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雕塑独自向南
寻访录
张国焘的故居位于金山镇山明村，距江西上栗县15公里。这里，四面环山，风水先生说，此处是个“金坛落果”的宝地，只是每逢干旱，吃水比较困难。
张国焘的侄孙张人开介绍，原来的山明村全是张家族裔居住，共有6户，房108间，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土改时，张家房屋都分散给了几十户农民。
解放后，只有张国焘的三弟一家守在老家。张人开是张国焘三弟的孙子。小时候，如果听到别人说“张国焘”的名字，他马上会离得远远的，怕人提起这个堂祖父。
张人开说，以前他们只知道张国焘是个大叛徒，自己是“黑五类、狗崽子”，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史料公开，他们对这个堂祖父有了新认识。
两年前，江西上栗县打算启动修复张国焘故居，曾引起全国热议。有人称，张国焘叛党，是历史罪人，不应修故居。
但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人物无论正反，凡是产生过影响的，其遗物遗迹都应给予适当保护，还历史本来面目。
如今，上栗县政府为发展旅游，最终将张国焘故居修复起来。4月15日，上栗县文化馆馆长刘中海说，县政府投资近千万修复张国焘故居，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做内部装饰，准备于今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
这次修建张国焘故居，让张人开感到，现在人们开始正视当年的历史，公正对待张国焘的功过是非。
水产品包装设计 在四川巴中市南郊的南龛风景区，张国焘的雕塑，竖立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中。
碑林建于1997年。为张国焘竖碑的意见，在2002年才得以通过。
碑林中，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塑像，均向北而立。唯有张国焘雕塑与他们相向而立，面向南方，印证了其1935年私自率兵南下另立“中央”的历史。
在张国焘的塑像基座上，刻着湖南刘剑文先生为他撰写的一副对联：槽楔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革命者张国焘的A面B面
人物志：张国焘
江西上栗人，生于1897年，卒于1979年，1920年参与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介绍其入党，次年参与筹备中共一大。 他在中共历史上有过功劳，但也犯过严重错误。他参与筹备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但部分代表认为其那时已显得跋扈且有权力欲；他领导过各地工农运动，参与领导过红军的鄂豫皖根据地；但后来他与党中央意见不合，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最终叛党投靠国民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望志路106号。15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围坐在一张餐桌旁。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神情严肃地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正式开始。 这就是会议主席张国焘，时年24岁。
学者余振魁脑海里常会想象90年前的那幕历史场景。他是张国焘的研究者。
去年春节期间，余振魁前往江西上栗参观张国焘故居。
余振魁见到张国焘的一个堂玄孙女。余问：“你晓得张国焘是个怎样的人吗？”那个在读初三的学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叛徒呗。” 余振魁认为，历史上，张国焘确实叛党；不过也应看到，张国焘曾参与领导五四运动、参与创建共产党，也做过不少贡献。
学科学VS闹革命
张国焘走向中共一大的起点是北京大学。1921年那年，他已在北大度过5个学年。
张国焘是1916年10月，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那时的北大与1921年时的情形大不一样。
同年进入北大的罗家伦在回忆录中称，北大当时是一个腐败积习严重的地方。老生们捧戏子、逛窑子成风。
北大发生改变是在蔡元培任校长之后。他邀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就搬到了北大校园。
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文章像一颗石头投入湖中，在北大乃至全国引起反响。
北大校园里展开的新旧文学的论战愈演愈烈，学生逐渐分为三派，保守派、中间派和激进派。
张国焘则无条件赞成新思潮，拥护白话文。
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1917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
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张国焘对《新青年》的喜爱与其考入大学之前的经历有关。
在读中学时，他曾在“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中冲突斗争，最后后者占了优势，他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1917年暑假，19岁的张国焘在上海与数名革命党人住在一起。他在形容这两个月的经历时说，“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彩”。
但张国焘总会困惑，他无法解决“革命成功后是什么的疑问”。
作为《新青年》的热衷粉丝，张国焘时常在信中与父亲辩论。
张国焘父亲叫张嘉铭。张家是江西上栗的官宦之家。张嘉铭时任浙江象山知事，也是一位接受西式生活方式的旧儒，但对于张国焘鼓吹的新思想，张嘉铭并不以为然。
直到张国焘提出解除婚约，张嘉铭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位大儿子已受新思想影响之深。在
张国焘祖父曾给他定了娃娃亲，在张国焘坚持下，张家退掉了这门亲事。
爱国学生VS学生政客
1918年5月7日，几名留日学生来北大串联，发起学运斗争。他们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
张国焘参加了那次游行抗议。5月21日，1000多名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这次请愿没有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
