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11月 Vol. 23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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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1-05-28
精加力
作者简介：何继勋（1965-），男，河北玉田人，天津武警医学院政治教研室讲师。 - 60 -
何继勋
（天津武警医学院 政治教研室，天津 300562）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乃至地方军阀都纷纷改变了政治态度，在抗日救亡这一共同政治利益的基础上初步实现政治凝聚；他们积极从事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其自身组织也有了初步发展；中间势力的崛起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关键词：中间势力；政治凝聚；组织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K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1）06-0060-06
中间势力是一个政治范畴，是指介于南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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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府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被压迫的工农阶级之间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一政治力量大体有着基本一致的共同政治利益。中国共产党对其有过不同的称谓。如“中间集团”、“中间力量”、“中间派”、“中间势力”，虽称谓有异，但其所指内涵和外延大体一致。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1](P395)随后又讲到，
“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派”，[1](P744)“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1](P746)同时，中间势力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开始形成、存在，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具体来看，它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后，在国共两党之外产生并逐渐聚合起来的。由于它所代表的中间阶级、阶层是一个复杂的、软弱的、不稳定的阶级、阶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具体阶段，受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中间势力的面貌和阵营也常常有所变化，我们对中间势力的研究，从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
阶段：一是中间势力崛起阶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间势力初步形成，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迅速崛起。二是中间势力发展和壮大阶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抗战胜利前夕，中间势力政治上不断进步，组织上不断壮大。三是中间势力走向成熟阶段。从抗战胜利前后到新中国成立，中间势力纷纷建立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组织上逐渐走向成熟。本文试对“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前的中间势力作一简要分析。
一、“九一八”事变与中间势力的政治凝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虽一度跟随于蒋，但他们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政治利益，他们的政治主张不被允许存在，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改良主义主张也遭压制；国民党内民主派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处于彷徨苦闷之中，组建了第三党，欲寻求国共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结果遭蒋镇压；一批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则远离政治，从事“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活动；各地方军阀与蒋混战，接连失败，或土崩瓦解，或退居一隅，封疆自保。中间势力一度处于消沉涣散的状态。“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事实“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2](P147)
国难当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迅速崛起。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一党专政”，“停止一切对内纷争，共急国家大难”，[3]“立即集中人才，不分党派，组织国难政府”，[4]准备对日宣战。黄炎培领导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改变了指导方针，由“矫正社会之弊，救济社会之穷”，变
成为“民族谋独立和繁荣”，由一个爱国的
何继勋：“九一八”事变后的中间势力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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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团体发展成为一个爱国的政治团体。
原有的中间党派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在其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组织遭到镇压的情况下，毅然肩负起抗日救亡的使命。他们揭露日本侵华罪行，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抱定“无耻的镇静政策和不抵抗主义”，“坐失领土数千里，陷数千万同胞于帝国主义铁蹄下而熟视无睹”，
他们坚决主张“立即对日宣战，完成民族革命”。[5](P223)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既反蒋又反共（主要反共）的中国青年党，“九一八”事变后也力主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依共赴国难的原则，集各方优秀人才，组织国防政府，一洗前此不重国防，不图抵抗的错误，而引起国民奋发图存的
精神”，[6](P246)要求国民党政府，
“不要再存畏荽，而事敷衍”，立即“统筹全局，实行宣战”。[7]
“九一八”事变前，一度被蒋击溃的地方军阀，国难中也重整旗鼓，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变成了具有一定进步性的地方实力派，成为中间势力的一部分。“九一八”后第五天，冯玉祥即发出通电，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主张出兵抗日。在1931年底的国民党扩大会议上，冯提出“我们要抗日，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要团结各党派，动员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8](P32)1933年春冯玉祥与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一二八”事变，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十九路军官兵违背蒋介石的意志，奋起抗敌，并通电全国：“我十九路军，奉命守土，尽捍忠之天职，虽至最后一弹一卒，绝无顾虑”。[9]凇沪抗战一度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两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也表示，“救国抗日意志已一致，正在从事各种国防建设，早定抗日大计；如中央有抵抗决心，即西南无条件服从中央，西南各省量力出兵，赴前线抗日，如中央仍信赖国联，西南亦将肩抗日之责”。[10]其他实力派宋哲元、傅作义等也纷纷表达抗战决心。地方实力派的参加，壮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
