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张申府篇会商系统
作者：王相坤
来源：《党史文苑·上半月（纪实版）》 2021年第2期
王相坤
张申府（1893—1986），原名张崧年，自号申府，河北献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1920年10月与李大钊等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与周恩来、刘清扬等组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申府论“初心”
改造观念是改造世界的下手处布尔什维克对于教育非常注重，对于儿童非常尊敬；这点精神，便是他们能够长久之兆。但是我们若要改造教育第一便要人人有受教育的自由。教育自由是人欲发展天才培养能力所必须。教育自由是使个个人都得圆满发展的路。欲造一个十分健壮无一点病的世界必由于此。 ——张申府《就来的三自由》（1920年1月4日）
还是叫共产党记得这一年的8 月， 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我们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吾现在最简单的所信是：本世界见地改造各个地方；不要为一地方好而改造那个地方，要为世界好而改造各个地方。就令一切地方各单独像是好了，世界全个仍可以不好；世界全个不好，各个地方其实不能好。吾觉着中国改造的程叙应是：革命，开明专制……实行极端的强迫教育，以岁入之半办教育；其次重要的为改良农业，整理森林河渠，兴发工业交通，尤以旧有的工业为要。这种话在现在只算是一个梦，但与普通的梦一样，却有应了的希望。 ——张申府《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1921年7月1日）
真正手段乃是劳动会议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那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那种办法究竟不是一种手段，而且也不是像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的，共产革命的普遍的必然手段。只不过像现在中国情势之下，不得不取的一种特殊手段。采取这种手段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真正手段，乃是劳动会议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自己的本目的乃是生产共有，分配共管，无阶级
、无国、无家、无政府的共产社会。更要不忘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的党派，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1922年9月）
名人掌上电脑 劳动阶级的先锋便是共产党在这时候，试问，若无作率导的团体，运动怎能成功？寻常战争，不能无先锋；阶级战争又怎能缺了先锋？劳动阶级的这种先锋便是共产党，有了这个机关，乃有了指路的。有了这个机关，本阶级较进步的分子乃可领着全体众，鼓舞而进。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
——张申府《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1922年9月）
专家解读：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俄罗斯国家形象片
张申府是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是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八个发起组之一——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负责人，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是党内第一个把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罗素的学说翻译并介绍到中国的人。他在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造成强固的共产党”的思想
张申府出生于1893 年，7 岁时，在父亲帮助下开始识字。1904年进入本村私塾读书。1906年年初，张申府跟随当时正在京师大学堂读书的七叔到北京求学。1908 年，张申府考入北京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乙班。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中学里，我开始有了革命思想……那时的革命只不过是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还一点也不晓得，只由读了一套日人辛德秋水的书（译本）知道了一点无政府主义。” 张申府的革命思想是通过郭人麟取得的。郭人麟是河北乐亭人，与李大钊有同乡之谊。张申府后来回忆说：“他（郭人麟）是我们最火烈的演讲家。虽然他是道教和佛教的学者，但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的支持。没多久，我就知道郭人麟是对的，革命是惟一的出路，而我自此之后就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1913 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预科。1917年从北大毕业后，他独特而深厚的哲学才华得到校长蔡元培的欣赏，因而留校担任助教，从事预科的数学和逻辑教学。这年年底，李大钊留学日本归来，经章士钊举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在此一年前，经郭人麟介绍，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这对张申府十分重要。张申府说：“他（郭人麟）介绍我认识李大钊。我想我应该感谢他，因为他引导我走上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李大钊到北大后，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这些文章对帮助张申府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产生重要影响。张申府利用教书之余经常到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为更好地宣传马
克思主义，李大钊对图书馆进行改革，开始收集马克思学说的书籍、十月革命以来有关苏俄的书籍，并在图书馆向学生介绍新的思想，与学生讨论新的思潮，谈论中国的出路，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和办法。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为北大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张申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研究者和传播者。
1919年1月，在《每周评论》第5号上，陈独秀以“只眼”为笔名发表《除三害》一文，主张除去中国的“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1月26日，张申府在《每周评论》发表《兴三利》一文，在陈独秀提出“除三害”的基础上，提出“兴三利”，他认为，这“三利”“开首，多多培养进取、有为、肯牺牲、负责任的少年，专门而博闻的学者。其次，实行科学教育，使人人对于事物都抱着遵守科学法的态度，都是批疑之胆大而容受之心虚。最后第三，创办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事业，成立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制度，务令人世的确是人的人世，不再是帝王军阀的人世，不再是官僚政客的人世，不再是资本家财主的人世”。张申府提出的未来中国社会前景，即反封建（帝王、军阀、官僚），反资本主义（资本家财主）的观点，实际上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即以人民为本。
