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学 研 究 方 法
陈杰思
在国学研究中，可以将国学研究的传统方法与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国学研究以传方法为主，可以适当采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但是，不能抛弃传统方法而只采用西方方法。国学研究需要结合现实，探索国学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与发展，探索国学在现代社会的表达形式和传播方式。
在近现代的国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即单纯使用西学的方法来研究国学，将西学中的认知方法作为研究国学的唯一“科学方法”，而排斥国学的传统方法。在此，我们试图说明，除了认知方法之外，尚有多种国学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使用，才能使国学走上正道，走向兴盛。
1．认识方法
认知方法，即是人作为认知主体，面对认知客体展开认知活动，从而产生对客体的真理性认识。认知遵循的唯一标准，是认知成果与客观对象相符合。因为国学涉及大量的客观事实，特别是涉及大量的历史事实，因此，国学中需要认知方法。考据学运用的就是认知方法。
国学也要运用认知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国学有一系列明确的概念，每一概念都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语境中保持同一性；国学也要有理论观点，有连接理论观点的线索，有自己的逻辑结构。要完成以上任务，都必须运用认知方法及思维方法。
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可以分成两个方向：一是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人对考据之法情有独钟，认为这是“科学方法”。另一方向则是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等新儒家倡导的心性之学。
胡适把清儒的治学方法总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说：“假说不大胆，不能有所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见胡适《胡适
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第12页。] 胡适在这里所讲的治学方法，即是认知方法。这种方法只能在一 定的范围内使用，不能滥用.例如，如果仅仅使用认知方法中的“证伪”方法，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结果。对历史材料，我们可以运用“证伪”的方法，使许多错误的历史材料得以纠正。但对于中华义理的许多命题，在现实和历史中我们可以举出众多的反例，用“证伪”的方法就可以推翻中华义理的许多命题。
在国学中滥用认识方法，并且将它视为唯一可行的科学方法，是从清代以来研究国学的最大弊病。侯外庐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者有概括汉学方法论的四句话，这便是：蔽于古而不知世（古指古籍，世指社会）；蔽于词而不知人（词指‘由词通道’之词，人指个性）；有见于实、无见于行（实指其一部分认识方法，行指认识的证验、准绳）；有见于阙、无见于信（阙指对于过去的疑问，信指对于将来的追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418页。）这里已详尽地列举了仅仅以认知的方法来研究国学而导致的各种弊端。
单纯运用认知方法解读经书，就容易产生繁琐与支离的现象。班固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
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班固《汉书?儒林传》）语法检查 单纯运用认知方法，有极大的局限性，无法体证国学的精神.钱穆说：“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取死的材料……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唯尚考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题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熊十力《读经示要》，重庆南方印书馆，1945年版，第7夺命钱
页。）
不能将认知方法作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如果将认识方法作为唯一的科学方法，也就意味着，国学的其他方法是非科学的方法。张申府先生曾说：“所谓科学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就事论事。换言之，也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更简单地说，便是‘切实’二字。稍详细点说，对于一切都要看证据。”（张申府《非科学的思想》，见《清华周刊》1936年第44卷第8期。）
舌尖上的宿舍
在这里，把科学方法完全等同于认知方法。单纯的认知方法也是西方汉学家所用的方法.现
在，情况有所改变，郝大维先生和安乐哲先生合着《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与超越性》，对近几十年来英语世界中的汉学研究思维方式作了反思。
2．体证方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国学既有知识，也有精神。国学研究和教育，既要求真，也要求善。求真之时，可以用认知方法，求善之时，就必须用体证之法。梁启超先生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将国学的研究分为“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两类。对于这两类学问，采取不同的方法。对“文献的学问”，采用求真的方法，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还原历史与事实的真相；对于“德性的学问”，则可用求善的方法，以同情、信仰、敬意面对之，进行价值的判断。可惜，人们对体证方法并不在意，许多学者只推崇求真的认知方法，认为只能用“客观、冷静”的态度，才能得出公允的结论，同时，排斥同情、信仰、敬意等体证方法。
