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的浓缩精妙的平凡
——《伊芙林》的多重主题分析
张宏薇
（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詹姆斯·乔伊斯在西方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尤其以长篇意识流小说而闻名于世。《都柏林人》是乔伊斯的第一部作品集。这部短篇小说集共有15个短篇，描绘了二十世纪初都柏林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图景，刻划了形形的中下层市民人物的形象。《伊芙林》是其中的一篇。该短篇不足2000英文单词，译成汉语也不过4000字左右，但是它却包含了多重深刻的主题思想，令读者在感叹乔伊斯高超的创作技巧的同时，又能引发多层次的思考。 一、都柏林生活中的“精神麻痹”（moral paralysis） 《都柏林人》是乔伊斯的早期作品，在这本集子里，作者不像在后期作品中那样充分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溶合或交错等意识流手法，而是在结构技巧上保持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许多特点，同时还运用了一些象征主义的手法。这15篇独立成章又密切相关的故事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发展，也没有高度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作者通过描写日常生活的平凡人物来提示一个深刻的主题—都柏林生活中的“精
神麻痹”。
乔伊斯于1882年2月2日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十九世纪末的爱尔兰在政治和经济上还处于英国的严密控制之下。以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帕纳尔为首的民族自治运动和以诗人叶芝为首的爱尔兰文化复兴运动都没有达到如期的效果。社会中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气氛，天主教影响渗透到社会文化每一个领域，整个爱尔兰都陷于一种精神上的瘫痪状态。所谓“瘫痪”或“麻痹”状态是指“一种麻木疲软、死气沉沉的状态” 。在乔伊斯看来，都柏林人的不幸在于他们只能按日常僵化固定的模式去生活，缺乏勇气去摆脱常规的桎梏，没有决心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从童年、青少年、成年直至步入社会生活，都柏林人在心理上、行动上都流于麻木，陷于瘫痪。在给一位出版商的信中乔伊斯鲜明地表达出了他创作《都柏林人》的宗旨，他说：“我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章精神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因为在我看来，这城市乃是麻痹的中心。我深信，在按照现在的方式谱写这章道德史之后，我已经向我们国家的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 可见，乔伊斯正是想通过指出爱尔兰的精神麻痹或瘫痪状态从而唤醒民族精神的觉醒。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乔伊斯对于爱尔兰社会生活过于大胆的揭露而使他前后共求助于不下四十位出版商，延宕八年，才使《都柏林人》最终才得以问世。 按照故事所反映的人生阶段，即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活动，可把《都柏林》中的15个短篇分成四组，书中的故事就是按照人生的这四个阶段依次排列。《伊芙琳》是第四篇，反映的人生阶段是介于少年和成年之间。这个短篇最生动地表现了都柏林人瘫痪的精神状态，和《阿尔比》等一起，构成
了《都柏林人》的主题基调。
在《伊芙琳》这部短篇小说中，都柏林的精神麻痹是通过主人公单调沉闷的生活表现出来的。乔伊斯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通过“灰尘”这一意象来表现故事的主题—都柏林的精神瘫痪。故事一开篇描写傍晚时分主人公伊芙琳独坐窗边，心潮翻涌，徘徊在“去”与“留”的边缘。“她的头依在窗帘上，鼻孔里嗅到沾满灰尘的窗帘布的味儿” 。此处的“灰尘”不仅仅指窗帘上的灰尘，更象征着沉闷而令人压抑的家庭气氛，从而进一步象征都柏林的死气沉沉，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气氛。“灰尘”这一意象在故事中一再出现。“她环顾四周，望着房间里所有那些熟悉的物件，多少年来她每周打扫一次，心里老是纳罕：究竟哪儿来的这么多灰尘？！” 这多年不变、打扫不净的“灰尘”正是都柏林人精神麻痹状态的写照。一个社会若蒙上了“灰尘”，就会停滞不前，如同一台瘫痪的机器一样无法运转；而一个人的心灵若蒙上了“灰尘”，则会失去活力，失去希望与憧憬。多年以来，伊芙琳都在努力扫尽这些“灰尘”，实际上是与爱尔兰这样一种一成不变的气氛与瘫痪状态而抗争，她个人的力量自然是太单薄、太微弱了，抗争的结果必然是徒劳和枉然。因此“她累了” 。此一“累”字，不仅说明了伊芙琳身体上的疲倦，更是心理上对目前生活的厌倦，正可谓“身心疲惫”。
