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千
科索沃
红统一图库 彩图2018【摘 要】1875年,郭嵩焘上书同治帝,借海防言说洋务之事,其《条议海防事宜》奏折之中的"三策"和"四条"高度浓缩了他的思想理论,其中既有对洋务运动甚至对整个社会一针见血的批评,也不乏对西方社会先进之处的赞誉.郭嵩焘是洋务派的智者、维新派的先驱.
【期刊名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华北事变【年(卷),期】2016(035)009
【总页数】4页(P53-56)
【关键词】《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海防
【作 者】王大千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郑州大学分中心, 河南 郑州45000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25
战争让西方列强轰开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大门， 让同时期的开明官僚认识到了中国正在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 “大变局”。 战争中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得大清帝国的官僚们认识到“欲防海之害， 非整理水师不可”[1]133， 其时“洋人游弋海上， 厚集其势， 由一路伺隙进攻， 而中国必须处处设防， 不能互为援应， 正犯兵家备多力少之忌， 所以不胜也”[2]31。 这样的情势使得当时的大清官员们想到， 如果国家有了一支能够抵御外侮的水军将会扭转眼下的不利情形， 在海上 “出没不测， 即不遽与敌船交仗……水师果能以全力经营， 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 化门户为堂奥”[2]。 但是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 只依靠水师之力是不足以完全扭转不利局面的。 1875年， 郭嵩焘上书同治帝， 以其独到的见解通过自己的《条议海防事宜》之奏， 借海防策略表达了自己对于治理国家的主张， 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条议海防事宜》 开篇对于总理衙门所定“练兵、 制器、 造船、 用人、 理财、 持久”六条
明扬暗抑， 虽“私心叹服， 以为海防之大用具备于此”[3]339， 但实际上郭嵩焘指出：“方今国计空虚， 人民凋敝， 其势不能兴大役、 动大众； 沿海七省九千里之地， 贸易往来， 安堵无事， 亦无征召外兵屯防之理。”[3]339李鸿章是“六条”的大力支持者， 但是经历了两次战争的大清帝国积贫积弱， 面对如此情形， 李鸿章大有减西北防务之力， 补东南沿海之防务的主张。 针对这样的状况， 郭嵩焘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 “故夫筹防之宜有三：曰因地， 曰因时， 曰因人”[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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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控一处便可扼全省， 比如山东的烟台、 江苏的上海、 浙江的招宝山、 福建的厦门、 广东的香港、 澳门等， 郭嵩焘认为控制了这些地方便对全省形成了控扼之势， 然而西方列强已经对这些地区形成控制， 郭嵩焘对此颇感遗憾。 沿海各省海岸或数百里， 或数千里， 对于海防条件不一的地区， 郭嵩焘认为不能用“一切之术、 一成之式， 通贫富强弱而督使行之明矣”[3]340。 这便是他的“因地之策”。 郭嵩焘的“因时之策”是其筹防之宜中最具独到见解的策略。 首先， 他透过清政府迫于西方坚船利炮而受制的现象看出了根本性问题在于“天下之患， 在吏治不修， 纪纲废弛， 民气郁塞， 盗贼横行”[3]340，并将这样的见解以奏折上书， 这不仅需要冷静的思维和敏锐的
洞察力， 而且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 郭嵩焘认为自强运动行之必有其本， 施之必有其方。 所谓本就是正风肃纪、 任人唯贤， 所谓方就是倡导百姓经商以致富， 百姓富足国才能富强。
郭嵩焘在第三策“因人之策”中又一次强调了天津的海防战略重要性： “直隶拱卫神京， 天津一口尤为左海之门户， 形势积重， 远甚他省。 李鸿章布置水陆各营， 控制海洋， 屏蔽京师， 自非他省所能一律办理者。”[3]340在郭嵩焘看来， 天津对于拱卫京师的战略地位要比其他地区重要得多。 而且， 郭嵩焘始终热衷于建立“水军”。 第二次战争以后， 僧格林沁主持天津防务， 郭嵩焘曾作为幕僚在天津办理过海防。 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郭嵩焘赴天津之前曾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和两件附片。 其奏疏曰：薛璐种子
