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2022年3月第16卷第2期
Mar. 2022V ol. 16, No. 2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D231A 1674-0955（2022）02-0084-08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少共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在7月9日开幕。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他经过努力抗争①， 排除其他冒牌“共产党”组织及其代表，避免了中共在诞生之初就在国内外面对若干个自称中国“共产党”的党派这样的混乱。张太雷在中共建立之初的重大贡献，值得深入研究和充分肯定。
一、问题的提出
dirac
张太雷于1921年5月到达莫斯科，准备参加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然而，在他办理代表资格证书时，发生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出现了好几个来自中国的“共产党”代表，有的人甚至已经办妥了代表资格证书。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是自称曾有数十万党员的“中国社会党”的代表江亢虎，另一个是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学联的负责人姚作宾。
然而，当时中国共产党一大尚未召开，全国统一的组织和党中央还没有建立。而张太雷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之前，就已经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代表中共在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对此，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提出，
摘 要：1921年初，张太雷首次赴俄，到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于5月到达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后，他经过努力抗争，排除了其他冒牌“共产党”组织及其代表，避免了中共在诞生之初就在国内外面对若干个自称中国“共产党”的党派这样的混乱，为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公开亮相和获得承认，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当时中共一大尚未召开，张太雷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时的身份，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甚至质疑。而通过梳理分析当时与张太雷相关的一些人物及其活动，应当可以证实张太雷的中共党员身份。
关键词：张太雷；李大钊；中共党员；共产国际
：2021-07-28
：张劲，男，浙江东阳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学与研究。
①参见丁言模、李良民：《张太雷研究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206页。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张太雷首次赴俄身份辨疑
张 劲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张太雷“到底是以何种资格、如何于1921年初出现在伊尔库茨克的，却几乎完全不得而知”。[1]224换句话说，张太雷第一次赴俄时是什么身份、代表谁？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以下称“上海小组”）由陈独秀主持成立；同年10月，北京党的组织（以下称“北京小组”）由李大钊负责建立；而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的党的组织，也在筹建之中。 融合蛋白
张太雷于1916年到天津就读于北洋大学法科，后来认识了住在天津的俄共党员柏烈伟。五四运动中，他曾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与北京大学的学生联系，结识了曾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6年的李大钊。1920年春，曾在美国工作的维经斯基，受俄共派遣来到北京。他经每周去北京大学教授俄语的柏烈伟介绍，见到了李大钊，并与之探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而翻译工作由英语流利的张太雷担任。10月北京小组建立之后，张太雷受李大钊之托，在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2月，张太雷接李大钊通知去北京，再次见到了维经斯基，得知自己将被派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3月，张太雷到达伊尔库茨克，在刚组建的远东书记处担任中国科书记，由维经斯基直接领导，具体负责编制中国科的工作计划和起草向共产国际（包括少共国际）提交的有关中国建党情况的报告等。5月初，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伊尔库茨克召开，张太雷在会上用英语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辞。这是张太雷代表中共在俄国的第一次公开亮相。①
必须说明的是，中共早期组织，无论是上海小组、北京小组还是其他小组，吸收成员时没有申请、
填表、登记、审批、签字、盖章等诸多可以留下纸质资料的环节，试图查这类证据材料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②因此，对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认定，必须借助当事人的回忆。不过，对于此类材料，还需通过细致的梳理分析来判断其可信度。
二、张太雷是中共北京小组的成员
国内多数论著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肯定张太雷在1920年底之前，已经加入中共北京小组。③本文拟从当时与张太雷相关的一些人物及其活动出发，证实其中共党员身份。