读者对伊芙琳的了解是随着她的思绪一点点展开的。伊芙琳刚刚十九岁。她的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父亲本来就不是一个慈祥的父亲，现在脾气变得更坏了。她的一个兄弟夭折了，另一个兄弟哈里干的是装饰教堂的活，几乎成天在乡下奔波。家里只剩下伊芙琳、她的父亲和两个弟弟。她现在 是家里的长女，也是唯一的女人。她不仅要和哈里一起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还要接替妈妈的位置，一方面要照顾好父亲的生活，另一方面要照料好两个弟弟，务必让他们准时吃饭，准时上学。她在一家小百货商店工作，每周只能挣七个先令。她在商店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干活，却常常受到加万小的冷嘲热讽和横加指责。她在家里的日子一点也不比在店里好过。她必须把挣来的钱悉数交给脾气暴躁、凶蛮无理的父亲，再从他手里费力地要出钱来，支付家里的一应开支。她父亲好吃懒做，却骂她没脑子，乱花钱。有时他父亲甚至会对她以拳脚相威胁。对她来讲，最难过的时候是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因为她不得不向父亲要钱去采购一家人第二天的伙食。第二天是礼拜天，她既得想方设法节约开支，还得为父亲改善伙食。等她好不容易从父亲手里要出了钱，在菜场中捏紧钱夹，在熙熙攘攘的人中挤来挤去，讨价还价，终于采购完毕，提着沉甸甸的菜篮子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了。这样“辛苦的家务”、“艰难的生活”对于刚刚十九岁的伊芙琳来说真是太勉为其难了。这样的生活没有些许改观的可能，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难怪她“累”了，对这样的生活厌倦了。
众所周知，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最大，也是最主要的区别是前者竭力探索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而不像后者那样通过表现外部世界来展示整个社会的面貌。《伊芙琳》这篇小说虽保留了某些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它却是通过伊芙琳的所思所感来表现都柏林生活中的“精神麻痹”这一深刻的社会主题的，因此已体现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鲜明特征。
二、人生的两难处境(dilemma)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千古名句。哈姆雷特的这句独白道出了人在面临两难选择时深深的无奈和内心激烈的冲突，高度概括出了人生所处的左右为难、进退不得的困苦境地。几乎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这样的窘境或者说是考验，因此反映人生两难的处境也可以说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之一。
中国威胁论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不难到这一主题或潜或显，或深或浅，或主或次，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只拿英美文学为例，哈克（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曾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选择：是出卖朋友，还是遵守诺言？是相信邪恶的“法律”，还是听从良知的召唤？哈克内心激烈斗争的结果是良知占了上风，他决心宁可下地狱也绝不出卖吉姆这个善良、忠诚的黑人朋友。作家借一个不黯世事的少年之口道出了奴隶制的腐朽与邪恶。一个小小少年尚且分得清善恶、美丑，何况成人乎？苔丝（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在新婚之夜，面临着是向丈夫隐瞒不堪回首的过去从而维护“幸福”的婚姻，还是冒失去丈夫的危险对他坦诚相见的两难选择。最后纯洁、善良、无辜的苔丝向丈夫揭开了自己的伤疤，但丈夫却弃她而去，从此杳无音讯。哈代要告诉人们的是陈腐的贞操观念，世俗的传统意识是压制、摧残女性的利剑；逼不得已，最终愤而反抗的苔丝，虽然失去了贞节，在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下又成了一名杀人犯，却依然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人”。将约翰·尤索林（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置于窘境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军方官僚作风和荒诞行为的最佳写照。作家以扭曲的形象和夸张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混乱、疯狂、荒诞、滑稽的世界。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伊芙琳也面临着人生的两难选择。水手弗兰克闯入了伊芙琳单调、乏味而又艰难的生活，就像一股清新的海风，给她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气息。他们偶然相识，他带她去看戏，给她唱情歌，叫她“小宝贝”，给她讲遥远的异国的故事以及他在海上的种种冒险经历。弗兰克向伊芙琳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她过去的生活如此大相径庭。尽管她与弗兰克相识的时间很短，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爱上了他，更不确定未来的生活究竟美好到什么程度，她还是萌生了与弗兰克一起私奔的念头。这意味着她要背弃家庭，远离祖国爱尔兰了，就像乔伊斯本人所经历的那样，尽管她有万般的依恋和舍不得。两人的差别是，伊芙琳只动了离开的念头，终未成行，而乔伊斯却付诸了行动。
