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孙强
这是一所已经解体消逝了66年的大学，但她始终存于很多人的心中——一部分人是曾在这所大学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日子，如今垂垂老矣，却念念不忘；另一部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所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起来，因抗战被迫迁至“西南”的大学，空前绝后。在持续8年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这里传承中华文化，在泥墙陋室里保持知识明灯不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邀请了众多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在庐山开会。
事变的消息传开，几位校长都接到了学校发来的加急电报，要求他们迅速回校应变。平津告急，学校危在旦夕。
10天后，梅贻琦致电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当年年底，南京陷落。临时大学被迫再迁云南。但是有600多学生退学参战或转学、回家乡，还有820名学生表示愿意前往昆明。第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1946年7月。 南迁
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
当时的中国，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并不是特有现象。随着战火逐步蔓延到华北各地，北方和长江下游的一所所大学纷纷迁往内陆。到1941年初，战前的114所大专院校中，已有77所迁移。
二元二次方程的解法
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分为3路，于1938年2月起程，一路到广州，经香港乘船到越南，再到昆明；一路到广西，再经越南到昆明；还有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历时68天、行程1663.6公里，横跨3省到昆明，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能加入旅行团徒步到昆明的学生是经过挑选的，最终有244名体格健壮的男生被选中，11位教师参加了步行，其中有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育学系教授黄钰生、生物学系教授李继侗和化学系教授曾昭抡。 即便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的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这一路也充满了艰险：师生们在湘西遇到土匪，在贵州穿过公开售卖的集市，夜晚要么是露宿，要么睡在曾经吊死过女人的屋子里……
但一路走来又是有趣的。学生们在教授指导下，社会学系的调查农村状况，经济学系的采集当地生产生活资料。黄钰生听见老乡唱山歌就很兴奋，两个多月行程结束，他采集到2000多首民歌。而昆虫学家毛应斗一边走，一边用网子抓蝴蝶做标本。吴征镒则是采集树叶——他是植物学家。
曾昭抡教授从不抄近路，宁愿绕行著名的二十四盘。联大教师、后来著名的植物学家吴征镒在《长征日记》中记载，曾先生走路一丝不苟，“每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折，因此大约是全团走路最多的。”而每当步行结束，不管走得多累，曾昭抡都会写段日记。
最独特的是学生查良铮，他带着一本英汉字典出发，每天记几页单词，然后就撕去那几页，到昆明时，字典已化为乌有，单词都装进脑子里了。
走累了，闻一多会用英语唱一曲风行一时的美国歌《胡安妮塔》和《桑塔·露西亚》。有的学生则热衷于打桥牌。他们匆匆赶完别人要花两倍时间才能走完的路程，然后一处地方打牌，等别人追上来都走远了，就赶紧撵上去，再跑到前面去打牌……
终于走进昆明的金马碧鸡坊时，当地人看到的是一年轻的小伙子，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
跑警报
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在昆明的日子并不太平。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后来在一篇名为《疏散》的文章中说，跑警报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
战火的不断蔓延，使得警报几乎天天有。年轻的费教授就把翻译《人文类型》当做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
大家慢慢摸索出早上十点多最有可能来警报，费孝通想，一跑就得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两点才能回来，于是一吃过早饭，他就让“太太煮饭，警报来时，饭也快熟了，闷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了。”
一路上遇到跑警报的，多是联大的熟人，跑警报于是就成了朋友们聚谈的机会。“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的，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是别外的可爱，风也温暖。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
1940年9月的一天，日军轰炸联大，费孝通踏着砖堆到屋子，“整整齐齐一个院子，现在成了一座破庙，全都压在一寸多厚的灰尘下。我房里的窗，玻璃全碎了，刷去桌上的灰，一叠稿子还好好的，所损失的只是一个热水瓶。”
“到厨房里端出一锅饭菜，饭上也有一层灰，把灰夹走，还是雪白的一锅饭，我们就在院子里坐下来，吃了这顿饭。”
联大的师生们都经历了战火洗礼。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早年在清华读书时因为踢足球意外失去一条腿的潘光旦教授，拄着拐杖跑警报，一边跑一边自嘲说，看，我跑警报不比你们慢吧。
那些远去的大师
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人在某种条件下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8月下旬，昆明。记者探访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内的西南联大旧址，如今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收藏有大量文献实物的纪念馆记载，联大当时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最多时拥有近3000名学生，是战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
不只是学生众多——更多的是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冯友兰说，我们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命运，被异族驱逐到南方，但我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哲人、学者，济济一堂。
这是联大教授的学术丰产期。还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汤用彤就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的《问道》也问世了，冯友兰著名的“新六书”之一《新理学》也杀青。
