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秋图》是一卷被行家普遍认为其艺术水平超过《千里江山图》的传世经典青绿山水作品。它虽然远绍宋代，但最确凿的著录仅见于《石渠宝笈》。此卷一入清宫便极少有相关信息，直到1923年被溥仪以赏赐溥杰的方式带出宫，后流入庙肆，旋被东北博物馆收藏。1957年，《江山秋图》与黄筌的《珍禽图》、李公麟摹韦偃的《牧放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并送往北京鉴赏，1959年正式划归故宫博物院。 关于《江山秋图》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之所以研究成果不多，一是它的作者无法确定，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铁证，关于作者是谁的猜测就显得并不是特别有意义；二是关于它的史料非常少，做文献研究的人对它的关注不够；三是对它感兴趣的主要是画家，他们心有意会而多诉诸自己的创作，并无系统文字。 实际上，《江山秋图》的存在，无论对山
《江山秋图》鉴定评述
□ 仇春霞
水画的历史流变，还是对古代绘画史的研究，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实证材料。而追寻作者是谁的过程中所牵扯出来的史料又可以补充目前青绿山水画史之不足，尤其是赵伯驹在青绿山水画史上的价值。本文
要探究的是此图的相关信息，以及赵伯驹绘画的“本”为何，除了广为熟知的董其昌所评的“精工”之外，是否还有更接近历史本真的绘画特征。
一、记录《江山秋图》作者归属的三个阶段
最早将《江山秋图》归于赵伯驹名下的史料是该画尾跋中的一段文字①，其中有一句“所褙者以图来进见，题名曰《赵千里江山图》”，另一句“其为画师者，若赵千里安得而易邪？”
赵千里即赵伯驹，画史多以“千里”称赵伯驹，而以“赵千里江山图”为题签也比较符合
古人的习惯。如果这段画跋的确是为这卷画而题，那么至少到明初，此画就被认为是赵伯驹的。只是不知道是谁题的签，也不知道该签题于何时，因为没有任何鉴定依据，所以没法对它进行深入探讨。
在清代，此画藏于重华宫，《石渠宝笈》著录为“宋赵伯驹江山秋图”。《石渠宝笈》虽将此图归为赵伯驹名下，但持怀疑态度，鉴定者认为这是假托赵伯驹之名的伪作，因而未给予更多的细节描述，并将画列入“次等月一”。这是《石渠宝笈》对真假书画的处理方式，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卷》也是同样的处理方法。
《石渠宝笈》为什么怀疑《江山秋图》的作者是赵伯驹，没有鉴定说明，无从得知。但是有如下三条理由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首先是此卷没有落款。
其次是相关著录极少，
并非流传有序。
[南宋]赵伯驹（传） 江山秋图 55.6×341cm 绢本设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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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论CHINESE A RTISTS I N P AINTING & C ALLIGRAPHY 2018 11
.总第 期109—兼论赵伯驹的“本”及其对元明画家的影响
三是即使尾跋落款是“文华堂”，但仍然无法确定是朱元璋所题。
关于此跋是不是朱元璋所题写，徐邦达从历史文献和书法水平进行了考证②，认为这段尾跋的撰写是朱元璋，而书写者应是太子朱标。
