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界长期热衷于谈论“陈独秀因嫖娼被北大开除改写历史”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1919年初，北京报纸刊登消息，称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时与人争风吃醋，以至于“抓伤某妓下部”。这就是所谓的陈独秀嫖娼事件。当时名流出入妓馆，乃合法行为；陈独秀本人在这方面也相当开放，甚至公开撰有奇文《乳赋》。说陈曾逗留八大胡同，大约不虚；但具体到是否存在争风吃醋以至“抓伤某妓下部”的情节，迄今并无史料可以证实。 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对该事件进行过诸多解读，可谓热此不疲。其中一个代表性观点认为，汤尔和力主北大开除陈独秀，导致其日趋左倾，终于南下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者。比如有学者撰文称，“汤尔和一念之差引发中国历史大转折，而陈独秀的私生活、个人爱好，成为历史转变的最初动因。”
汤尔和参与的那次会议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有学者说，“1919中德企业年3月26日夜，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汤尔和‘力言其私德太坏’，但‘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最后结果，还是汤尔和等人的意见占上风，蔡元培忍痛割爱。”
有学者甚至直接以《改写历史的1919年3月26日之夜》为题，说“如果陈独秀那一年没有离开北大，他会不会在一年后急遽左倾是个未知数。如果陈独秀不带头组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命运一样毛一丁 也是一个未知数。”“1919年3月26日夜，一切都已注定 ，陈独秀不可能再留在北大，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已无法幸免。”
但事实是：陈独秀并没有因为嫖娼而被北大开除
持“陈独秀嫖娼改变中国历史”说者，大多没有心思考据事件的具体细节。事实上，陈并非因为嫖娼被北大开除。在蔡元培的维护下，陈仅仅体面地卸掉了文科学长职务。陈最后离开北大，当局的逮捕迫害，及蔡元培从北大出走，才是真正的主因。
蔡元培仅仅免去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并没有将他从北大开除
1919呼吸机维修年3月26日，蔡元培、马叙伦、沈伊默等在汤尔和家开了一个会。这个会被知识界视为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会议的讨论细节，现在已很难具体还原。作为与会者的汤尔和，曾在给胡适的信中追忆当日，说得也很模糊，“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
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唐宝林、陈茂生编著的《陈独秀年谱》也说得很简略，“开始，蔡颇不愿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汤则以所传陈嫖妓之流言，猛烈攻击陈‘私德太坏’。蔡因是‘进德会’的倡导者，遂为汤议所动，决定撤陈。”
会议内容虽然模糊，但讨论的结果则是清晰的，蔡元培并没有作出开除陈独秀的决定，而仅仅是通过改组北大“学长制”为“教务长制”的方式，体面地免去了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职务——此前北大评议会（包括陈独秀）已决定在暑假后进行学制改革，取消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改设教务长。只是因为发生了陈独秀嫖娼这个突发事件，蔡元培决定将改革提前而已。
事实上，即便没有嫖娼事件，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职务也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担任文科学长前后两年时间里，陈独秀结怨颇多。据当时在北大教哲学的梁漱溟回忆，“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此外，陈独秀在北大期间没有写过一篇学术文章，校内教师早有不满。更要紧的是，陈独秀任内推行的废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换聘约、不允
许发放讲义等改革措施，严重得罪了一批教师。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与陈独秀同时身陷嫖娼门，辜鸿铭、刘半农、邓之诚纳妾，但没有人他们麻烦，只有陈独秀一人成为众矢之的。从这一点即不难看出，陈独秀失去文科学长之职，嫖娼不过是个而已，并非主因。
嫖娼事件发生一年后，陈独秀才抛下北大历史系教席，离京南下
有研究者说，陈独秀不做北大文科学长后，被聘为“北京大学附设国史馆编纂处编纂股主任”，这是不确的。陈独秀到国史馆任职是在1918年12月，是在嫖娼事件发生以前。1919年8月，国务院将国史馆收归麾下。此时陈独秀尚在狱中，自然失去了在国史馆中的职务。但陈独秀不任文科学长后，依旧留在北大，则是可以确定的。《胡适口述自传》说，“校方给假一年，好让他于下学期开一堂宋史新课。”蔡元培请陈独秀到北大借重的是其社会声望，陈独秀到北大后也未曾开课，所以此时给假一年，让他编写教案，是确有必要的。
陈独秀具体何时失去在北大的教职，目前尚难以断言。“五四”运动前后，陈明显地转向共产主义。1919年6月11日，陈因散发传单宣传“过激主义”，被政府逮捕。随后各方声援陈独秀（嫖娼事件显然没有损害他的社会声望），直到9月16日获得保释出狱。周作人在《知
堂回想录》中说，9月18日下午，他去看望了刚刚出狱的陈独秀。周回溯说：“在这之前，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至此遂以违警见捕，本来学校方面也可以不加理睬。但其时蔡校长已经出走，校内评议会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凭陈氏之辞职，于是拔去了眼中钉，反动派乃大庆胜利了。”周作人站在朋友的角度，言辞间有回护陈独秀之嫌，但他的回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让陈独秀去职不是蔡元培的本意；2、至少在5月9日蔡元培辞职出走前，陈独秀依旧在北大保有教职，未被开除。换言之，陈独秀离开北大并非因为嫖娼，而是因为蔡元培的出走。