总之，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中间团体，乃至军阀都纷纷改变了政治态度，他们有了基本一致的政治利益——抗日救亡，在这一共同政治利益的推动下，他们逐渐凝聚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
二、抗日救亡运动与中间势力的组织发展 中间势力在国统区组织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
动。他们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流亡到关内的东北政界、实业界的一批爱国人士，以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等为首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上海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组成了上海抗日救国会，“一二八”抗战期间，又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与上海市总工会、各大学教授抗日会、银行公会、上海市商会等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江浙爱国人士和工商业家也组织了江苏省国难救济会、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浙江省国难救济会等救亡组织。他们组织宣传队、请愿团、众集会，深入民众之中，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在北平成立后，随即组织宣传队沿平津、平汉等铁路线广为宣传，派人到平津各大学和南京、上海等地宣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战，他们组织请愿团赴京沪，强烈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克日收复东北失地，准备对日宣战。1931年9月26日上海各团体的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侵华示威游行。同时，他们以报刊为武器，扩大抗日宣传。“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民族资产阶级最有影响的报刊《申报》，立即于9月20日、23日连续发表时评《日军突然占领沈阳》、《国人乎速猛醒奋起》，以血泪之言痛告国人：日本人此次暴行，实为“囊括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全国国民际此大难”，“应抱必死之决心，化除内争，一致御外”，“觉醒团结，共同奋斗”。[11]“一二八”凇沪抗战起，《申报》又发表重要时评《敬告国民》，指出：“上海之战不是上海之战，而是全民族生死之战”，[12]中国的出路“此一问题，在目前已至为简单，亦至为明显，一言以蔽之：即我民族如欲求得光明之出路，惟有发动一次广大的革命自卫战争！”[13]此外《大公报》、《益世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纷纷发表时评，宣传抗日救
亡主张。此时，中间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创办报刊。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救国通讯》（1933年改为《国讯》），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复旦大学孙寒冰等教授主办的《文摘》月刊（全面抗战开始后，改为战时旬刊），以及张君劢、罗隆基等主编的《再生》、青年党的《民声周报》等。最有影响的当属邹韬奋先后主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分别成为了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刊物。邹韬奋勇敢地号召人民“共同起来为着整个民族生存作殊死战”。[14](P196)邹韬奋“是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这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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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的宣传家”。[15]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1931年9月28日上海市商会召开各业会议决定：如再有对日私行买卖者，一经查明，即由人民严行制裁等15条。[16]当日，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等率众宣誓“自本日起，永远不买卖日货，如有违反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17]南京、北平、天津、汉口等城市工商界团体积极响应。
募捐劳军，支前救护。“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率部抗日，《生活》周刊就发起筹款援马活动。凇沪抗战期间，上海市商会发出《征集现金、物品慰劳十九路军将士》公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发布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事》；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还专门设立一个救国捐征募管理委
员会，从事募捐筹款支援前方。宋庆龄、何香凝、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林继庸和无厨味精厂总经理吴蕴初、民族实业家胡厥文、《生活》周刊社、爱国实业家竺梅先等通过各种方式支前救护。
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了“抗日反蒋同志会”、“中华抗日同盟会”，联系大量的青年学生，参与策动和领导了青年学生“赴京请愿团”。一大批民主教授，在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救亡的演讲、呐喊。在北平、在上海、在华南，大学的讲坛成为了他们的战场。郑振铎、施复亮、许德珩、劳君展、侯外庐、张申府、刘清扬、邓初民、陈此生、陈望道、马哲民等是他们杰出的代表。他们号召学生“要努力准备着，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最艰苦最光荣最有希望的一次大战争，我们要迎上去，战！战！战！胜利一定是在我们一
边”。
[18](P127)
此外，中间势力在舆论上积极声援学生。1931年12月5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谁都没有责备请愿学生的资格》一文，高度赞扬青年学生“纯洁忠诚、大众无我”的精神。《申报》也发表时评《学生爱国运动的平议》，支持学生救亡。职教社领导人称赞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国家前途之一线生机”，“全国学生能不顾政府镇压的命令，不惜牺牲学业，作救国之运动，足见人心未死，正气犹存”。[
19]
1935年底，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间势力再次积极参与组织了大量的救亡团体，使国统区的救亡活动由比较分散发展到更加有组织。他们的政治主张也由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发展到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促使各实力派联合抗日，建立抗日联合阵线。
1935年8月，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发布了《政治纲领》，号召“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革命”。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之际，又提出了“扩大民族反日阵线”的8条行动纲领。1936年10月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呼吁全国“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非全国抗战无
