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和消费
张阖
现代媒体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文明人的服装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没有服装的包裹和掩饰，人的身体虽未必会因之消亡，但无疑很难被视作“文明人”。现代媒体的出现，并未改变国家的主权形态，但却改变了国家意志的存在方式。
古代国家君王的权力意志是通过对国土和臣民的身体的支配而得以实现的，君王的外表、服饰、居住建筑等权力要素，均有严格的规定。但这些权力却很难以声音形态存在。当然，声音也能彰显君王的威权，如以武士喝道或鸣锣开道，来提示君王的位置和增加君王的威严，传达君王之权力意志，或者通过对帝国音乐体系的意识形态控制，来实现声音的国家化。尽管常常有来自民间的声音骚乱（如野老村夫的调笑淫声或讽刺歌谣），但在官方知识分子的审定和整理下，也基本上能够纳入既定的声音秩序中，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人声叫喊和乐器演奏，这是国家声音的初始形态。但这种自然状态的声音在强度、传播范围和持续时间
等方面，均有很大的限制。而媒体的现代性革命，首先来自声音形态的革命。无线电广播改变了现代国家的存在形态。国家，不再只是以地理广度、人密度等的有形存在，而且具有了“声音”形态。 [MEDIA CRiflC ISMjm-%)
无线电广播，一个可以将声音放大、存储并迅速扩散的物理装置。其声音发生源可以由国家机构所控制，声音由国家广播电台编辑和发布，并将声波转化为电波，在传播的速度和距离方面均得到极度的强化。其终端为一个小型的接受器，即老百姓称之为“话匣子”的收音机，将无线电波还原为声波。而在众聚集 —高音喇叭。电台可以无休止地反复播送的场所.则可以安置一个扩音装置—
声音，作用到受众的听觉器官，形成条件反射。我们可以在20世纪大半个世纪看到这样的情形：在乡间，在城市，在咖啡店、茶馆、广场、工地、教室……任何一个公共场所，收音机或高音喇叭发布着时事新闻、政府公告、主流音乐，乃至国家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和标准正点时间。这一切都是典型的现代国家理性的必不可少的构件。对资讯的标准化和统一管理，是构建现代国家神话的基本条件之一。公众聚集并倾听，他们接受这些信息，并产生程度不等的共鸣。公众仿佛是无数个有机的“共鸣箱”。“广播电台-收音机-听众”，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声音装置，将国家理性与公众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毫无疑问，就无线电广播执行国家意志传播功能这一方面来看，现代媒体既造就了丘吉尔，也造就了希特勒。丘善尔通过无线电广播，号召全体英国人民起来反抗纳粹德国的侵略。同样，希特勒也是不断地利用无线电广播和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自己的演讲和纳粹音乐，鼓动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发出战争动员令。麦克卢汉曾指出，没有无线电广播，就没有希特勒。希特勒本人则在1938年的《德国广播手册》中直言不讳：“如果没有扩音器，我们是不可能征服德国的。”
无线电波是现代国家无所不至、无孔不入的触角，它可以伸向它所支配的每一个角落。广播电台的发明，使现代国家如虎添翼。它使得国家权力的声音得以超越自然声音之物理属性的限制，而播散至更为辽远的疆域。因此说，现代媒体是现代国家权力的延伸。收音机巧妙地隐藏了声源，仿佛是“话匣子”内部有一个隐形人在发言。为此乡下人常常闹出各种各样的笑话。“话匣子”声源的隐蔽性，给声音带来了神秘感，它超出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氛围，进而引发“话匣子”崇拜和恋物癖式的声音依赖，进而使国家声音更具神秘感和权威性。这也正是现代国家神话的成因之一。
棉纺织技术无线电广播赋予国家以“声音”形态，造就了现代国家的声音形象，使声
现代国家声音系统的生产和消费5
自行制作的“紧箍咒”式的便携收音装置，是声音崇拜症的严重征候。
谢文广中科院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国家从政体上可以划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而从国家意识形态传播学意义上来看，根据现代媒体的使用情况，则可划
分为“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都
将通过现代媒体来传播其国家意志。一个小型的声音装置，可以使一种超级的声音无所不在，而且以不可逆的和不对等的方式，阻断了声源与受众之间的
平等交流。在最简单的条件下，即可以维持国家意识形态对受众的灌输和支配。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商业电台的公共娱乐节目中，主持人制度的产生和公
众的广泛参与，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播电台单一的国家声音传播模式。
上海商学院图书馆电台播音员：声音神学的样板
国家电台的声音是国家意志的表征。事实上，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往往要求有不同的声音形态。广播电台将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声音形态，这样，播