乔伊斯出生于都柏林，他对都柏林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充分认识到狭隘闭塞、精神上濒于瘫痪的爱尔兰不可能为他艺术上、思想上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事实上，他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叛逆倾向，年轻的乔伊斯“对大学乃至对整个都柏林市都采取蔑视态度” 。他厌恶宗教教义对人精神和思想
的控制，不愿担任神职，与天主教彻底分离。母亲的去世，是他生活中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认识到“他必须设法为一个新的开端而奋斗。欲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与他的国家、他的宗教和家庭的决裂。” 1904年，乔伊斯弹掉了脚上的“灰尘”，离开了都柏林这座麻木、衰败的城市。乔伊斯一生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欧洲大陆、在流亡中度过。尽管如此，爱尔兰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他对爱尔兰的关注从未间断过。在他流亡期间，他曾多次回到过爱尔兰，他的作品都是以都柏林为背景就是他精神上从
未离开过爱尔兰的一个有利佐证。乔伊斯对都柏林的这种“既爱又恨”的感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意义非凡，他常常喜欢这样说：如果都柏林被摧毁了，它可以在他的小说里得到重建。在这里，不妨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说明乔伊斯对都柏林以及爱尔兰的复杂感情，那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与乔伊斯的果断相比，伊芙琳则是优柔寡断。是“走”还是“留”？是留在爱尔兰维持目前的生活，还是离开它，开创全新的生活？是遵守对妈妈许下的诺言继续支撑这个家，还是跟随弗兰克远走巴西去追寻自己的幸福？伊芙琳内心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店里的工作很辛苦，但人情淡漠，要离开，实在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但是店里的人会怎么议论她呢？家里的生活虽使她疲劳，使她厌倦，但毕竟还稳定，还有从小朝夕相处的亲人。虽然父亲使她感到恐惧和压抑，但要离开时，伊芙琳的脑海中却一一记起了他的种种好处。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是通过伊芙琳的心理活动展现出来的，这已经具有了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特，体现出了乔伊斯意识流小说的一些技巧。
最终，伊芙琳还是留了下来，我们对她缘何做出“留”的决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她并不爱弗兰克？她对弗兰克不了解、不信任？她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充满了恐惧？她不够坚定，性格上存在着一定的弱点？她无法违背对母亲的承诺？或者以上种种兼而有之。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可以看出伊芙琳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少女，让她做出私奔、离家出走的决定是过于艰难了。
三、女性意识(woman consciousness) 的觉醒
“意识”本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但“女性意识”已经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具有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和属性。
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权中心主义根深蒂固，关于女性气质和女性社会性别角有一套“完备”的社会性别话语。这些社会性别话语控制和支配着人们的传统意识，形成社会习俗和观念，从而对女性身心状况及生存处境起着决定和制约作用。我国社会学家李银河曾经做过这样的概括：“世界各国风俗与观念各异，但许多文化对女性心理、气质和社会角的规范却有相似之处。例如：把女性概括为温柔的、弱小的、驯服的；要求女性为男性的利益奉献牺牲自己；要求女性依附于男性等。” 她认为这些习俗和观念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对女性的压迫与禁制却不容忽视。潜在的观念和显在的事实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因此，尽管人们对“女性意识”还很难下一个确定的统一的定义，但我们可以肯定，反抗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改变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改变传统的性别角定型观念，反对女性的屈从地位，争取女性的解放，是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目前中国女性主义者倡导的女性意识的核心内容。李博祥
目前，在我国，人们对反映女性意识的文学究竟该用女权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还是性别文学有不同的见解。关于名称和概念的区分不是笔者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但笔者坚信一点：不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也不论他（她）的作品在题材上、主题上和社会性别权利关系有多直接的联系，他（她）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一定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作指路器