徐邦达说此跋“文句很不通顺，考出于明太祖朱元璋《高皇帝集》中”。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也说过此跋“赵伯驹江山秋图有朱元璋题，字甚挺拔，而文理不甚通顺”③。此跋的确是行文没有章法、用词不够讲究、文气也不通顺。从朱元璋的学历来看，写得这么磕巴的东西的确可能出自这位出身于放牛娃的皇帝手中。按理，朱元璋贵为天子，他随随便便就可以从以宋濂为首、人才济济的“文华堂”个人来写。可是朱元璋有个很固执的毛病，就是喜欢什么事情都亲历亲为，他能自己做的，一般不人做。他撤掉宰相一职，凡事自己来处理，把自己累趴下了也不放手，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他可能不想人代笔，就自己写了。
虽然上述推测讲得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跋文内容始见于《明太祖文集》，但《明太祖文集》的编撰本身就经过多次增改，此文集第一次编撰刊刻时间是洪武七年（1374），只有五卷，但到清代时已经增至二十卷。《江山秋图》尾跋所题写的时间是洪武八年，晚于《明太祖文集》第一次刊刻的时间。退一步说，如果真是朱元璋题跋，为何于画面或尾跋处不见其印章？徐邦达曾在《鉴古琐记》中
称其为“此为明御府故物”④，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
的根据。所以，跋文本身就可疑，将它定为赵伯驹的作品，只能是猜测。
《江山秋图》在进入博物馆系统时，被重新做了鉴定，主要鉴定家就是徐邦达，他写过一段比较完整的鉴定记录⑤。在作者归属上，徐邦达说是“旧明人题为南宋赵伯驹画”。
这句话来自《江山秋图》的尾跋，原句为“所
褙者以图来进见，题名曰《赵千里江山图》”。
但是徐邦达解读有误。跋文的意思是：装裱的
人拿画给题跋者时，画卷上已经有了“赵千里
江山图”的题签。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个签是
明人题的。因为如果跋文是朱元璋写于洪武八
年，它离元代也就不到十年时间。而且此画又
即将重新被装裱，这说明此画有些时候了，题
签也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南宋]赵伯驹（传） 《江山秋图》
题跋
那“赵千里江山图”有没有可能是南宋或元人题的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赵伯驹的作品在宋元时期比较有影响，像钱选、赵孟頫都曾非常用心地学习过赵伯驹的青绿山水，有的到了乱真的地步。吴镇、柯九思、倪瓒以及元代一些名臣和文坛巨擘也都为赵伯驹的作品写过题画诗。上述这些人都有可能为这卷画题签。因此，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下，就无法肯定这题签写于明代。
徐邦达认为此画并非赵伯驹画，将其定为“佚名”，时间也由南宋改为北宋，认为应该是北宋画院画家所绘制。
二、梳理徐邦达鉴定的背景：历代藏赵伯驹主要作品
徐邦达的“按伯驹画虽未见真本”是整个鉴定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见过赵伯驹的真迹，要断定另一件没有任何铁证的作品是不是他的，当然是非常难的。可是，徐邦达的确是很难见到赵伯驹的作品，因为赵伯驹所画的作品本来就很有限，再历时近千年，零落无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元人庄肃(1245-1315)在《画继补遗》上说赵伯驹“享寿不永，……故其遗迹于世绝少”⑥。分析庄肃的情况，有理由相信他提供的信息应该是可靠的。
首先，庄肃在南宋生活了三十多年，是一位跨越南宋与元代的两朝故老，他爱好书画，心仪收藏，对近世的作品与流传情况应该都比
较熟悉；
其次，他与赵伯驹的曾孙交游颇稔，关于