首先，是最关键的北京小组的创始者和领导人李大钊。北京小组最早的成员还有张申府、张国焘二人，这一点并无疑问。不久，各地小组中“发生了分化，无政府主义者相继退出了党”。“这时，党内一面清洗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一面在组织上又吸收了一些新的分子进来。张太雷、邓中夏、刘仁静（在北平加入）、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沈雁冰（在上海）、恽代英（在湖北）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加入了党的。”④实际上，在此前李大钊与俄共或共产国际方面相关人物的许多活动和谈话中，张太雷都担任翻译。这样的翻译不是仅靠英语流利就能够担任的，其前提条件是必须获得李大钊的充分信任。李大钊与柏烈伟、维经斯基等人秘密联系和探讨建党等相关工作的情况，是无法对这个翻译保密的。由此，北京小组建立后，李大钊必须尽快将张太雷吸收进去。而张太雷赴俄工作，也必然经过了李大钊的推荐，并得到了维经斯基的认可。李大钊叮嘱他先去哈尔滨创办了东华学校的邓洁民，由邓帮助办理护照、安排交通与食宿等。⑤而邓洁民与李大钊不仅是河北乐亭老乡，还是一起留学日本的
①参见[苏]鲍里斯·舒米亚茨基：
《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208页。
②参见孙伟：
《中共早期入党仪式的演变探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③中共北京小组成立后，立即深入工人集中的地方开展工作，邓中夏的《长辛店旅行一日记》（《晨报》1920年12月21日）就记录了张太雷等人去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的相关情况。而谌小岑、李子宽也在回忆文章中提及了当时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等北京小组成员的关系和活动。参见《回忆张太雷》，第53—64页。
④参见张闻天等人于1937年在延安编纂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据此来证明张太雷的入党较为合理，虽然确切时间并不清楚，但此处提及的人员于当时入党都是事实，此书没有必要无中生有地另加一个已经牺牲的张太雷在其中。本文最后提及的写于1922年的《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
⑤此事的具体经办人是东华学校的教师张昭德，他是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张太雷在家信中称他是“我的好朋友”。参见丁言模、黄明彦、张浩典编著：
《张太雷年谱新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81页。
同学和多年的朋友。换句话说，正是李大钊决定了张太雷赴俄工作及相关行程安排。所以，北京小组
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成立后吸收了张太雷的说法，最为可靠，时间上也能够对应。
其次，是在陈独秀之后任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回忆了自己入党的情况：1921年5月，“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2]724这虽然是事后回忆，但与张太雷在俄的活动时间、地点，都可以对应，故而应当是可以采信的。瞿秋白和张太雷是常州同乡和中学同学，后来两人分别在北京和天津求学，还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此时他们在异国相遇，正所谓“他乡遇故知”，当然会感到亲切、高兴，记忆也必然深刻、清晰。瞿秋白临牺牲前写下《多余的话》，不存在需要夸张或者回避等因素，这也增加了其入党回忆的可信程度。而张太雷有资格介绍别人入党，这可以作为张太雷党员身份的旁证。此外，张太雷在1927年广州起义中牺牲，瞿秋白作为中央领导人致悼词。他在悼词中指出：“张太雷就参加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后来共产党成立时之最初组织。”[3]2这段话可以视为当时党对张太雷的组织鉴定，在表述上也比较恰当。
又次，是熟识张太雷的北京小组最早的成员——张国焘。他曾经与张太雷一起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建立天津青年团组织。按照张国焘的回忆，中共一大前后，两人在上海一起与马林打交道；北伐战争时期张国焘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后由张太雷接任；[4]231南昌起义后张国焘随部队南下，在汕头与来部队了解情况的张太雷“朝夕相聚了一星期”，退出汕头的时候两人又“同行了一段路程”；[4]323广州起义失败后，“张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带着她的一岁多的女孩，从广州逃回上海”，被安置在张国焘的寓所。[4]348总之，两人交往颇多。然而，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并没有完全说实话，
这绝不仅仅是记忆问题。其一，张国焘称张太雷在中共一大期间作为马林的翻译，“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5]133而后又说一大结束后“张太雷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就遵照马林的指派到日本去了”，“这件事使陈独秀先生大为愤怒”，因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应服从中共中央而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指令。[5]156-157这样，张太雷的身份就有了团员、党员两个说法。其二，张国焘回忆自己跟着李大钊多次见过柏烈伟、维经斯基，却丝毫没有提及任翻译的张太雷。关于去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张国焘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出钱出力，也没有提及张太雷。当时北京小组负责北方各地党组织和团组织的建设，张国焘在其中确实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在《我的回忆》中为自己评功摆好，甚至提及天津团组织的谌小岑、于方舟等人，就是不提张太雷。而谌小岑回忆自己正是按照张国焘的通知和提供的地址，去的张太雷。①其三，在《我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张国焘对张太雷有不满情绪。他写到自己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缺席审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罪状是‘假传圣旨’”，而“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起草的。[4]340，341其四，张国焘在写回忆录时，比较明显的特点或者说习惯，是对自己隐恶扬善，同时挑别人的缺点或毛病，借以抬高自己。②由上可见，张国焘的回忆显然不可全信。不过，他在试图贬低张太雷的同时，对其党员身份却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张太雷是北京小组的成员。