经典是中国古代圣贤以自己的生命体悟和践行而产生的成果，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上升到民族的共同精神这一崇高地位。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古人言语，尽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 苦心处。”所以，仅仅从认知这一角度去理解经典，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去理解，去接受。
体证是心灵生命展开的活动，认知则是神经系统展开的活动；体证面对的是万象万物的生命精神，而认知面对的是万象万物的原理、特征、规律。通过体证，主体的生命精神与客体的生命精神互相交融。认知所达到的结果，只是将客体的部分特征以理论的形态表示出来。例如，当体证主体面对一朵小花时，心灵生命即展开活动，以欣赏、同情的心情来看这朵小花，让这朵小花自己表达自己，显露生机，体证主体与小花的生命精神交融在一起。当认知主体面对这朵小花时，神经系统即展开思维活动，在功利目标的诱导下，在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的驱使下，认知主体运用认知工具对这朵小花施加人为的影响，将小花拨起，分割成不同的部分，放在仪器之下观测，运用语言和辑思维展开认知活动。因此，我们运用认知的方法，只是看到了国学的一面，运用体证的方式，就可以把握国学的内在精神。
认知与体证主要有如下的区别：第一，通过认知，建立知识价值与功利价值，通过体证，则建立审美价值、宗教价值、伦理价值。第二，认知的重心在于客观事物，在认知活动中，是以是否符合客观事物作为认知是否正确的标准，应尽量排除来自认知主体的各种干扰，这表明了认知的非内在性。体证的重心在于心灵生命自身，在体证活动中，可以呈现体证主体内在的生命精神，这就是体证的内在性。第三，认知把握的是事物的一般特征，体证则是可以达到事物的精细之处。认知重视对万物的条分缕析，从而显示出清晰的特征。体证注重对万象万物的整体领悟，因而应该保特混沌的特征。第四，认知追求的是，客观真实，把来自主观的东西视为虚假的成分加以排除；而体证则是追求主观真实，可以容忍虚构、夸张、想象。体证只能发生在具体的生命境界中，即使处于同一境况下，不同的体证主体就会有不同的生命境界，所以说，体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体证还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中，体证都会具有不同的特。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我们看出，体证是国学研究和学习中的不可或缺的方式。
3．敬仰方法
国学包括了大量的精神内涵，与本民族的精神状态相关，与自己的心灵生命紧密相连，因
此对于国学的研究和学习，除了一般的科学方法外，学习者、教育者、研究者都应有同情、敬重、信仰的态度与方法，总称为敬仰方法。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中称：“今日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流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继续发展下去，因而对之亦发生一些同情和敬意。”
在认知方法运用之时，为了保证认知的客观性、真实性，就要在认知过程中排除感情因素，包括排斥同情、敬意与信仰。伊?拉卡托斯指出：“一个理论的认识价值与它对人们的心智的影响毫无关系。信仰、虔诚、理解是人类心智的状态，但理论的客观的、科学的价值与创造理论或理解理论的人类心智无关。它的科学价值只取决于这些猜测事实上所得到的客观支持。”（见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ourcm2页。）
章炳麟将国学的治学方法归结为六点：“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感情，五也；汰华辞，六也。”[章炳麟《说林下》，见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卷一）]
现在，也有人要求，既然是对国学进行科学研究，就应当去掉同情与敬意，以一种冷静的、客观的、“非道德的态度”对待之，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才能得出公允而严肃的学术结论。这种说法，也就是将认知方法作为研究国学的唯一方法。
如果仅仅使用认知方法，就会使国学变成冰冷的客体，变成概念 的僵尸。发生这种错误，原因就在于，不了解国学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国学，特别是其中的中华义理，就是身心性命之学，就是道德修养之学，就是知行合一之学，因此，在进行国学研究和学习之时，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不仅仅有同情、敬意、信仰，还要进行体证、感悟、践行，自己的生命方能进入其中，在自己生命境界提高之同时，获得真知，以自己的生命确证义理之存在。国学中的绝大多数学科都具有上述特点：中文可用以培养人的性情，国史培养人们的爱国之心，国画与书法，就直接表达作者当下的生命情态。应当放下现代人的傲慢，以谦虚的态度求教于历代圣贤。我们要对中国历代圣贤心怀崇敬之情，才会认真倾听他们的教诲。由此，才能树立主导的思想与精神。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倡导将孔子诞辰作为中国的圣诞节、教师节，其主要目的，便是培养人们对孔子的崇敬之情，从而能够聆听孔子的教诲。儒学作为国学的主体，具有宗教特性。你无法想象，一个基督教徒对基督教历史、人物、教义不持有敬仰之态度。同理，一个儒家或者儒
园林古建筑
学的信徒，对儒学的历史、历代圣贤、儒学思想也必须抱有敬仰之态度。
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着中华文明衰落、道德沦丧、生灵涂炭之局面，激发起深深的忧虑，并由此展开复兴正道，拯救人民的努力。徐复观先生提出的“忧患意识”，正是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所应抱的正确态度。所忧者何？一为忧道，二为忧民，三为忧国，四为忧天下。“忧患意识”正是与敬仰相呼应，有了对国学的敬仰，才会有国学沦落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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