赵伯驹的消息多得自其曾孙；
此外，从元代相关文献中可知，当时流传
的赵伯驹的作品，多数是青绿山水长卷或大
幅作品，画起来特别费力，而且还画得非常精
细。文徵明在为赵伯驹的《汉高祖入关图》题
写的序言中说此卷极其精细，“缕碧毫丹，历
寒暑而后成，盖是进呈本也”。在寿考不永的
情况下，要画设繁复的青绿山水，还要画得
非常精细，而且经常画进呈本，赵伯驹作品不
多是比较正常的。
到明代，赵伯驹的作品流传情况有了变
化，明人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伯驹，
字千里，其画传世甚多。”⑦这与前文元代庄肃
所说的遗迹绝少正好相反。其中的原因，不排
除赵伯驹有些画在元代被秘藏，没有露面，也
不排除到明代时已经有一部份伪作在流传。
检阅宋、元著录和画跋，这段约五百年的
时间段里所流传的赵伯驹的作品主要有如下
几件：
1.《访戴图》。较早见于南宋周密（1232-
1298）的《云烟过眼录》，在“尤氏所藏”一节
里有“赵千里访戴图，有绍兴玺”，但只有条
目，没有更详细的说明⑧。周密晚赵伯驹一个
多世纪，其《云烟过眼录》是中国第一部以著
录私家藏画为主要内容兼录南宋皇室部分藏
品的著录著作。此卷有南宋御府官印。汪珂玉
的《珊瑚网》也有著录。张丑在《清河书画舫》
里有较详细的记载，称其“真剧迹也”⑨。
2.《赵伯驹册页》。在《云烟过眼录》的
“庄蓼塘肃所藏”一节里有称其有十二本册
页，其中有一册是赵希远和赵伯驹共绘，品相
“皆精”⑩。
3.《长江六月图》。庄肃说：“予尝见高宗
题其横卷《长江六月图》。”此卷作品亦见于明
人顾清的《东江家藏集》，顾清题了诗《题史
引之所藏〈长江六月图〉
》
，在诗句“东京画
史真高闲”下面加了小注“评者谓赵千里笔”，
但是没有说画卷上有宋高宗赵构的题签。明人
张丑在《清河书画舫》里著录了《长江六月图》
的画名，列于赵千里的条目下，但没有细节。
4.仇远（1247-1326）有《题赵千里溪山
春游图》。仇远与庄肃同时期，也是由南宋入
元朝的文学家、书法家，与赵孟頫、方回、吾丘
衍、鲜于枢等文人墨客均有来往，互相赠答。
5.邓文原（1258-1328）有《赵千里山水长
幅》。邓文原本是四川绵州人，其父早年避南
宋战乱而迁入杭州。邓文原文章出众，堪称元
初文坛泰斗，擅行书、草书，与赵孟頫、鲜于枢
齐名，号称“元初三大书法家”。
6.杨载（1271-1323）有《题赵千里山水扇
面歌》。杨载是元中期著名诗人，元诗四大家
之一。这首诗题的是四个扇面，这四个扇面连
成了
一幅山水长卷。[南宋]赵伯驹（传） 莲舟新月图 24.2×76cm 绢本设 辽宁省博物馆藏
7.黄溍（1277-1357）有《宋赵伯驹兰亭图》。黄溍是元初著名史官、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与柳贯、虞集、揭徯斯同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其中虞集（1272-1348）有《题赵千里〈出峡图〉》。
8.吴镇（1280-1354）有三首题写赵伯驹作品的诗，分别是《赵千里秋景》《赵伯驹画》《赵千里山水长幅》。吴镇是元代著名画家，在他的题诗里，有两句很关键，即“当年置长府，珍秘更为崇”。其“长府”即官府，说明赵伯驹的这幅画是从官府里流落出来的。
9.柯九思（1290-1343）有《赵千里画长幅》。柯九思与吴镇相差10岁，是同时代的人。
10.倪瓒（1301-1374）有《题赵千里扇》及《题骊山图》的诗歌。
11.张天英（约1335年前后在世）有《题玉山中所藏赵千里画金碧山水图》。
12.陈基（1314-1370）有《题赵千里江山秋晚图》。陈基是元末江南著名文人，博学多才，诗中的“东吴”指江浙一带，陈基曾入元末起义领袖张士诚的麾下，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爱其才，召之参与《元史》的编修工作。就是说，陈基这首题画诗与朱元璋的跋文时间相距极近。