还有，是与张太雷一起在莫斯科争取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俞秀松。1921年春，各地的中共早期组织先后派人赴俄，除了张太雷之外，还有稍早赴俄的陈为人和稍后的俞秀松、何孟雄以及再晚一点的刘少
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对上海小组和北京小组来说，派人赴俄参加会议或学习、工作，都是组织安排。1921年4月6日，俞秀松在哈尔滨致信父母，解释了自己立即赴俄的原因：“我被上海的同志们推选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会议；“上海我们的团体有派送学生留俄的事，我又被同志们推为留俄学生代表”，因此不得不先赴俄接洽。[6]66，67另外，俞秀松在这封家信中还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共派两
①谌小岑提到，1920年10月，“李大钊先生派张国焘通知我，要我先去天津张太雷成立S.Y.（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我十月下旬到天津，按照张国焘告诉我的地址见到张太雷”。参见《回忆张太雷》，第57页。
②据张国焘回忆，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参见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个代表，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北京的代表也是我从前在工读互助团的朋友，他已先我出发。”[6]66俞秀松是上海小组派出的代表，他在3月底赶到北京，停留了三天。这期间他肯定见过北京小组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李大钊。理由如下：其一，北京小组推派赴俄的代表是何孟雄，而李大钊当时正忙
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的相关工作。其二，何孟雄与俞秀松都是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成员，而李大钊是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和捐款者之一，至少认识二人。其三，俞秀松到了北京之后才可能知道何孟雄是北京小组的代表且已离开北京，而这样的机密只有作为北京小组领导人的李大钊才可能掌握并告知他。可惜的是李大钊和俞秀松在北京见面时，都不知道何孟雄会在满洲里被捕入狱，最终没能赴俄。其四，李大钊将何孟雄的行踪告知了俞秀松，同样极有可能把已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北京小组成员张太雷向俞秀松作了介绍。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俞秀松在莫斯科与张太雷合作，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包括青年团）进行抗争，将江亢虎、姚作宾之流排除出去。否则，俞秀松到莫斯科后，面对混乱局面，其正常反应应该是怀疑张太雷的身份，正如他质疑其他冒牌“共产党”代表那样。可见，俞秀松肯定事先知道张太雷的身份。除了李大钊，目前不到俞秀松获知张太雷身份的其他渠道。总之，俞秀松认可张太雷的北京小组成员的身份，是二人合作的前提。
需要说明的是，张太雷接受中共北京小组尤其是其领导人李大钊的指示，在天津开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工作。而早期党和团的组织及成员并没有严格区分，通常有党小组的地方，就有青年团组织。①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当时许多有关党和团的文字材料之中。比如，张太雷、俞秀松在莫斯科向少共国际二大报告中国建团的情况时说：“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举行成立典礼，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7]139-140这里明确说了团员均为党员。而远东书记处的达林于1921年7月致信少共国际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请授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代表秀松同志以表
决权，张太雷、陈为人同志以发言权，原因如下：……上海组织是中国的中心，派遣秀松同志来参加会议的，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其大多数成员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青年组均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成员，一行14人，来自上海。他们还推选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也是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7]136上述材料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即张太雷、俞秀松以党的代表名义向团的组织（少共国际）报告工作，14位团组织成员推选张太雷作为党的代表参加党的会议（共产国际三大）。可见，早期党和团的组织及成员本来就很难明确区分。党员代表参加团的组织和会议，团员代表参加党的组织和活动，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也是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都接受的事实。材料中还提到张太雷作为中共的代表，也是团组织的成员。实际上俞秀松也是如此，他既是中共上海小组的最早成员，也是上海团组织的领导。②由此再看张国焘关于张太雷先是团员、后是党员的说法，也不算是胡言乱语。
中共早期党和团的组织及成员没有严格区分，导致了如下情况。其一，当时在俄国有许多来自中国的青年团成员，在莫斯科的14个团员③开会“推选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其二，共产国际三大代表名单显示，“中国共产党代表1人，中国青年团代表1人”，[8]59即张太雷和俞秀松。名单虽然标明二人分别代表党和团，但在共产国际看来，他们都有参会的资格。其三，基于同样的道理，两人又一起参加了少共国际二大，张太雷还当选为执委会委员。更有意思的是，少共二大专门讨论通过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相互关系的决议》，提出“在那些还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和组织的地方，共青团组
织应当由自己的小组中挑选一些年长的同志去协助建立支部和组织”。所有的青年共产党员“仍然应当兼当共青团员并积极参加团内工作”。
