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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包产到户始末(上)
在很多人印象中，“包产到户”起源于1978年安徽小岗村，这并不准确。其实，在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此前至少还有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时间分别是1956年、1959年和1962年。
这“三起三落”中，尤以1962年那次包产到户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在人们心中印象也最深。
1962年，请秘书田家英带领17位同志去农村实地调查，大家发现包产到户在很多地方展开，至少有“十大优越性”。但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激烈抨击“单干风”，可谓两条治国思路分歧的又一大标志，直至十年“”。 如果说我们刊发的第一篇口述史中，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讲述了1951年围绕着土改后农村是否、何时和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等高层有不同观点，最终确立了农村集体化道路。那么可以说，1962年的这次包产到户的起落，就是建国十年探索后，历经欣喜与彷徨甚至苦痛后的百姓与领导的再实践，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次思索结果是苦
涩的，但其必是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潜在的重大关节点。
这段包产到户的历史、各方面的态度及决策过程不但为年轻读者不熟悉，在中共党史和当代史中也属挖掘不多的领域。
建国六十年之际，亲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7人中央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贞治先生接受了FT中文网编辑的访问，83岁高龄的他向我们一一道来，丰富而深刻。 比如在武汉接见他们时要求此次调研“脑子里不要带着什么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如在湖南调查时，众一致强烈地要求“搞包产到户!”又如调查组结合基层干部众意见，列出包产到户“十大优越性”;还如刘少奇、、邓子恢等高层领导对包产到户的支持等等。
不过，遗憾地是，如果包产到户1962年即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那样，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的中国农村改革，势必提前17年!
往昔历历在目，如此激荡，如此警示。
简历：
罗贞治，1927年生于四川资中县，14岁入四川省资中师范学习，17岁任小学教员，1948年考入国立四川大学。1952年，参加川西新繁县农村工作队，后为该县县委会政研室主任。1952年调入四川省农业厅，1954年至1962年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交通部等单位工作，其间下放“五七干校”。1980年后任农垦部(后归入农业部)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田毅(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以下简称田)：罗老，您从1954年至1962年在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了9年，又参加了部署的1962年那次中央农村调查，对当时部分农村包产到户情况应有深入了解，能和我们谈谈这些往事吗?
罗贞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以下简称罗)：你这个话题提得很好。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率先实行的，而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回首平生我所做的事情中，最难忘的，莫过于1962年从春到秋大半年时间里，两次参加中央调查组所做的农村调查。因为这次调查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有直接的关系，并与31年前农村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在事实上连为一体。
当时调查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在因“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危害加上自然灾害，致使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遭到崩溃性的严重减产和衰落后，如何能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而调查后的主要收获就是，发现了包产到户情况不仅在部分农村存在，并有很大的优越性。 田：这次调研的背景非常重要，经历几年饥荒，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部分省的领导已经向反映“大包干”，毛比较慎重，重点在思考“脚(生产小队)去生产，腰(生产大队)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样的“小调整”问题。而你们取得这样的呼吁“大包干”的调查结果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能否先介绍下中央调查组的构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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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1962年仲春3月，我有幸被派遣参加了亲自主持部署、由他的秘书田家英具体组织和领导的一个中央调查组，赴湖南省调查研究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调查组除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外，还有从中央各有关部门临时抽调来的17人。我当时在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一处工作。我们农村工作部参加这个调查组的还有第二处处长王录、副处长裴润、王涵之和《农村工作通讯》编刊室的刘显谦，连我共5人。
田：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部门，也熟悉农民、农业和农村情况，那么，调查
是怎么开始的呢?
罗：中央调查组于3月上旬出发，途经武昌停留了十来天。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我们不明白停留下来的原因，后来猜想可能就是为了等待接见。在这期间，田家英请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稀水县委书记给我们报告了湖北省和重点县稀水农村的情况。讲的内容比较平淡，印象不深。
出京时，裴润带上一份由农村工作部一处收集整理、经部领导审批并打印分发给各处(室)参阅的文件。其内容写的就是因“五风”危害加上自然灾害，前几年全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及其恢复任务的艰巨性。到武昌后，田家英看了这份材料，十分重视，仔细对重要句、段标明用黑体字排版，全文铅印出来，分发给调查组成员人手一份，并让裴润在会上向大家做了讲述，旨在增强大家对此次调查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和责任感。我是当年年初在农村工作部收集整理材料和起草这个文件的执笔人，感触很深。
田：之后你们就在武汉见到的?
