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期刊李大钊诞生100周年了，牺牲也已经60多年了。当他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项革命斗争的时候，革命队伍里的人还很少，斗争非常艰难，他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离得越远，他的好处就觉得越多，越认识到他思想的价值、人格的伟大。正如列宁在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时所说的：当时，他们看起来是些单匹马的人物，“事实上，正是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感到他们的伟大”。 李人志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便关心国家的命运，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李大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完全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为了“求得挽救民族、振兴国之良策”，他研究、学习了中国近代许多优秀的东西，又到国外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思潮，思想有过复杂的经历和变化，有的还是比较复杂的。但不管他吸收了哪些东西，有一点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他对祖国的炽烈的爱，对人民众的命运的真切的关心。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到和李大钊同时代的许多先进分子，都曾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也曾经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希望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代议制度，达到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但他选择道路时，是时时刻刻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幸福和解放出发的。因而他很快就对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发生了怀疑，表示出“隐忧”和“
企业改革与管理施丹丽哀痛”，疾呼“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同时，他的思想中较早地具有了唯物辩证法的因素。他相信社会是前进的，新的比旧的好，因而代替议制的，一定是比代议制更好的制度。正因为如此，他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独具慧眼，比同时代的人更早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是时代的潮流，十月革命给中国指出了新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虽然并不是最早的，但以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他成了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期，一般还只偏重于理论的宣传，同时社会上还流行着各种各样的学说，很多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不仅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力求正确地领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拿来 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在批判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著名论文中，他就不仅批驳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并且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些认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可以说，在同志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李大钊是最早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重要问题的人。他能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14年他还是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写了《国情》一文，强调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不能“求国情于外人”。其次是因为他重视人民众的力量，强调革命运动要同民众相结合，特别是农民。后来他于1926年写的《土地与农民》一文，是非常精彩的。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一书中，说李大钊具有民粹主义彩，国内也有人宣传这种观点。事实上李大钊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是根本不同的，他重视农民，强调青年们“到民间去”，正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很精彩的表现。
李大钊是一个学者，通过研究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上了革命道路。当他成为一个革命战士以后，他就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各项革命工作中，不知疲倦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他一方面积极从事党的创建、北方党组织的建立以及工人运动、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军、指导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等各方面的实际工作，几乎在所有各条战线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一方面又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党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民主主义成功之后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只有无产阶级，在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份，应联合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等等，这些思想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以至后来思想的产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正是由于他在理论上的重大建树和在各项实际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人们才把他与陈独秀并列为“南陈北李”，在大革命中敌人又恐惧地把他与孙中山并列为“南赤北赤”。
李大钊作为一名战士在各条战线英勇奋斗的同时，并没有丢掉自己的本，仍然作为一个教授和学者，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里辛勤地耕耘着。他是中国第一个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
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在政治学、法学、教育学、伦理学、经济学、图书馆学等各个领域，他都作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还是一个文学家，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他的文章风格挺拔，笔力雄健，议论纵横，充满激情，独具一格。王森然在30年代写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一书便说，他编辑《新青年》杂志时，“以矫激之笔致，犀利之文词，中国新文坛气势为之大昂”。他去世后，一部分遗文被李乐光烈士等冒着生命的危险收集并保存下来，周建人等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进行着收集工作，但在解放前一直未能出版。现在看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解，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论述，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开拓，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有的还显得比较粗糙，或者“未必精当”，但他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占领各学科领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如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所说：他的遗文“将永在，因为这是光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的道德、气节和操守也是非常崇高的。从青少年时代起，在他身上便凝结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当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些优秀品德得到了升华，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为人忠厚，谦和质朴，宽于待人，和蔼可亲；他勤于治学，勇于任事，踏踏实实，不务虚名；他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是青年的可敬的导师；他自奉俭约，生活刻苦，却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革命事业，以致北京大学发薪金时不得不先扣下一部分交于他的夫人；他勇于斗争，坚持原则，在危急关头更从不逃避，总是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当他被捕以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神不变，丝毫不社会网络
暴露党的机密，独自承担全部责任，希望解救同时被捕的青年。最后，他从容地走上绞刑架，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因为他处处都可为人之楷模，不管是同志、朋友还是敌人，对他没有不佩服的。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在五四时期，即有人写诗赞扬他与陈独秀是“双悬照古今”的“日月”；也说他们“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的领导人”，并说他“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在少年中国学会中，“大家把他视为道德上的最高典范”；他与孙中山接触后，孙中山说他“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是他‘特别敬佩和尊敬’的人”；连曾与他共同奋斗、后来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章士钊、张申府
，也说他是“宅心长厚的良友”，“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说“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
李大钊曾亲笔书写过一副对联送给友人，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副对联原是明朝杨继盛写的，原文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杨继盛也是河北人，嘉靖进士，曾任兵部员外郎，因弹劾奸相严嵩十大罪状，被下狱，受尽酷刑后被杀，是明朝的著名志士。李大钊特地选择了这副对联，说明了他对杨继盛等古代仁人志士的景仰。他将原联中的“辣”字改为“妙”字，也使这副对联更加生动、贴切。这副著名的对联，正是李大钊一生的有力概括和生动写照。有人借这副对联把李大钊称为“道德文章楷模”，他是当之无愧的。
波洛克
当然，客观地全面评价起来，李大钊并不是一个完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仍然有点书生气。他临危不惧、舍身成仁的气节和精神是令人无比钦佩的，但他那时的斗争策略如果更灵活一些，听从朋友们的劝告离开北京，就不会牺牲得那么早。
我们今天纪念李大钊，一方面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李大钊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中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汲取很大的精神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也要对李大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客观的评价。象李大钊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本身就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越是实事求是的进行评价，并生动地、如实地写出他们的思想、活动、经历和特点，党的历史就越有教育意义和说服力。现在高兴地看到李大钊研究已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景象，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希望通过这次讨论会，能把李大钊研究更加引向深入，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这是1989年夏为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起草的讲话稿，后经胡乔木修改，收入《胡乔木文集》第2卷、《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因为是一个讲话稿，所以引文未作注释。为留作纪念，特将自己起草的原稿收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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