明代也有不少关于赵伯驹作品的记载。
1.《后赤壁图》。文徵明和明代著名学者、诗人、文艺评论家胡应麟（1551-1602）都有为《后赤壁图》题写的跋文。
2.《仙山楼阁图》。明人汪珂玉有题赵伯驹
《仙山楼阁图》。
3.《明皇幸蜀图》。明代名臣、金石学家、
藏书家都穆（1458-1525）在《寓意编》里记
载了江阴葛维善藏赵伯驹《明皇幸蜀图》，评
曰：“妙。”
4.《三生图》。宋末元初人陆文圭（1256?-
1340）在其《墙东类稿》有《跋三生图》一文，
其中有一句为：“简卿出千里临本示余，书此一
笑。”
5.《山园图》。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
“秦观”一条中，在《少游诗余草稿》尾跋中记
载“吴能远氏”示其系列作品中，有一卷是赵伯
驹的《山园图》。
6.《夜潮图卷》。《式古堂书画汇考》有“赵
千里夜潮图卷”，卷名下记载了画幅的情况。
肝微粒体
7.《桃源图》。较早记载可见于王衡
（1562-1609）的
《缑山集》。王衡是明万历
时期首辅王锡爵之子，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王
时敏之父，他与仇英（1501-1552）几乎是同时
代人。稍后《清河书画舫》也记载了赵伯驹的
《桃源问津图》：“严氏藏刘松年《西湖春晓
图》，笔法秀美，设古雅，堪与赵千里《桃源
问津卷》相伯仲。
”张丑所记画名为《桃源
问津图》，而非《桃源图》，估计两者即是同一
卷画。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说他亲眼见
到了赵伯驹的
《桃源图》。其著录中所指的
藏家“归德宋氏”应该是指清初大收藏家宋荦
（1634-1713），或与之有关的人物，但宋荦的
《西陂类稿》并无记载。
在清初的书画笔记中，仍然有作品被认为
是为赵伯驹的。HSCSB
《荷亭销夏图》。高士奇（1645-1703）
在《江村销夏录》中对《荷亭销夏图》有十分
详细的描述，他评此卷为“杰作，元胡不及
透明度原则
此多也。”他曾见廷晖的摹本，此廷晖可能是
与赵孟頫同里的元代裱画师和画家胡廷晖，
他有《摹赵千里青绿山水》卷。卞永誉（1645-
1712）在《式古堂书画汇考》里也有“赵千里荷
亭销夏图”
著录，内容相近，但文字表述不
及高士奇流畅。
到清中期《石渠宝笈》成书时（初编成书
于乾隆十年，1745年），收录的赵伯驹作品有
如下几件：
1.《渡江图》。在“名绘荟萃一册”，其中
“十幅渡江图欵署千里”。
2.《莲舟新月图》。
3.《桃源图》，列为“
上等天一”。此卷
素绢本着画，款署伯驹（字缺其半）。根据画
面印章可知，此画曾被韩存良（1528-1598）之
子韩逢禧、吴希元（1551-1606）、蓝瑛（1585-
1664）、梁清标（1620-1691）等多人收藏过，最
后进入清宫。
4.《江山秋图》。
5.《仙山楼阁图》。素绢本着画，款云：
（臣）伯驹上进。拖尾有马琬、邓文原、文徵明
诸题句，又许初记语一。
6.《滕王阁宴会图》。素绢本着画，款署
千里伯驹，拖尾赵孟頫书《滕王阁序》，又袁桷
题句一，又危素跋一，又记语一，署员峤山人。
这六种画作中，有三卷落了赵伯驹的款。
清廷瓦崩之后，赵伯驹的作品也随之散
佚。马霁川从东北第一次携回卷册二十余件，
送故宫博物馆，其中有一件是仇英仿赵伯驹
《桃源图》卷，绢本，被鉴定为
“不真”。王
国维见过赵伯驹题为《云麓早行图》的作品，
有《题沈乙庵方伯所藏赵千里〈云麓早行图〉》
（1916），共题了三首诗，其中有一首讲他看到
的作品状况：
残缣风雪凌竞处，几度高斋拂试看。至
竟装潢无圣手，
却将明丽变荒寒。
说明王国维看到这卷画时它就已经很残
破了。
刘海粟似乎见过几幅赵伯驹的作品，基
本都不是他所喜欢的，但是有一卷令他非常赞
叹，他为此还写
谷牧之女
《题所藏赵伯驹画》。除此