家的作品都可以具有女性主义或男权主义的彩。而一个人是否具有正确的性别观念，再进一步说是否存在女性意识，并不完全在于他（她）的生理性别(sex)。其实，有些男作家甚至比有些女性作家更真实地再现了女性的遭遇，表现出了与父权思想竭然不同的女性观。如：霍桑的《红字》，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毛姆的《克雷杜克夫人》，德莱塞的《嘉莉妹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等。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并不把女性主义的作品看作是女性的专利，“一些先锋的，抗拒性的，虽然为男性所创作的文本，如乔伊斯的作品，也是女权主义的作品。”
乔伊斯在写作《都柏林人》时正值西方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风起云涌之际, 他的短篇小说《伊芙琳》涉及到了女性气质和女性性别角的问题。窥斑见豹，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尤其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对乔伊斯比较推崇和欣赏的原因。
前文已经提到父权制社会性别话语对于女性的影响与压制。父权制社会不仅对女性气质(femininity)，诸如被动性(passivity)、软弱性(fragility) 和哺育性(nurturance) 等做出细致的描述，而且还对女性在社会中应该扮演的性别角予以规定。女人的身份是因男人而定位，“如果她是一个少女，父亲就会有支配她的各种权力。如果她结婚，他会把权力交给她的丈夫。” 因此，女人没有自我，而只是某人的女儿、妹妹、妻子或母亲。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关于女性性别角的说法是男性中心主义者的“绝好代表”。他认为“女人在存在上仅是为了人类的繁殖……（女人应该做的就是）对子女的照顾，对丈
夫的服从等…” 在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下和控制下，一些女性不自觉地或被迫地扮演着社会所设定的性别角，体现着温顺屈从、牺牲奉献的女性气质，令人可悲、可叹！伊芙琳的母亲就是典型的男权意识的牺牲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故事对伊芙琳的母亲没有直接的描述或交待，但我们从伊芙琳的回忆中，可以推断和勾勒出这位女性悲惨的一生。她是如何嫁给伊芙琳的父亲的，我们无从得知，但在那个女性为争取权利付出种种艰辛的努力，甚至不惜以坐牢、绝食为代价以唤醒政府良知的时代，她的婚姻很可能是出于无奈而不是出于两情相悦，要不然她怎么会挑选这样一个脾气暴躁，不懂体贴和温情，好吃懒做又爱慕虚荣的人做自己的丈夫呢？感情不和谐再加上贫困，她的一生就注定如坠深渊，暗无天日了。家里一贫如洗，子女又多，使得她每天有做不完的家务。她不得不精打细算，以便维持家庭的开支，此外还要忍受丈夫的暴虐。常年的劳累再加上心理上的压抑使她身体状况渐渐恶化，在伊芙琳十九岁时就病逝了。临死时还不忘叮嘱女儿接替她把这个家支撑下去。这位妇人完全没有自我，完全是为丈夫和孩子而活，就像是这家里的仆人。正如小说中所说“妈妈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她的生命在艰苦的劳作中渐渐失去活力与光彩，对生活没有任何幻想与奢求，到头来，生活的重迫和精神的极度疲惫使她发了疯。她的一生正可用“悲惨”两个字来形容。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疯”往往能代表女性受压迫的极至状态，如《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黄糊墙纸》中“精神错乱”的女主人公等。
乔伊斯寥寥数笔，区区几个画面就把一个穷苦女人的一生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令人不能不感叹他高超
的艺术匠心。这个穷苦可怜的女人身上实际上带着乔伊斯母亲的影子。乔伊斯的父亲不善经营祖业，又挥霍浪费，使家道中落，后来甚至到了不得不变卖家产以度日的地步。乔伊斯的母亲艰辛地操持全家的生计。后来母亲经受漫长而痛苦的疾病的折磨去世了。乔伊斯把母亲患肝癌完全归咎于父亲，他认为由于父亲的恣意挥霍，使母亲过着困苦难熬的生活才会患那样的病。因此他在伊芙琳母亲的身上寄托了自己对母亲的怀念与哀思。但又不止于此，他在《伊芙琳》中通过伊芙琳的“顿悟”表现了女性意识觉醒这一主题。
“顿悟”(epiphany)本是一个宗教用语，指的是东方的三位贤者对神启（关于基督降生）的领悟。乔伊斯借用这个词来指人生的某一经历对人的心灵产生冲击，使人对生活的领悟比现实更充分、更强烈、更让人兴奋，即“一种猝然的心领神会…; 仅仅一个片断，却包含全部生活的意义。”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豁然开朗，是对生活谜团的瞬间释然。因此评论家们在诠释乔伊斯的“顿悟”时，又使用了claritas（清晰，明了）和quidditas（本质，实质）这两个词。在《都柏林人》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主要人物对生活本质的了然主要是通过一些表面看起来很微不足道的事件、行动或者细节而获得的。这些事件、行动或者细节实则意义重大，就像小孩子搭的字母积木的最后一块，是它们使一个词拼写完整，“楼房”得以搭建成功。在《伊芙琳》这个短篇中，伊芙琳内心的激烈冲突在她想到母亲惨死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当她沉思的时候，妈妈一生悲惨的景象历历在目，震慑了她的灵魂深处—妈妈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结果竟发疯而死。” “她吓得惊跳起来。逃！非逃不可！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她美好
