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舟山岛的宗教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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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岛位于中国东部海域。早在唐代，舟山便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四大港口之一明州港的出海口；宋、元时期，舟山与日本、韩半岛交通频乃；明代，六横双屿港"国际走私贸易市场"与印度科钦、日本长峙形成东方国际贸易鼎立三足之势；战争时期，英国殖民主义者首叩定海关。期间，许多商人、旅行家、僧侣、传教士等汇聚舟山，带来了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这些宗教和舟山本土的道教及其它民间宗教交相辉映，形成了兼容并包，多元合作，和谐互动的宗教文化特质。 一 多元性和包容性
舟山居民大多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浙、闽内陆和中原大陆迁徙而来，所以，舟山宗教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兼容了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其它民间宗教。因此，多元性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而释、儒、道、耶能同处共存，充分体现了舟山宗教文化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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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舟山原始宗教以鸟图腾和龙蛇崇拜为主（参见拙作《舟山与日本风俗比较》）。秦汉以降，大量汉人多次入海，带来了中原文化，道教就跟随入海的方士传入舟山。相传著名方士如徐福、安期生、梅子真、葛玄、葛洪、陈禅师、金信郎都曾在这里活动过，留有大批史迹。最古老的道教史迹是"安期洞"，据说是安期生采药炼丹的地方，今桃花岛即因安期生泼墨成桃花而称闻。
道教之一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曾随孙恩义军广布舟山。东晋末年，舟山发生了以五斗米道孙恩为首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巨的海上农（渔）民起义。尽管后世史家对这次起义评价各不相同，但都一致承认它是受五斗米道影响下的起义，因而它是五斗米道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舟山宗教文化影响弥广（参见拙作《韩国孝女沈清投水事象探析》）。
舟山的道观散布很广，各路尊神皆受崇拜。定海"三忠祠"原附祭在和昌弄内的关帝庙，因为主祀关帝而得名。定海道头东岳山、双桥，岱山大衢桂花、乍门有东岳宫，主祀东岳大帝；舟山境内还有龙宫、三观堂等。关于龙宫，光绪《定海厅志》辑录有多处，其中重建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展茅龙宫保存完好。三官信仰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天、地、水的自
冠菌素然崇拜。据清光绪《定海厅志·祠庙》记载，昔舟山境内有三官堂、三圣殿7处，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所在定海城关，至今保存完好，香火鼎盛。定海城东仍遗留着三官堂地名。可见三官崇拜在舟山源远流长。此外，在沈家门东港牛厂角北面有一通落款为清同治四年（1865）的"伏羲庵"石碑，庵名"伏羲"，可能与道教始祖伏羲崇拜有关。又据《普陀山志》记载，普陀山也有伏羲庵。由此可见，自古舟山信奉道教者应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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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最早的佛教古寺是定海北门外的"观音庵"，创建于东晋时期（317-420）。嗣后，"（普陀山）深麓中有萧梁（502-549）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唐咸通四年（863），日僧慧萼（一说新罗商人）在普陀山创立了不肯去观音院。吴越时期（907-978），由于江浙没有经过大的战乱从唐末平稳过渡到五代，所以舟山比较，经济较富足，海外贸易也相应的扩大。于是，弘扬天台教理、信奉观音之风大行，佛刹遍布舟山各岛。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在吴越、日本列岛、韩半岛海外交通必经地的普陀山、大衢山、金塘诸岛，先前岛上寺院如东亭寺、翠萝寺等虽经会昌法难（841-847）多有倾圮，但五代两宋间都得到了重建、扩建或迁建（参见拙作《吴越时期舟山寺院文化与海外交流》）。普陀山佛教在宋、元两代蓬勃发展，嘉定七年（1214），朝廷赐银修圆通殿，并钦定普陀山为观音道场。明万历时期，观音道场中兴，与五台山（文殊道场）、峨眉山（