张国焘后来总结称这次游行“太不够味”。但他也说，这次游行是“五四”的预演。
参加这次游行的学生代表而后成立北京学生救国会，并以这个救国会的名义成立了《国民》杂志社。
1919年，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不利的声音传入北大。
同年5月2日，《国民》杂志社开例会，十多个社员原是来谈出版事务，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的屈辱。
遵义铁通 张国焘回忆说，他首先提议，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示威游行。提议得到赞成。
5月3日，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内，面对北京13所学校的代表，张国焘第一个发表演说。演说中，“众运动”这个的词萍乡口音，与普通话发音迥异。这给张国焘带来了一个“众运动”的诨名。
那时，张国焘22岁。
五四运动持续近两个月。在此期间，张国焘等7名学生于6月2日的被捕，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
随后几天，军阀大批逮捕在街头讲演的学生，人数众多，不得不借北大法科、北大理科楼房关押学生。
但随着大规模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6月8日，张国焘等人被汽车送回学校，他也被当做“英雄”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此后，他当选为北大学生干事会副主任。
五四后，北大学生邓中夏称张国焘是“学生要人”。张国焘也曾向李大钊检讨，称自己为“学生政客”，并为此落下了学业。
1919年，张国焘父亲来京看望儿子。
张在《我的回忆》中写道：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连带责任的态度。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ca4102
救国心VS权力欲
在北大期间，张国焘从李大钊那里开始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
迫于寻新途径的知识分子看到俄国十月革命，他们把那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视作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
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说：开始李大钊并未向他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他们商谈的出发点
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
五四运动后，张国焘成为军阀的“眼中钉”。在李大钊的建议下，张国焘南下避难。他在上海，到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陈独秀告诉他，现在最主要的工作不是研究马克思，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党纲、党章等许多具体问题，“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1920年8月，张国焘回京，向李大钊汇报情况。
李大钊和张申府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在他们两人的介绍下，张国焘成为北京第3个党员，负责组织和交际工作。
北京党小组成立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仿效苏俄共青团在青年中建立的组织。当时青年团没有年龄限制，李大钊也是团员。
二是去长辛店组织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张国焘利用讲演口才，在工人中宣传资本家如何剥削。
1921年5月，张国焘从北京动身前往上海筹备召开中共一大。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张国焘被推举为主席，主持日常议事日程。
魁蒿 这次大会选举出中央局，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一大”期间，有部分代表对张国焘表示不满，认为其跋扈，有权力欲。李达、包惠僧、刘仁静、陈公博在解放后，接受中共党史编撰者采访时，均表露了这种意见。
陈公博在回忆中说，张国焘专权，主观、个人主义严重。他更佩服李汉俊、李达，认为他们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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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者VS叛党者
“一大”后，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一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主任为张国焘，办公处设在法租界渔阳里6号。
上海著名的英美烟草厂大罢工，就是这个机关领导。当时工人与监工发生冲突，罢工人数有万余人。
逐渐，各省的书记部纷纷成立，领导工人斗争。但上海的这一总部，在运行1年左右，被当局查封。张国焘此后去了苏联。
1922年，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负责人，带团去苏联参加列宁召开的远东民族会议。该会议旨在针对华盛顿对远东地区的利益瓜分。列宁在病中，接待了张国焘。
此次会议中，中国除国共两党派去代表外，还有进步团体等代表参会。代表“新中学会”的于树德在事后回忆说，张国焘以领导者自居，对非党人士不客气，造成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
张国焘在1938年之前，一直在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5年，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他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1938年，脱党，并投靠国民党。解放后，他去香港隐居，又移民加拿大。
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登载国民党原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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