军令，就要表现出滚滚雷霆的声威；对于因过失而造成灾害的人予以宽赦，赦书就要像春天的露水那样滋润；对于明赏罚、正法纪的文诰，则要像秋天的严霜那样刚烈：这就是写作诏策的基本要求。这体现了诏书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到的言辞之美，通过不同的语言修饰，每一篇诏书在文章学方面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价值，这正是诏书对文学、文章发展之意义。
四、结语
诏书不仅为当代文学研究和历史真相的探究提供了宝贵
的借鉴功能，更展现了古代公文写作过程中语言的简洁和典雅、风格的庄重和整饬，以及撰写者在文字中渗透出的性格和魄力，为当代公文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本。诏书的功能决定诏书的内容，而诏书的语言和风格却因人因事而别具一格，因而每一封诏书都值得认真解读。它在历史的流转中，是后世君主治国的教科书，也是传承我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特殊载体，因而诏书文化值得我们用独特的眼光去发现和对待。本文通过对诏书的多方观察和梳理，不仅认识到诏书这一文体形式蕴含的独特价值，而且确定了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意义，这是文体学研究中弥足珍贵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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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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