臣愚以为今日海防， 当筹数十年守御之计， 非务防堵一时。 又夷船水道拦入， 专从陆路抵御， 亦非全算。 窃计夷人所恃船坚炮利， 中国物力所不能及， 然一入内江， 有搁浅之虞， 有运掉不灵之势。 故御夷之法， 当筹之于内江， 不当筹之外洋。 盖外洋水深浪巨， 船大能冲击者胜； 内江水深岸束， 船小能腾掉者胜。 此所谓分敌之势， 而用我之所长以制敌者也。 应请天津添设战船四十号， 募沿海水勇一千余人， 编之军籍……而使海防有所恃。[4]83
加之郭嵩焘曾在对付太平军的建议中就提出过建立“水军”， 由此可见建立“水军”历来就是郭嵩焘所主张的观点。 除此之外， 郭嵩焘“筹于内江”的观点也是发展了魏源的海防思想中“内江防御”的观点。
除了关于天津海防战略地位的陈述， 郭嵩焘在“因人之策”中着重强调了西北塞防的策略。 关于西北塞防之策， 郭嵩焘则有其独到观点， 他主张西北以预防为主， 俄国占据伊犁数年， 收复之难不言而喻。 而且“尤须有精力强辨出使绝域之才， 以理折服俄人， 而杜其煽惑……以求轻重缓急之序”[3]341。 郭嵩焘认为俄国国力雄厚， 派能言善辩者出使俄国才是上上之策。
因地、 因时、 因人三策是《条议海防事宜》中最具代表性的三条策略， 虽然明言是为“海防”而做， 但实际上体现了郭嵩焘从宏观角度深刻剖析时局的深刻见解， 因而连郭嵩焘自己也认为：“舍此三者， 盖亦别无制胜之术， 求速之方。”[3]341
如果说“筹防三策”是凝聚郭嵩焘独到见解的三条策略的话， 那么“本源四条”则是其思想理论的升华。
所谓“本源四条”分别是“急通官商之情、 通筹公私之利、 兼顾水陆之防、 先明本末之序”四条。 郭嵩焘的“本源四条”之所以取“本源”之名， 则是因为其“急通官商之情、 通筹公私之利、 兼顾水陆之防、 先明本末之序”四条， 皆本源之计、 积渐之功。
“兼顾水陆之防”之计是最具郭嵩焘海防思想代表性的条陈。 郭嵩焘认为相比较而言， 从某种意义看， 西北、 西南的战略危机要甚于东南沿海地区。 沿海口岸虽然聚集了英法等数十个国家， 但“英、 法、 弥三国互为主盟， 其利分而其势散， 必无敢公然发难者”[3]343， 彼此有嫌隙而相互制约； 西北、 西南则与此不同， “西北则俄人已踞伊犁， 西南则英人亦渐通缅甸， 其力皆有所专注， 而西南之祸稍纾， 西北之势相持而未有所定， 则祸且日棘”[3]343。 这就说明， 侵略危机非独来自海洋， 甚至处理西北、 西南的防务要比处理东南沿海的防务更加紧急。
当时“主东南海防者则谓宜缓西北， 主西北边防者又谓宜缓东南”[3]343。 针对上述争论， 郭嵩焘认为应该兼顾水陆之防， 但要明确知道西北之敌和东南沿海之敌的真实用意。 “洋人之利在通商， 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 而其蓄谋在求日进而有功， 故每得一荒岛， 则急进而开垦之， 每得一口岸， 则急进而经营之。”[3]343由此可见， 由海上而来的洋人对于
团队管理的重要性中国的领土没有太大的野心， 他们只是想通过占领土地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 然而对于西北的俄国， 郭嵩焘则有他自己的担忧。 俄国占据伊犁日久， 且国力远非中国所能及， 俄国坐收渔利， 虽然乌鲁木齐、 喀什等地未被俄国人占领， 然而俄国人觊觎这些地方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征讨与否要视情况而定， 不能全用武力， 也要依靠外交等手段， 这与其在“因人之策”中所提及的关于选派能言善辩之士出使俄国的观点一致。
通过对上海、 宁波等东南沿海的实际情况的考察和总结， 郭嵩焘认为：“……中国与洋人交涉， 当先究知其国政、 军政之得失， 商情之利病， 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 以求积渐之功。”[3]344适时， 各口岸设立机器制造局以及派遣人员赴西洋学习， 这种举措会在此后数年间得到成效。
郭嵩焘觉得：“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 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 非但造船、 制器专意西洋新法以治海防者之宜急求也。”[3]344其“兼顾水陆之防”的陈述实际上还点明了学习西人之法的主要目的， 也足以说明郭嵩焘是一个具有深谋远虑的洋务派。
“先明本末之序”之条则体现了郭嵩焘的政教为本、 军事为末的思想。 郭嵩焘认为： “中国全盛之世， 边患相寻常若不及， 而终宴然无事。”[3]344当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强大之
时，其军事实力也必然增强， 外敌或惮于付出巨大代价而不敢轻易进攻。 相反， 等到了国势衰微、 混乱之际， 则必然会导致纪纲法度失效， 贤良之士隐伏不出， 民风日下， 边疆局势紧张， 战乱频发。 郭嵩焘始终认为军事实力的增强不是单纯通过改良武器、 训练军马就能简单达到的， 而应该从根本上即从政治体制和思想建设上增强军事力量。 郭嵩焘通过中西对比发现， 中国人不重视军事的思想根源在于自宋而有的“重文息武”， 由于这样的主流导向不仅轻视士兵， 而且“贱简”武官， 所以他希望重视国防军事的建设。 他认为只要坚持“政教为本， 军事为末， 本末兼顾”的主张， 就可以使得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百年治安， 英、 俄各国亦必百年无事， 此可以理势决者”[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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