而有名的也不仅是教授们——联大的通才教育将课程设置口径放宽，让学生自由选择。文法学院学生必须选修自然科学，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数理化概论，每课都由两三位教授同时开课。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各自讲授《楚辞》，学生旁听，激发独立思考。
陈寅恪有次讲隋唐史，第一堂课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联大教授很少有人年复一年照本宣科，以开创闻名。
于是，学生们像追星似的去听优生学家潘光旦的社会学讲座，红学大家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的专题，钱穆的中国通史即便是在早晨六点到七点开课，仍然很受欢迎。其实，选修钱穆中国通史的不过数十人，旁听者多达数百人，站着听课是常事。
想想都使人兴奋：闻一多讲《诗经》，许维遹讲《左传》，刘文典讲《庄子》，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商学系教授陈岱孙后来评价说，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人在某种条件下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自由的学风并不意味着散漫。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1996年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1937年至1946年，共有8000名学生通过了联大的入学考试，最终联大学籍毕业的本科生近2500名、专科生约200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生1280名、研究生74名——总计毕业约4000名，既是当时中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又可见其严格。
被迫的最佳选择
因为有了联大，使得战争未能打破文化传统，教育得以延续，使学生能够在虽然艰苦但精神仍存的环境里从事学业。
1994年《读书》第12期刊载了学者谢泳的《西南联大的启示》。较之于此前有些文章只
限于对联大历史的追忆，谢泳认为，联大的成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应将其视为知识分子体合作的典范。
从历史表象上看，三校南迁，设立西南联大，有一定的偶然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随着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三校南迁对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来说，也是唯一的最佳选择。
因为有了联大，使得战争未能打破文化传统，教育得以延续，使学生能够在虽然艰苦但精神仍存的环境里从事学业。这种联合确是被迫的选择，但也体现了某种优势。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于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北返，至当年7月31日宣告结束。为感谢云南人民的支持，联大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1946年5月，梅贻琦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最后一句感慨道“本校之存在……与抗战相始终，而实将与国同休，永垂无极也。”
（本文写作参考《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联
大教授》、《联大八年》、《中国的大学》等书）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但是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梅贻琦先生的这句话阐释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西南联大，可谓大师云集。
在当年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大师们坚持学术研究。1943年3月，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访问联大后称赞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边远地区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
8月下旬，记者在云南西南联大纪念馆采访时，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整理出当年西南联大教师部分科研论著。
有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使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在那个时候，他就是知名教授了！而有些教授的姓名，又让人很是陌生。从标题看，他们的研究论著也似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太远，但只要想一想，在那样困难的战时环境中，这些教授延续着研究型大学的传统，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这些研究就显得格外难得，透着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
教员 | 院系 | 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论著 |
闻一多 | 中文系教授 | 《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唐诗杂论》、《中国文学史稿》 |
朱自清 | 中文系教授 | 《诗言志辨》、《新诗杂话》、《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国文教学》 |
刘文典 | 中文系教授 | shendanjie《庄子补正》 |
福州雾霾王力 | 中文系教授 | “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现代语法摘要》，《中国语文概论》、《汉字改革》 |
罗常培 | 中文系主任、教授 | 《临川音乐》、《北京俗曲百种摘韵》、《中国人与中国文》 |
唐兰 | 中文系教授 | 《天壤阁甲骨文存》、《小学杂记》、《释“井”》、《郑庠的古韵学说》 |
罗庸 | 中文系代主任、教授 | 《读杜举偶》、《感与思》、《诗人》 |
游国恩 | 中文系教授 | 《中国文学史》 |
许维遹 | 中文系教授 | 《管子集释》、《韩诗外传集释》、《国语校诗》、《尚书义征》 |
浦江清 | 盲文图书中文系教授 | 《花蕊夫人官词考证》 |
张清常深圳市水务局 | 中文系教授 | 《中国上古音乐史论》、《字与词》、《中国声韵学里面的宫商角徵羽》 |
余冠英 | 师范学院教授 | 《谈新乐府》、《七言诗起源新论》 |
吴达元 | 外文系教授 | 《法国文学史》，翻译剧本《费加罗的婚礼》、《塞维勒的理发师》 |
吴宓 | 外文系教授 | 英文《世界文学史大纲》 |
杨业治 | 外文系教授 | 德译《陶渊明诗》、英文《欧洲中古文学史稿》 |
吴晗 | 历史学系教授 | 《明太祖》、《投下考》、《记明实录》、《大明帝国与明教》 |
陈寅恪 | 历史学系教授、中文系教授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
雷海宗 | 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 《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与林同济合著） |
钱穆 | 历史学系教授 | 《国史大纲》任丘四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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