普贤道场）、九华山（地藏道场）合称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康熙廿六年（1687），舟山展复，清廷赐银重建普陀山寺院。民国时期，山中有3大寺、88庵院、128茅篷，4000多僧侣。朝山进香者梯航而至，络绎不绝。
定海北门外“观音庵”
佛教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到唐朝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禅宗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佛教的世界观，把佛从遥远的彼岸拉入人的内心，心即是佛，把渐悟改为顿悟；并用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
儒家的宗法制度改造佛教戒律，制定出适用于中国禅宗的戒律。所以，禅宗盛行。舟山禅宗的兴盛与真歇有关。真歇（1091-1152），又名清了，俗姓雍，四川安昌人。11岁削发四川圣果寺。北宋宣和五年（1123）继承长芦道法席。南宋绍兴元年（1131）至普陀山，结庵南天门，题曰"海岸孤绝处"。旋任宝陀观音寺住持，易律宗为禅宗。后至国清、雪峰、育王、龙翔等7所古刹讲经，得度弟子400余人，嗣法者30余人，被尊为普陀山禅宗第一代祖师。
基督教于16世纪随着六横双屿港"国际走私贸易市场"的形成在舟山滋生，葡人品笃《远游记》谓当时的双屿港有葡萄牙人建造的教堂1所，应该是舟山最早的基督教堂。由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主要通过海路而来，所以基督教传教活动在舟山要领先于江浙内陆。到舟山传播基督教有确切记载的是德籍人郭士立和英籍人马礼逊，1840年他们随军侵占定海县城，向居民发放《圣经》，传教1年余。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法国传教士顾芳济来舟山传播天主教。二十七年，浙江首任主教法籍人石伯铎在定海紫微和城关北门建教堂，时有教徒数百人。咸丰二年（1852），教堂及祈祷所增至7所，不久，因教徒与众发生冲突，减至2所，余改为义学。清末至民国13年（1924），各岛又兴建大小教堂、祈祷所9所，教徒增至2281人，此后，仍陆续发展。舟山偏于浙东一隅，受到儒家的强烈影
响，氏族宗法是社会底层构建中最主要的要件，家族寺庙修建体现了血缘和神权的结合，舟山人既在家庙、宗祠中供奉祖先牌位，又供奉与本族关系密切的神明。同时出现了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神明与祖先牌位并列供奉在同一寺庙的现象。家庙、宗祠也是舟山岛民间管理的中心，既可以调解民事纠纷，又可以解决经济争端乃至管理教育、慈善工作。这样，舟山人普遍信奉鬼神的现象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因为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愿望能否实现，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那无关紧要。普陀展茅曾建有五都神庙，可视作是当时展茅族的家庙。又如桃花岛茅山庙供奉的茅山侯王，虽无从考证其属何方神圣，但实际上是康熙复垦后从宁波移民该地族的保护神。庙中植一通"海不扬波"碑，刻于清光绪元年十二月。碑文中明确晓谕："……该五山渔户以及舵水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受雇出洋，各由己原，应如该总董胡祖芳等所称，如船主雇工，专雇者，归给失主安葬费钱二十千文，半雇半分，本利者，减半给之，全与合伙者，例不准给。如尸骸不能收取者，外给招魂资费钱六千文。不论在家在船，或遇佣雇，急病身之与同，一时过渡出洋，失脚落水者，均照二十千之议。如失主过贫，愿与厚给者听该尸属须，各安天命，照议领给，毋得意外。如敢故违，许该董等据实禀府，以惩惩究。各宜凛尊毋违，特示。"照此，凡桃花庄范围内所发生的海损事故均按此规定办理，既解决受难家属实际困难，又限制某些人
借机惹事生非，挑起事端，有效地解决了经济争端，调解了族内船主与雇佣渔民之间双方利益。而且通过家庙、宗祠也加强了家族内部的团结和扩张，保护家族的势力范围甚至对外扩张，这样，宗教的力量不仅巩固了家族的社会地位，也强调了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舟山独特的宗教包容性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了它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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