以图存”，
[20]
并表示愿为国共合力救亡负斡旋之责。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上海、南京、西安、北平、成都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底，在宋庆龄、沈钧儒等号召下，全国各地救国会实现了联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或“全救会”）。救国会成立后，随即于6月、11月、12月、1937年1月连续发表对时局的通电、宣言。他们以促成全国各实力派
联合抗日为主要任务，号召“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举全国之力，以与敌人一战”。[21](P108)1936年7月，救国会呼吁国民党二中全会接受人民的要求以抗日求统一，并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政治犯等六项主张。7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又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进一步阐明救国会的行动纲领，主张各派各方面在抗日救国共同点上建立联合阵线，求同存异，互相宽容。全国各地一大批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工商实业界等各界人士更广泛地参加到救国会组织中，使救国会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力量，这就把原来比较分散的爱国运动汇合成了一股更为壮观的洪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持续地向纵深发展。
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改党的名称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确定实行抗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为中心任务，由对内反对国民党南京统治的阶级斗争转变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指导方针，明确指出“为着抵抗日本侵略，彻底完成民族革命战争神圣的任务”，“就必须全国人民合作，共同担负起来，因为只依赖现政府或国民党单独来做，即是不可能的奢望”。1936年2月，第三党再次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再三垂涕而道”：“我们认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间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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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全国各党派社团提议：“以最快的速度，组织全
国的‘反日阵线’”，“集全国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
争”。
[22](P213)
中间势力依共赴国难的原则，初步的团结、组织起来，建立了许多救亡团体。虽然这些组织还基本处于分散状态，但联合的趋势已始见端倪。
三、中间势力的崛起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要求。此时，中国共产党首先高举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中间势力的崛起又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间势力的抗日主张与行动影响着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将中间势力的变化视为反革命营垒内部发生的新破裂，“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
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2](P147)中共强调：
“现在若果他们（中间势力）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对于那些半途的朋友和中间势力分子，我们宣传口吻与态度要有转变”。[23](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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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削弱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23](P53)1935年以后，广大中间势力也主动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态度，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愿望，他们与中共最先形成了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并以此来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间势力的主张和救亡行动也是影响中共改变对蒋斗争策略，促使中共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5年底开始，中共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等纷纷致信各地方实力派，并派人通过多种渠道与他们联系。在与地方实力派接触的过程中，中共了解到大多数地方实力派很难接受中共“抗日反蒋”的政策，即使已决心联共抗日的张学良尚做不到反蒋。张学良不但认为有争取与蒋合作抗日之必要与可能，而且向周恩来提出：为使蒋走上抗日道路，自己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
逼，“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凌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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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情[24](P57)
1936年救国会成为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
支重要力量。救国会的《成立宣言》、《抗日救国初步的政治纲领》也着重强调：各实力派合作抗日，“大家都站在同一的战线，对付共同的敌人；大家都一致为国牺牲，而不再说打倒谁或者谁被打倒”。[21](P98)救国会的宣言在批判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同时，又强调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战争的重要作用，指出“在经济力量和武装上面，中央都占着高度优势，同时在政治上中央也负最重要的责任”。[21](P99)它说明救国会已明确认识到，不建立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间势力的这些主张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对中共对蒋政策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最大障碍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中间势力则在客观上，乃至主观上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行动。在社会舆论、政治、军事各方面对蒋施加压力，逼使着蒋介石政府改变其反动的误国政策。
在国民党政权的外部，民族工商业者、广大中间知识分子、中间党派不断谴责蒋介石政府的误国政策，对蒋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他们表示强烈不满，指责政府“言自卫则委曲求免，隐忍退让，迄未能表现其确有保境安民之实力；言外交则国联愈软化而我国之态度亦愈迁就。”[25]他们指出不抵
抗政策是“自杀政策”，“为我国家民族之大耻”。[26]