之外，就很少有人见到赵伯驹的作品了。
目前与赵伯驹有关的几件作品被分藏于
大陆和台湾几家博物馆里，其中《莲舟新月图》
《仙山楼阁图》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清人王
炳《仿赵伯驹桃源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江山秋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这样的情况下，徐邦达说没见过赵伯驹
的真迹，也与特殊时代的特殊情况有关。
三、评析徐邦达的鉴定依据及其对
作品风格的推断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要说《江山秋
图》是赵伯驹画的，这个结论是没法下的。但
是，既然是鉴定，必须也得有依据。徐邦达的鉴
定依据非常有意思，值得细细分析，他说：“但
以其弟赵伯骕画《万松金阙图》和元·钱选、
明·仇英几种仿赵山水画来作旁证，似乎形式
有所不同。”不难理解徐邦达这句话的意思，
他用了“参照法”，参照的是与赵伯驹关系密
切的画家的作品，即赵伯骕（1124-1182）、
钱选
（1239-1301）、仇英（卒于1552年）的作品。
徐邦达用上述方法推断赵伯驹的画风应该与《江山秋图》不同。赵伯驹的画应该是“工中带拙，介于画工与文人画之间的一种风格”，而《江山秋图》“精细工丽，全属北宋院体”，因而《江山秋图》不可能是赵伯驹的作品。
从上文可以归纳一下，徐邦达的参照对象是赵伯骕、钱选和仇英的作品，得出的结论是“工中带拙”。显然，参照对象对所作的结论有直接的影响。
赵伯骕有没有临仿过赵伯驹的作品，相关史料极少。钱选和仇英却是既有临摹赵伯驹的作品，又有学习赵伯驹后所创作的新作品。
钱选与赵伯驹关系十分密切。元人夏文彦在《图绘宝鉴》里说钱选的青绿山水是从赵伯
驹那里学的。赵伯驹和钱选的标签都是“青绿山水”，他们有师承关系。清代有文献记载，杭州的藏家手上有钱选的一卷青绿山水，可以从中看出钱选的青绿山水画是从赵伯驹所学。另外还有记载说钱选有一幅纸画《霅溪图》，长丈余，是临仿了赵伯驹的画。有记载说钱选还有一幅《孤山图》也是仿了赵伯驹的画。
比冲
从以上信息来看，钱选至少有3幅作品被认为是与赵伯驹关系密切。遗落的种子阅读答案
仇英的标签也是青绿山水，他与赵伯驹的关系也是师承关系。仇英很多画都是仿了赵伯驹的。董其昌说他临摹过赵伯驹的《光武渡河图》，认为仇英是赵伯驹再世。仇英还有一幅《仙山楼阁图》，明人汪珂玉（1587-？）认为肯定是仿了赵伯驹的，这样的例子还比较多。
按理，徐邦达使用的“参照法”，古人在鉴定作品时也经常会用到。但是联系徐邦达这句话的前后文，可以看出徐邦达是用赵伯骕、钱选、仇英的作品来猜测赵伯驹的绘画风格。这使得徐邦达的方法与古人的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古人鉴定，是用赵伯驹的画来鉴定疑似赵伯驹的画，而徐邦达是用钱选和仇英的画来鉴定赵伯驹的画。这就像用赵伯驹的画像来辨识赵伯驹的面貌，与用赵伯驹儿子、外孙的相片来揣摩赵伯驹的相貌一样，其参照对象就很容易被人攻击，徐建融就对此进行了细致地剖析：钱选的画风，与二赵的差别更大，所以说“得其工不能得其雅”，用以“旁证”“精工而有士气”的《江山春图》（笔者：徐建融认为是春，非秋），固然“不能与之合流”，用以“旁证”稍加率易放逸而不失“精工而有士气”的《万松金阙图》，
难道是可能合流的吗？
[南宋]赵伯驹（传） 仙山楼阁图 26×27cm 绢本设 辽宁省博物馆藏
[南宋]赵伯驹（传） 蓬瀛仙馆图 26.4×27.9cm 绢本设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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