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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两宋、大明儒教高度发达，所谓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无不浸淫于朝野。然，两宋之亡，大明之亡又有何托词？所谓“暴政”亡于内，“仁政”亡于外。所谓的“暴政”与 “仁政”不过是众多治理国家方略之一偏隅，只不过是经济、军事等国策之末端体现，只不过是某个阶段临时性、过渡性的策略，更多情况下只是后人赋予的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又何来根本二字。更何况何为暴政，何为仁政？有标准吗，有定论吗？以虚无缥缈之词而论一国之兴衰，谬以千里！ 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性，什么是绝对的仁政，什么是绝对的暴政？大秦之亡亡于秦始皇的雄心壮志与其寿命发生了错位，亡于其继任者的能力与其相去甚远；大隋之亡亡于杨广的能力和雄心壮志发生了撞击。两宋、大明之亡亡于儒教高度发达，人民极端麻木、冷漠，而当政者一面在享受儒教带来的安逸与暇意的时候，更在另一面连续不断地干着自毁长城的事情。两宋于大明都未能于仁政中永存，亦不是亡于暴政。而是亡于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画皮下的荒淫与愚民，以及所谓仁政掩盖之下的比暴政更加具备破坏力的蚕食民众精神之策略。大秦、大隋亡后，水军多有杜撰、诋毁。不实之词化作评书、演绎流传如铁证；两宋、大明之亡，后人多为托词。或归罪与人、或演绎忠烈，亦如史实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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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奋起，一扫六合。摆在秦始皇面前的应该有两个选择：一是软着陆：休养生息、安抚民众，慎动刀兵、少兴土木。逐步完善、加强郡县制，从而巩固、加强中央集权；二是硬着陆。也就是大家实际看到的，秦始皇一面继续催动着帝国的滚滚车轮奋勇向前，一面做着完善体制、修补漏洞的工作。当然从事后的角度以及一般的常态看，软着陆不失为上策。天下初定，秦国百姓适应的法律，六国的百姓应该一时难以适应。秦国百姓习惯了的事情，六国的百姓未必能够很快适应。摆在秦始皇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个崭新环境。自然需要当政者用新的思维、新的办法来解决新的问题。没有选择前者，并不意味着秦始皇没有考虑过这一方案，更不是他没有洞察到这些，而是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把控能力以及自己的伟大志向而选择了后者。当然，您也可以理解为这是秦始皇的狂妄自大、刚愎自用，甚至是穷兵黩武。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只要他活着，对于全局的把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只要敢站出来，都无异于以卵击石。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埋藏比较深的矛盾，他全部可以洞悉，并能很好地解决，他只是能做到暂时压服以期待来日化解而已。另外，硬着陆并不是说就没有可行性，是必败的方略。而是说这样做的话，对当政者的把控能力、统御能力以及魄力、威信等等要求极高。其次，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必须保持、保证这一阶段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稳定性和延续 性，这两点缺一不可。少了前者，就不存在可行性。少了后者就会功败垂成、毁于一旦。而这延续性却恰恰体现在了秦始皇的当政时间，（他能活多久，能当政多久。）以及继任者是否具备像他一样的能力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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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扶苏下放到边境与蒙恬为伍，若是简单地把这就当成下放或是流放，未免过于简单了。蒙恬何许人也，当朝第一武将，文韬武略俱备。这里一方面表现出秦始皇对于扶苏当下能力的不满，而另一方面更表达了他对于扶苏通过历练、成长的渴望。秦始皇临终前的遗诏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猜想；同样的道理，把胡亥带在身边也应是出于考察和促其成长的目的。综合起来就是说，秦始皇对这两个候选人都不满意。当然历史和大家开了个玩笑，秦始皇匆匆而去，而不论是胡亥还是扶苏其统御能力、综合能力与魄力都不及其父的十分之一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假想：扶苏当政的话，有蒙恬兄弟以及王氏家族的护佑，再加上李斯这一投机政客的才干，度过危机还是极有把握的。其后就算是不能有什么丰功伟业的建树，但维持原状、平稳过渡应该不难做到。
然而，不论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都与所谓的仁政没有太大的关系。所谓的仁政只是大方略下的一个分支而已，在更多时候，它其它其它思路及政策的反映与体现。当政要做的是调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倒频和、调解、调节矛盾，解决矛盾，而不是要在对于错、黑与白、仁政与暴政之间做选择。仁政与暴政只是矛盾一个方面而已，属于分支系统，并非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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