的生活，也许还会有爱情。她渴望生活。为什么她应该受苦？！她有得到幸福的权利。” 可见，母亲的悲惨使她幡然领悟，她不要像母亲那样过一辈子，受尽苦难，毫无自我，她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伊芙琳实现了她的“顿悟”，故事也就此达到了高潮。
伊芙琳的“顿悟”不仅包含着要逃离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都柏林走向新生活的渴望，同时也包含着她不愿因袭女性传统角、重蹈母亲的覆辙，不愿失去自由与追求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也正是乔伊斯所旨在表现的现代人的现代意识之一。伊芙琳的抗争既含有乔伊斯那样的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也含有自我追求与女性社会性别角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伊芙琳在意识上已觉醒，但在行动上却迟疑的原因。这一方面说明爱尔兰社会的精神瘫痪状态对人的麻痹和桎梏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女性来说，最难挣脱的恐怕是社会性别话语在女性自身的内化作用，或者女性追求幸福的愿望不一定依靠男性来实现。作为一位男作家，乔伊斯
能为女性道出女性有自我追求的权利的呼声，实为难能可贵。尽管伊芙琳终未成行，但是伊芙琳已不是从前的伊芙琳，因为她已经经历过了一次痛苦的洗礼。我们无法预测她今后的人生道路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故事的结尾是一个开放性的开始，它给了读者无限遐想的空间。
《伊芙琳》只是乔伊斯早期创作的一个短篇，它算不上乔伊斯的代表作，也不能体现他艺术成就的最高峰，但是这个寥寥几千字的作品里却涵盖着多重深刻的主题思想，在结构、技巧上也堪称精妙。这也正是乔伊斯享誉世界文坛的原因之一吧！
参考文献
1．孙梁等译.[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 都柏林人[Z].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0月.
2．[爱尔兰]彼特·科斯特洛著.何及锋柳荫译.乔伊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6月.
3．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4．侯维瑞主编.英国文学通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
5．李银河著.女性权利的崛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6．[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年.
7．Harry Blamires. Studying James Joyce [M]. Longman York Press: Essex, 1987.
8．Thomas E. Connolly. Joyce’s Portrait Criticisms and Critiques [M]. Meredith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62.
9. Harry Levin ed.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Z]. Penguin Books: New York, 1981.
摘要：《伊芙琳》是乔伊斯所著的《都柏林人》中的一篇。它短小精悍，高度浓缩了多重深刻的主题思想：都柏林生活中的“精神麻痹”，人生的两难处境，女性意识的觉醒。窥斑见豹，通过《伊芙琳》读者可以感受这位文学艺术大师的高超艺术成就。
关键词：乔伊斯；都柏林人；伊芙琳；精神麻痹；两难处境；女性意识觉醒
High Concentration and Ingenious Simplicity
甲苯胺蓝--On the Multiple Themes of Eveline by James Joyce
Zhang Hongwei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130024)
Abstract: Eveline is one of the 15 stories in Dubliners by James Joyce. It is only a short story of less than 2000 words, but it expresses multiple themes—the moral paralysis of Dubliners, the dilemma of life and the awakening of woman consciousness. Through Eveline, we as readers can appreciate the outstanding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James Joyce.
Key words: James Joyce, Dubliners, Eveline, moral paralysis, dilemma, woman consciousness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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