不抵抗主义“是极端无耻主义”。[27]他们警告“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28]他们公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调在这“外患内亟，国亡无日，全民族已如待决之囚之时，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只有对日作战，实行抵抗，才能真正统一全国”，[29](P115-119)“内战不如外战，同室操戈不如一致御侮，应乘此机会，化除党见同仇敌忾”。[29](P21)救国会成立后，坚持抗日要求，指出国民党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一掷”。[21](P100)
同时，部分中间势力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从民族救亡的利益出发，更明确地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战争，“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38]他们公开反对视共产党为“匪”的论调，强调共产党绝非“流寇”，而是“有严密组织，有共信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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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行之政纲，而又有国际背景”的现代政党，对其绝非“剿所可灭”，[31]他们认为“剿共”战争是规模最大，关系民族存亡的内战，[32]必须废止。
在国民党政权的内部，国民党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一方面批评、谴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误国政策；另一方面，组织“反蒋抗日”或“逼蒋抗日”的军事行动，对蒋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宋庆龄、冯玉祥立即发表宣言、通电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内外政策。两广实力派的抗日呼声也十分强烈，以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为首的“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警告南京国民党中央，“若犹执迷不悟，误国殃民，则西南方面唯有联合各省同志及全国民众，共负抗日之责”。[33]宋庆龄在1933年3月“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上，明确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向中国苏维埃
区域进攻”。[34](P78)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
，何香凝是国民党内最先拥护这个宣言的人之一，她还说服了许多人一致签名，响应宣言的号召，并要求南京政府对“八一宣言”表态。1936年5月，何香凝接见新闻记者，又明确表示“联俄联共是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先总理和廖先生的主张，……我们不能
做帝国主义的傀儡”，呼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
[35]
1936年5月9日，冯玉祥接见斯诺，提出了抗日救国三项
纲领，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剿共军事”。
[36]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民主派为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等联名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订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杨虎城、于学忠也提出西安方面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的提案。
国民党内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在不断谴责国民党政府误国政策的同时，甚至公开地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对抗，先后发动了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对蒋施加军事压力，此三次事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前后关联，代表了一批国民党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要求。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是一个重要原因”。[2](P254)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
历史要求的”。
[2](P254)
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三次事变鼎足而立，必然使蒋意识到“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36]
地方实力派普遍具有了联共抗日的倾向。中共与桂系、川系地方实力派签订了《川、桂、红协定》；两广事变期间，又与桂系签订了共同抗日协定草案；在西北，与张、杨逐渐建立了三位一体的抗日统一
战线。地方实力派这种联共抗日的态度和做法，说明了蒋介石“剿共”政策的彻底失败，严重地动摇了蒋介石统治的政治基础，给蒋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西安事变前，蒋即感到了这种强大的压力。1936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如果对桂用兵，则不测之变，不知伊于胡底？天翼（熊式辉）等主张彻底讨桂者，实不知己之弱点也。盖共匪利用其‘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面对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入关内，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丧失战态”。[37](P249)西安事变发生，对蒋来说，连中原大战支持过他，“九一八”后又一直听命于他的张学良，公然对其实行“兵谏”，可谓打击巨大。
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响应中共“逼蒋抗日”的主张，同救国会及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等国民
党民主派一起大造建立抗日联合阵线、国共合作的舆论，为国共合作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此时《全民月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要进行抗日的话，事实很困难不与共产党合作。只
有抗日合作，方是出路，合作则生，分裂则死”。
[37](P121)
此时，国民党政府对内政策也开始有了变化，在继续坚持其反动的“剿共”政策的同时，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试探与中共进行政治谈判。中共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在寻办法推动国民党中枢的转变。国共双方都在寻既与国民党又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中间人士从中沟通。
曾多次致函宋庆龄。1936年9月18日的信中讲到：“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38]为沟通国共关系，早在1936年1月宋庆龄把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请到家里，要他将一封重要信件送到陕北，面交、周恩来。董赴陕期间也得到了张学良的帮助。同时经过谌小岑、翦伯赞等穿针引线，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和中共北平市委领导成员周小舟在南京进行了非正式谈判。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一批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
随着中间势力的崛起和政治认识上的提高，广大中间势力主观上积极地采取行动支持和配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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