音员的声音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意志的声音样板。播音员本人也即成为国家声音的代言人。南山114
革命题材的电影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记忆。在那些关于国共内战题材的影片中，我们总能听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电台播音员小，以一种带南方腔调的国语，一种软绵绵、娇滴滴的性感声音，播放着被矫饰过的前线战况，这与国民党军队败绩的事实形成反差，造成强大的反讽效果，国民党政府电台言论的谎言性质暴露无遗。南京政府试图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化的亲和力。他们通过电台声音，软化政府形象，以掩盖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冲突，美化193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南方都市化生活的享乐主义的和谐景象。这也是他们洗刷自己军政府彩的手段之一。
倍加乐与南京声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延安电台的声音。与南方化的柔软和颓靡相比，延安声音则带有北方化的清越、干脆和坚硬。延安时期的广播是革命时代的国家声音样板的雏形。第一代播音员夏青、齐越等人的播音，构建了革命化的声学系谱。新华社社论和政治领袖的言论，如《别了，司徒雷登》等，有一种铿锵有力、大气凛然的效果。这一革命化的声音艺术，在夏青等人的《九评》播送实践中，形成了完美的国家主义声音美学，并上升到了“神学”的高度"
夏青的声音是一种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禁欲主义彩和坚定革命意志的声音：高亢，热烈，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字正腔圆。其发音的标准和音的纯正，均高度艺术化。而其强烈的政治彩所宣示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则使得其声音高度政治象征化。夏青的播音有着数学般的精确，它的音强与节奏，每一停顿、拖长、加速和重音，批判的凛冽，歌颂的热烈，怀念的深情，号召的高亢，无不表现得精准无误。而强大的论辩和教谕彩，则赋予其播音艺术以超越日常言谈的声音形态和言说逻辑，
也超越了作为声音主体的个性化特征，达到与新政权的政治理念和毛式话语充分一致的高度，成为国家声音标准化的样板。从这个意义上说，夏青是神圣革命的声音“圣斗士”，他的播音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声音神学”。
这一声音艺术为赵忠祥、邢质斌等国家电视台的播音员和主持人所继承。在歌唱艺术方面，则为歌唱演员如李双江等所继承。李双江将西洋发声与民歌乃至传统戏曲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他的嗓子成为革命颂歌的优质发声器。
滤波器
现代国家声音系统的生产和消费7
经过声学和政治学双重标准的检测，播音员获得了国家声音的代言权，并
将声学与政治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声音模式。它从神
学中心像波浪一样向四方播散。民众倾听并模仿。日复一日，如同“”期
间广播电台的“样板戏”教唱节目一样。天长日久，熟能生巧，逐渐与国家对声
音一致性的诉求相吻合，形成了公众在公开的场合下正式发言的基本方式。
万众一心、众口一声的局面逐步形成。
国家声音的同一性要求和播音员身份的政治象征性特征，是国家意识形
态架构中的重要一环。赵忠祥深谙个中三昧，他曾称自己是“时代的象征”。
这确实是毫不夸张的说法。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对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发出的
另一种与国家政治理念格格不入的“淫声”，公众不胜惊诧。
事实上，这一蜕变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在播音艺术
方面，国家电台的播音员张家声的声音，已经开始试图偏离夏青式的声音路线。电视政论片《河疡》的解说，是其代表作。张家声的播音刻意追求发音和
言说逻辑的个性化，通过寻特殊的停顿和不合逻辑的重音，来制造特殊的声
音效果。他并不按照语句的逻辑停顿来发声，而是常常破句阅读，造成逻辑的
扭曲和内在紧张，从而提示语词以及情感的歧义性和多义性。他总是在出人
意料的地方停顿或加重。人们不知道他将在何处停顿，也无法意料他会将某
个音节拖得多长。国家主义的坚固和僵硬的声音逻辑链条，突然出现了松弛、
错位和脱落。而在这逻辑的裂隙处，留下了理性反思和历史沉思的空间。
张家声在试图摆脱夏青式的清教禁欲彩和纯政治性和精神性的象征彩，而增加了发声主体的个性。不似夏青式的激越清洌，相反，他在声音中增
加了一些繁复的、巴洛克式的装饰性，造成一种更加感性的和富于物质感的效果。这一点，似乎只有电影配音演员邱岳峰的那种将高雅与颓废结合在一起
的怪诞的声音，才能够与之相媲美。这种精致的物质化的声音，传达出一种克
制的和有限度的物质享乐主义原则，进而传达出这样一个政治信号：一种新的
国家理念正在悄然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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