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格尔浙江天台中学 副研究馆员 内蒙古大学 010021
(该文章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学年鉴（2005）》)
美国的蒙古学研究，上溯到20陕北
经济研究导刊世纪初的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家的到蒙古地区进行传教、外交和他们关于蒙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和资料的搜集等活动。如美国传教士库尔挺（J.Curtin），1900年，他旅行到布里雅特地区，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和传记等，还撰写了蒙古通史和俄罗斯布里雅特蒙古人方面的两部书。美国外交家洛克黑尔（W.W.Rockhill），根据他到大库仑旅行的考察，撰写了反映蒙古君主王朝建立的《外蒙古问题》（1913）和关于1644—1908年间西藏与蒙古关系方面的《拉萨达赖喇嘛与满清皇帝的关系》等。上世纪20至30年代，同欧洲学者一样，美国一些专家对中亚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研究，主要研究当地自然气候、植物与动物和地质结构特点等，后来其研究成果和资料成为蒙古近代历史主要来源之 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21—1930年的安德路斯（Ch.R.Andrews）带领的考察队对蒙古地区的考察研究，在考古研究和古代生物研究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成就，在这一研究领域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20世纪初，还有一些美国人出于个人的爱好开始研究了蒙古学。在二战时期，一些其他国家的蒙古学家移居到美国，特别是四十年代末，老资格的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神父（A.Mostaert，1881—1971）和前苏联蒙古学家鲍培（N.Poppe，1897—1992）先后移居美国，对美国的蒙古学研究推动很大，当时美国国内的蒙古学学者也多了起来，形成了美国蒙古学家队伍，出现了蒙古学的繁荣发展的迹象。从此蒙古学逐步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一个专门研究学科，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已经建立了几所蒙古学研究中心和专业学术学会，目前美国已经成为世界蒙古学重要中心国家之一。虽然美国蒙古学有较年轻的历史，但其发展特别快，特别是在二战后得到充足的发展，在有些学术研究方法、发展纲领和研究范围等方面领先于世界蒙古学界。 美国主要蒙古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上世纪初以来，美国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东方学家、蒙古学家和蒙元史研究者。如柯延(J.Curtin),是具备60余种工作语言的哈佛学子，著名的蒙古学家，驻过俄国、波兰等国的外交官和外交学家。20世纪初，他跟蒙古人建立关系，揭开了美国蒙古学的序幕。他主要研究蒙古历史和民间文学。 1908年，他出版了两部书，一部
名为《蒙古人：历史》，另一部名为《蒙古人在俄罗斯》，篇幅都较大，主要论述了蒙古人的征服和俄罗斯史等。前一书出版后，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夫先生的高度评价，专门替他写了长大7个篇幅的序言，认为“柯延先生是当前美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成功地描述了关于勇敢的蒙古人的历史”。后来又写了一部名为《南西伯利亚的旅行：蒙古人的宗教神话与传说》，大部分内容为英雄史诗《格斯尔》的部分章节和布里雅特民间文学，本书首次用英文翻译研究了蒙古民间文学，对美国及西欧学家的掌握蒙古学方面的资料和理解蒙古历史文化等方面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压差计劳费尔（B.Laufer，1874—1934），一位优秀的东方学家和蒙古学家是美国蒙古学资料收藏的奠基人。这位德国语言学家、博物馆学家、文献专家，20世纪初移居到美国。劳氏通汉、藏、蒙、满、梵、波等诸种东方语，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亚、西藏史及中国与伊朗关系史、蒙古语言文学、蒙古宗教、阿尔泰语系研究等。关于东方学和蒙古学方面写了诸多论著，如《阿尔泰语系的所有格的形成》（1901）、《蒙古文学史》（1907）、《不儿罕》（《美国东方学会杂志》36，1917）、《萨满一词的起源》（《美国人类学家》，19，1917）、《鄂多立克到过西藏吗？》（《通报》，1914）、《中国与伊朗篇：中国文化对伊朗文化的影响（附一：蒙古语中的伊朗语因素）》（1919）、《女贞语与蒙古语中
的数词》（1921--1925）等。除此之外，他对美国有些图书馆的搜集收藏蒙古学文献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07—1910年，他受芝加哥的华山初级中学柳条剥皮机牛贝尔等图书馆的委托，前后到达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采集了关于语言文学、历史、考古、人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3万多册图书，其中有一部分十分珍贵的经卷、手稿和木刻本。他这次的文献搜集工作，对美国图书馆的远东和蒙古学文献资料的收藏打了良好的基础。
拉铁摩尔（O.Lattimore，1900—1989），国际蒙古学协会首任主席。他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一位著名蒙古学家，20世纪初，他对美国和世界蒙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19—1926年间，来中国工作和做生意期间，对中国边疆地区文化有了浓厚的兴趣。于1926年他放弃了原先的工作，跟他夫人一起做了跨越欧亚大陆的旅行，他们曾前后到达内蒙古、新疆、西伯利亚、土耳其、印度和意大利等地，进行了实地学术考察，收获非凡。拉铁摩尔，从这次旅行后开始崭露头角，他在北蒙古旅行中得到了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残卷，后归伯希和，对《蒙古秘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写了大量文章和书，主要是有关中国北部边疆及蒙古政治、历史和地理的，很有影响。如关于内蒙古—甘肃—新疆路线旅行的见闻录《通向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1928）、《高原的鞑靼人》（1930）、关于满洲西疆的蒙古人研究的《满洲—冲突之源》（1932）、《满洲统治下的蒙古人》（19
34）等。1932—1936年间，他为更好地学习蒙古语和研究蒙古学，他又到中亚旅行了几次，他先后到达内蒙古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国后写了更多的论著，如《中国边疆地区》（1940）、《蒙古旅行记》（1941）、《亚洲问题的解决》（1941）、《现代中国的构成》（1944）、《蒙古民族主义与革命》（1955）、《游牧者和公社社员》（1962）、《再访蒙古》（1962）、《成吉思汗与蒙古人的征服史》（1962）、《成吉思汗的地理观点》（1962）、《蒙古人的历史地位》（1962）、《亚洲边缘地区的历史研究》（1962）等。他曾将1928至1958年发表的此类文章编为《边疆史研究》论文集（1962 ）。1963年，拉铁摩尔先生移居英国，在里兹大学继续了蒙古学研究工作，对英国蒙古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4年，为鼓励年轻一代的学者，他用自己的资金建立了《拉铁摩尔蒙古学发展院》私人基金会。拉铁摩尔先生对世界蒙古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巨大，1990年，为庆祝拉铁摩尔先生90华诞，国际蒙古学学会和蒙古国科学院合作举办了特别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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