1919 年7 月20 日，张申府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盛赞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这时，他已经认识到，要挽救中国危亡，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而不是局部的改良，这是以苏俄为代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的世界经验；苏俄之所以取得十月革命的成功，根本经验是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也要建立这样的党；而从苏俄的经验来看，强固的
党是由一大批优秀分子组成的，他们同一般众相比是“先觉”者。所以，必须重视培养人才，造就党的干部。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魏金斯基）访华，考察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他来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经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到李大钊和张申府。他们就中国的问题广泛交谈，并召开过几次座谈会。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来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步伐。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但是，围绕党的名称问题存在不同意见，不知道是叫社会党好还是叫共产党好。为此，陈独秀致信张申府，征求他和李大钊的意见。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这段话充分说明张申府在当时中国北方先进分子中的地位。为什么陈独秀如此看重张申府？张申府在回忆录中说：“陈独秀所以这样讲，我理解一是陈独秀曾任北大文科学长，了解情况，认识的人也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宜于谈此事，况且建党一事又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大时，和大钊、我接触较多。那时，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我除了教书，也在图书馆做点事情。陈独秀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这样，我们三人经常见面，聚在一起谈论时事，交换看法，彼此的观点许多是一致的。陈独秀主办《新青年》，大钊和我经常投稿，1918年底，我们又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工作接触多，关系也很密切。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我们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宣告成立，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由于那时赴法国勤工俭学形成高潮，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里昂大学筹办一所中国学院，邀请张申府任逻辑学教师。1920年11月，张申府离开北大，来到法国。出国前，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张申府谈话，希望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21 年年初，张申府首先发展刘清扬加入党组织。接着，张申府又与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党组织。张申府后来回忆说：“‘五四’运动时期，刘清扬在天津教书，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他们一起领导学生运动，彼此很熟悉。我与恩来同志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同志谦虚且热情，积极而肯干；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全身心地投入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和刘清扬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具有非凡组织能力的同志。我们与恩来同志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内容是讲俄国十月革命，讲中国的发展趋势，讲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其时，周恩来同志对十月革命已作过认真的研究，他十分向往社会主义，立志献身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介绍。1921 年的二三月间，周恩来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入党不久，赵世炎、陈公培相继来到法国，并与张申府建立联系。1921 年春，在张申府主持下，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参加，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据张申府回忆：“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我曾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内进行讨论，但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
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
通过在巴黎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发展党员的工作，张申府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22 年7 月1 日，他在《新青年》发表《共产主义之界说》一文，阐述共产主义的思想精髓：“一切生产器具大家共有。一切生产结果大家共有。公共生产，公共消费。不牺牲个人于公众，不牺牲公众于个人。全体享乐，各个享乐。社会良善组织，人人圆满发达。普通说起来，这就是所谓共产主义。”他认为，“第一，资本制度，在世界文明上，就令可算一个必经之阶，绝不能为真文明之基础。第二，资本制度现在已处在一种极不安的状态：资本主义已不能管他自己的事；就说大混乱还未开始，实已迫在眉睫。第三，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第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第五，资本主义的推翻必须是全世界的；地方的革命不济事，非实现世界革命的计略，共产主义不能成就。简括言之：阶级战争，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全权属于‘苏维埃’（农工评议会）：一切共有的共产主义舍此不立”。这些认识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理清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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