宿主细胞 罗：对。待到3月22日下午，接见了调查组的全体成员。那是东湖宾馆梅花岭公寓
的一间会议室。先到了那里，我们到达时，他迎候在门口，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满面笑容，慈祥和蔼。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国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参加了这次接见。
我们围绕着成一个半圆形徐徐坐下。按照田家英事先为他准备好的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点到谁谁就站起来，以便他注目认识，了解是哪里的人，什么学校毕业，做过哪些工作等。当看到以前在延安就认识的柴沫时，他说，“是老朋友了”。当认识到调查组中最年轻的宋士堂(当年28岁)时，他说，历史上从来都是年轻人打败年老的，三国时代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和周瑜两人的年龄都不大，两个年轻人联合起来打败了一个老曹操。我们年轻干部听了很受鼓舞。
田：可见对此次调查的重视，他对调查本身谈了什么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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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在认识了调查组每个成员后，意味深长地说，都是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好哇!知识分子成堆也不太好。似在告诫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千万不要脱离工农大众。讲到调查组下去如何做好工作，我记得最重要的他说了两点：一是脑子里不要带着什么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二是下去要同当地干部相结合，不要乱指挥，
可参加一点轻微的劳动。
最后，高兴地和我们调查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在我的一生中，当面聆听的教诲，只有这样的一次，因而是值得特别珍惜和永远怀念的。
田：你们在湖南农村调查选择的具体地点是哪里呢?
西安事变新探 罗：接见后的第二天，调查组一行便南下长沙，在那里住了两三天。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给我们介绍了全省农村的情况，并从省里派出几名干部，参加此次调查。3月底，调查组到达韶山，参观了旧居。然后，兵分三路，分别下到具有革命圣地意义的三个生产大队：一个是湘潭县韶山大队，是故居所在地;一个是宁乡县炭子冲大队，是刘少奇故居所在地;第三个是湘乡县大坪大队，是外婆家所在地。这3个大队虽然分属3个县，但相距不太远，便于工作上的联系。
desire for survival 我被分派到大坪大队的小组，组长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副组长是人民日报社的肖风，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丁伟志、孙启佑，省里来的丁培根以及湘乡县里来的几名干部。到大坪后我被指派跟随肖风到瓦子屋场生产队蹲点。肖风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很有革命经验，我和他在这次蹲点调查中可算是配合密切，合作得很愉快。
田：做调查一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上边想的和到实际中看到的时常有很大不同。你们一下基层蹲点，遇到什么没想到的事了吗?
罗：虽然嘱咐了不要带什么思想框框下去，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我们当时头脑里实际上是有些框框的，那就是由亲自主持制定、以中共中央名义于l961年6月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和于1962年2月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的若干规定。按照原来的部署，我们本来是打算从了解“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和问题入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殊不知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自有它客观存在的实际需要，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田：这个“实际需要”具体指什么呢?
罗：那就是众向我们提出的包产到户要求。我们和生产队的干部、众交谈，首先摸清该队一般的工作和生产情况。经过贯彻“六十条”，特别是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又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众的生产积极性的确是明显提高了，生产、生活情况也都有了好转。但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
当深入讨论到如何迅速恢复生产问题时，一个出乎预料的问题，立即摆上了议程。即生产队长和社员众异口同声，一致强烈地要求：“搞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是一个讳莫如深、非常敏感的问题。“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没有思想框框的只有农民众。
田：确实如此，农民众是最没思想框框的了，但当时回答这样尖锐的问题很难啊，特别是你们作为中央调查组。
罗：面对这一尖锐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棘手，不敢有什么表态和作为。是支持和赞成吗?我作为一个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已有8年多的干部，是知道其中利害的。有多少农村工作干部因为支持或提倡包产到户，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又有多少党政军干部，因为鼓吹包产到户或指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不好，在1959年秋冬之际被划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即使是与农民众有共识，又哪有天大的胆量敢支持、赞成他们搞包产到户呀!
但是反对和不赞成吗，那又有什么理由!开始我们确实是不赞成的。我们搬出了很多理由，企图说服众放弃搞包产到户的要求。如要搞好集体生产，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搞单干，那样会产生两极分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只有保持集体经营的大规模生产，
将来才能实行机械化，包产到户、手工劳动，效率太低等等。
田：农民众什么反应呢?
罗：众对我们讲的这些大道理，一概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搞社会主义，首先得吃饱饭，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说少数人发了财，多数人还受穷就是两极分化，那也比大家捆在一起都受穷那样不分化的好。搞机械化么，那是哪年哪月的事情，到哪座山唱哪个歌，现在莫去想它。他们指出集体干活“大呼隆”、统一分配吃“大锅饭”等许多弊端和实行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使我们不能不信服。想说服他们不要求搞包产到户，真是“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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