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性自由视角对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的考察 岳太杉
【摘 要】以实质性自由视角考察,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是“权利失败”的典型案例.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粮食实际分配过程中实质性自由的被剥夺与回归,和大饥荒的发生与结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公共食堂是实质性自由被剥夺的主要体现.大饥荒的惨痛教训对于今后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 【期刊名称】《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29)004
【总页数】3页(P11-13)
【关键词】实质性自由;大饥荒;权利失败;公共食堂
【作 者】岳太杉
【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326.11
阿玛蒂亚·森认为，饥荒发生的原因是“权利失败”的深层次剥夺问题，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粮食所有权的实质性自由是研究饥荒的重点。以实质性自由视角考察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极具典型，其中公共食堂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公共食堂是实质性自由被剥夺的主要体现。在致力于结束饥荒的策略和行动中，1962年公共食堂的解散促使实质性自由的回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全国各地区饥荒结束时间的差异更加佐证了实质性自由的回归是大饥荒结束的决定性因素。以实质性自由视角考察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一、实质性自由与饥荒：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
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将自由定义为：人们选择有理由珍视生活的各种可行能力。在这里，“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
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1]62森将自由看作是“实质自由”[1]62，这种实质性自由是真实存在的，能够感觉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由，其包括了免受饥荒的基本可行能力。本文中的实质性自由就是指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粮食分配实际过程中的实质性自由。舒玉泰
对饥荒的解释，本文采用森的定义，即饥荒就是由于人们因为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造成的饥饿所导致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2]55在这里对饥荒的解释有两层涵义：其一，饥荒必然意味着饥饿，而饥饿并不意味着饥荒；其二，在饥荒中必然有大范围的、数量众多的人口死亡的恶性现象。森对饥荒的研究独树一帜，他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向人们证明，饥荒并非是曾经被认为粮食供给不足的结果，反对仅仅用粮食供给下降的观点来解释饥荒，并将其发生的原因纳入“权利失败”的深层次剥夺问题。[2]200那为什么会出现“权利失败”呢？森通过了一系列实证数据向人们强有力地证明了发生饥荒的原因是人们获取食物权利的丧失和被剥夺，而不是删去战争因素之外的自然灾害引发的粮食供给下降。就是说，饥荒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是大自然对人口数量的调整，以使人口与粮食供应大致平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在饥荒中广泛蔓延的严重饥饿并不是影响到所有社会阶层，只是属于特定范围的人才会死于饥荒。我们不能仅仅就粮食与人口之间的刘光亭
某种机械的平衡去理解饥荒。在饥饿现象中，我们的分析重点要放在“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用来建立对足够数量的食品具有所有权的实质自由”上[1]162，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食物供应急剧收缩时，如果只要更好地共同分配食物，那么，每个人都可以生存下去。发生饥荒的地区虽然可以用从外部获得食物援助来补充供应不足，但是该地区如果能够更加公平地平均分配内部食物，那么该地区仍然可以防治饥荒。所以，探讨个人和家庭是否拥有的粮食分配实际过程中的实质性自由是研究防治饥荒的重中之重。
dh3二、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描述与分析
（一）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回顾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发生的举世震惊的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事件之一。笔者虽然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但是很早就从父辈们的陈述中得到相关的史实。这段历史也是他们经历的关于饥饿的最为痛苦的历史。在这次大饥荒中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都没有一个确切数字，就连政府有关部门都不掌握具体死亡人数。目前公布的死亡数字大多是专家和学者根据1953、1964和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其他各种数据推算出来的，有专家和学者估算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广西低碳经济考试网址
人口数在1 600万至4 000万之间。由于没有官方关于这次大饥荒中饿死人口数字的正式统计资料，我们无法知道因饥荒而饿死的人口的准确数字。尽管学者和专家得出的人口饿死数字参差不齐，但是这些数字巨大得让人不寒而栗。这次全国范围内的、长时间持续、饿死人数字巨大的大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森与德雷兹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中称“这次饥荒的极大规模——根据历史上有记录的过多死亡总数，被有争议的认为是最大的一次饥荒”。[3]217
从上文饥荒的定义中我们就得知，饥荒的最典型代表就是较高的人口死亡率，所以我们用人口死亡率来衡量大饥荒的开始和终结依然是最主要的依据。1959—1961年大饥荒在1962年就基本终结了，因为1962年的全国人口死亡率（8.38‰）恢复到了大饥荒前的1957年（8.47‰）的水平了。[4]157有时候人口死亡率下降到正常水平与饥荒的终结在时间上表现并不完全一致。有可能在饥荒结束时，较高的死亡率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例如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其实在1944年每个人得到的粮食供给量就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但由于饥荒引发的大规模的流行病（例如、疟疾、天花等）至少延续到了1947年，甚至是到了1951年，人口死亡率才恢复到了正常水平。[5]289在森的饥荒研究中，人口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在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不可以自由流动的，因为当时严格的户籍
知网向退休教授致歉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这就有利于控制流行病的传播。在大饥荒中，常见的只有浮肿病，而浮肿病主要是营养不良和饥饿造成的，这并不是流行病。[6]196所以说在1959—1961年大饥荒中，死亡率下降到正常水平和大饥荒的终结是在时间上基本是一致的。
（二）公共食堂对实质性自由的侵蚀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附属品，但又是其主要载体，所以只要提起人民公社，一般都会想到公共食堂。大规模的公共食堂建立于1958年下半年，公共食堂的建立严重地侵蚀了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粮食分配实际过程中的实质性自由。这是因为：第一，当时每个农户家中的所有粮食都被强制性地收缴至公社作为公共食堂的粮食，并且政府从1958年秋开始要求每个公社都不再将粮食分配到户，而是将其统一作为公共食堂的粮食，同时每个公社成员都被强制性要求到公共食堂吃饭。第二，当时的公共食堂实行的是免费供给制，而且公共食堂的初期还实行“吃饱为止”的无上限供给制，促使每个社员和家庭都可以“敞开肚皮吃饭”，产生了“囚徒困境”或“公共地悲剧”的现象，这样很快把库存粮食都给消费完或者是浪费掉了。第三，公共食堂的这种“大锅饭”报酬制度导致了多劳不能多得、少劳不能少得、
不劳不能不得的局面，不管个人投入了多少的劳动量，但最终的消费量基本相同。第四，由于参加公共食堂的个人和家庭丧失了粮食分配实际过程中的实质性自由，所以也就没有了积极性，于是劳动的投入数量和质量都大幅度下降了，产生了相互依赖的意识和行为，继而导致了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下降和对粮食的浪费性质的消费。粮食总产量从1959年开始逐年下降，1959年粮食总产量为1.7亿吨，比1958年的2亿吨减少了3000万吨，1960年又继续减产了2 650万吨，降到了14350万吨，还不及1951年粮食总产量14369万吨。[7]360这种全国性的劳动力的消极性导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下降量要大大高于因为自然灾害导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下降量。毕竟劳动力的消极性投入是全国全民性的，而自然灾害却是局部性的。伴随着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开始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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