①参见唐宝林：
《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②俞秀松填写履历时回忆：
“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加入联共（布）”，“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1年我受党的委派作为党的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见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
《俞秀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222页。
华电集团招标采购网
③14人详细名单，参见《张太雷年谱新编》，第94页。
“共青团组织应当参加共产党的全部工作。”[9]200诸如此类的规定，显然并没有明确区分党员、团员之间的界限。1922年陈独秀带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及少共国际会议时，这种情况也未见有多少改变。
三、张太雷还有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身份
张太雷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自然要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舒米亚茨基和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受俄共派遣第一次来华推动建党时，就与张太雷有接触。回到伊尔库茨克后，他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对来此工作的张太雷评价也很好。远东书记处作为共产国际在远东开展工作的最高机构，自居是中、日、朝等国已有的共产党组织的上级。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和惯例，上级机构和领导对某一同志的身份认可及任用，通常比下级机构的正常组织程序更有效。张太雷作为中共北京小组的成员具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在共产国际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
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后，中共各地小组派出的部分党员、团员代表和一些冒牌“共产党”的人都在俄国，舒米亚茨基为何推荐张太雷参会？①其一，张太雷在远东书记处的工作卓有成效；其二，舒米亚茨基作为远东书记处的最高领导，他对张太雷身份的认可及工作的好评，十分重要；其三，实际主持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清楚张太雷的身份，认定他能够代表中共。
如前所述，李大钊通过维经斯基，推荐张太雷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实际上，李大钊还推荐了其他一些党员、团员到各个地方任职，为党工作。②张太雷待人真诚、热情，英语熟练，为柏烈伟、维经斯基及后来的马林、鲍罗廷等俄共或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人，提供了重要帮助，也获得了他们异
口同声的肯定。达林在致少共国际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信中，称“张太雷同志是最认真的工作人员”。[7]136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拉狄克的中国问题通报中，称张太雷是“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10]80一向傲视和苛责中国同志的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对张太雷大加赞扬，当然，这也许与他考虑到了张太雷在远东书记处的工作经历和人际关系有关。中共一大结束后由俄国回到上海的张太雷，其身份并不仅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换句话说，张太雷比马林更熟悉也更能够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尼柯尔斯基的情况也是如此。③
根据张太雷的经历，是否还可以设想，他在中共北京小组建立之前，就已经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开始为共产国际工作？虽然目前缺乏这方面的明确证据，但也并非毫无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1920年12月21日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住在天津的柏烈伟是“北京革命局”的领导，“现在有10多名俄国负责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工作”，[10]53其中或许就有张太雷。
第二，张太雷刚到伊尔库茨克，1921年3月23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就发布第41号命令：“张太雷同志编入书记处工作，任中国科临时中方书记，给予三级政治工作人员薪金，每月6160卢布，由红军第五军政治部提供。”④而舒米亚茨基当时正是苏俄红军第五军的政治委员。张太雷一到伊尔库茨克，就即刻顺利担任书记处职务并领取报酬，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和严格纪律，这是难以想象的，除非他
获得了某些人（如维经斯基）的强力支持，或者他此前就已经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登记在册。⑤也就是说，张太雷可能早就是共产国际的
尊严死
①舒米亚茨基推荐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签名文件，见天津大学张太雷研究中心编：
大陆漂移假说《张太雷画传》，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
②详见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张太雷赴俄后，李大钊还介绍谌小岑接着去华俄通讯社工作，参见《张太雷年谱新编》，第80页。
③有研究者认为，在帮助中共建党的过程中，尼柯尔斯基比马林的作用更大，更能代表共产国际。参见姚金果、苏杭、杨云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张太雷的任命书原件照片，见《张太雷画传》，第39页。
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提到，他要在天津“组织党的工作人员登记”。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