陈独秀出狱后还处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只好在1920年声波速度3月，在李大钊和高一涵的掩护下，由天津回归上海，彻底离开了北大。陈独秀在1919年3月26日的会议后整整一年，才离京南下，显然与嫖娼事件没有直接联系。
至于中共的成立，陈独秀个人是否左倾，更非关键
将中共之成立与“陈独秀因嫖娼离开北大”联系起来，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是胡适。胡适
当年持此说，尚有可原之处，毕竟他并不清楚中共成立的复杂实情。在今天，在关于中共的成立经过，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的情况下，知识界仍热衷于将中共之成立与“陈独秀因嫖娼离开北大”联系起来，则实在是太过于轻薄历史。
胡适自己当年也曾一度对苏联颇有好感，遑论影响陈独秀“不致十分左倾”
对于北大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事，胡适一直念念不忘。直到十几年后的1935年，胡适还在给汤尔和的信中说，“此夜之会（指1919年3月26日的会议），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胡适言下之意很明显，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在以他为首的一干“自由主义者”的包围之中，陈绝不会彻底左倾，也不会离京赴沪，更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了。
且不论胡适的推论是否能成立，仅以这封信的内容而论，胡适就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1
927年，胡适访苏，并与蔡和森、刘伯坚等长谈后，一度对苏联怀有好感。他在给朋友张慰慈的信中说，“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 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另外，胡适对苏联的教育颇为赞赏。
陈独秀获知胡适的态度后，也是大为兴奋。他发表文章，“反赤军势力下之北京国立各大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学希望，同时,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由此可见，胡适至少到1927年为止，还没有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有特殊的恶感。那么即使陈独秀一直在北大，胡适也是不会阻止这位老朋友的“左倾”的。
陈独秀离开北大与否，南下与否，都不会影响共产党的诞生
重新说到胡适给汤尔和的信上来：究竟是不是陈独秀不南下，中国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了呢？显然不是。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前，中国至少曾有6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
存在，其中成立最早的是1911年11月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此外还有中国无政府共产党、支那共产党、重庆共产党、中华共产党等。
此外，1920年在法国，蔡和森等人就明确提出，要走俄国革命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与王若飞等合作，共同建立了工学互助社。周恩来、赵世炎到法国后，也在留欧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国内的社会主义组织也相继出现，如在北京有李大钊、张申府等建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汉有陈潭秋、董必武等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长沙则有、何叔衡等的秘密组织。
在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各地广泛建立的同时，共产国际也有意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年9世纪之星机箱月，俄共（布）东方民族部召开会议，决定“向中国派遣信使”。信使维经斯基来华前，共产国际给予的指示是：“向中国介绍苏俄的远东政策、远东共和国情况；帮助中国分散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集中起来，组织为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召开一次全中国的革命代表大会；变卖珠宝，用部分所得款项创建一个印刷厂；以上海为中心，联络中国各地的组织，联络日本、朝鲜等地的组织。”维经斯基先后与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有过接触。换言之， 中共的成立，是多条线索共同作用的结果，陈独秀的个人作用远非关键因
素。维经斯基之所以最终到陈独秀，以他为核心将当时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集合在一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因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知识界积累的声望有极大的关系。但即便没有陈独秀，共产党的成立，在当日也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资料：《胡适往来书信选》、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徐希军《陈独秀离开北大的象征意义》、李玉贞《与中共建立有关的俄共（布）、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朱洪《陈独秀对胡适的三次争取》、薛衔天《共产国际的建党策略与中共建党途径》等。
“陈独秀嫖娼事件”，其本来面目已然不清；与其离开北大，同样缺乏直接联系；陈离开北大，与中共的成立，更非关键因素。所谓“陈独秀嫖娼改变中国历史”，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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