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金老2000
金融自由化一方面促进了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另方面金融自由化又加剧了金融脆弱性，而金融脆弱引发危机促使经济衰退。这是金融自由化的二重性。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大于风险，所以应当赞同自由化。而且，在实践上，由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压力，金融自由化又是一个不得不走的过程。因此，必须推进金融自由化。而最优的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安排，将减低其脆弱的一面，增大其收益的一面，所以金融自由化又要讲究方式。这一切同样适用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化实践。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在学说史上，对于金融的认识基本上沿着两条线索：一是从货币的角度，最先是讨论货币重不重要，后来演变为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二是从大金融的角度，早期是讨论信用和银行的作用，后来推而广之，将其包容一切金融问题，研究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是否重要。现在所讨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的就是后一种思路。 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金融己彻底告别了被“忽视”的状态，而被普遍接受为促进经济 增长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金融体系的功能体现出来的。金融体系的最基本功能就在于便利资源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跨越时空的配置。这条基本功能可具体化为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监督经理人和控制公司、动员储蓄和便利商品及劳务的交换等5个方面。金融体系正是通过这5大功能，借助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影响经济增长。
与理论上的演绎相对应，70年代以后的大量跨国横截面一时序分析和国别时序分析也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显示，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中，金融——增长关系是第一性的。
需要说明的是，金融发展并不等于金融增长。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金融发展不单指金融数量上的扩张，更主要的是指金融效率的提高，体现为金融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贡献作用。因此，金融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发展。金融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很可能是泡沫经济的结果。以往对金融增长与金融发展不加区别，使得人们对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如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金融过度深化。其实，东南亚的例证实际上只是一种金融增长，而非金融发展。
二、金融脆弱与经济波动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很早就已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理论界也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定义。金融脆弱性的基本内涵是强调脆弱是金融业的本性——由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这是狭义上的金融脆弱性，有时称之为“金融内在脆弱性”。广义上的金融脆弱性，则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通常所说的金融机构负债过多，安全性降低，承受不起市场波动的冲击，就是广义金融脆弱性的表现。
对金融脆弱性的研究，以研究对象分，基本可分为传统信贷市场的脆弱性和金融市场上的脆弱性。明斯基和克瑞格研究的是信贷市场上的脆弱性，所不同的是前者从企业角度研究，后者则从银行角度研究。明斯基认为在经济繁荣期，投机性企业和庞氏企业增多，进行高负债经营，而一旦经济周期转入衰退，就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银行的贷款也就成了坏帐，金融变得脆弱了。克瑞格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法——借款人的信用记录和其他银行的行为——来估价借款人安全边界，结果在经济周期逆转时，大面积的坏帐就产生了。较之明斯基，克瑞格降低了经济周期的作用，因为信贷评估方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却是可以改进的。信息经济学将信息不对称概括为金融脆弱性之源，适用于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但其分析思路还是着重于金融机构信贷的角度。在他们看来，储户的信心以及金融
机构资产选择过程中的内在问题也会使得金融风险不断产生和积累，最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金融市场上的脆弱性主要来自于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及波动性的联动效应。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恰当波动或过度波动历来是金融体系风险积累的重要来源。市场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导致的过度投机、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以及交易和市场结构的某些技术性特征决定了股市的过度波动性。汇率的过度波动性，指的是市场汇率的波动幅度超出了真实经济因素所能够解释的范围，在浮动汇率制下源自价格超调，在固定汇率制下源自货币当局承受不住市场压力而弃守固定汇率制承诺。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金融市场上主要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不是独立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关联度。在现代信息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性对时空的跨越更便捷了。
归结起来，经济周期对金融脆弱性的促成作用已经淡化。即使经济周期没有逆转，金融脆弱性也会在外力（如国际投机资本）或内在偶然事件（如某一特大企业倒闭）的影响下生成，并激化成金融危机。特别是在金融市场膨胀发展之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愈益脱节的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有一种自增强的趋势。
金融脆弱累积的自然结果，是发生金融危机。自从有了金融以来，金融危机就一再发生
着。7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危机更是普遍发生，自1980年到1996年，共有133个IMF成员国发生过银行部门的严重问题或危机，其频度和绝对规模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金融危机的代价是高昂的。不仅使金融机构陷入破产的境地，加重财政负担，还降低货币政策效率，促成债务紧缩。最终结果是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
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
对金融自由化会引发金融脆弱性的普遍忧虑，起始于1985年Carlos Diaz－Alejandro的著名论文“送走了金融压制，迎来了金融危机”（Goodbye financial repression，Hello financial crash）。金融自由化以后，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获得了更多的行动自由，由于“有限责任”的形式和其它或明或暗的担保，银行家的风险取向可能会超过社会所需的程度，大量冒险的结果，导致了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扩大，促使金融危机更经常地发生。
仅仅从逻辑上来推导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的关联是不够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还引入各种数学模型来检验这种关联是否存在以及紧密程度。大量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金融脆弱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衰退、失误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由国际收支危机而来的波动性。（2）即使这些因素得到控制，金融自由化虚拟变量与金融危机概率之间仍存在显著正相关。也即金融自由化会单独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负面影
响，而且影响程度还不小。
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方面都有引发金融脆弱性的可能。利率自由化从两个方面加重了金融脆弱性：一是利率自由化后，利率水平急剧升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投资规模缩减、投资效率降低、银行利润基础遭侵蚀；二是利率自由化后，利率水平的变动不居，增加了全社会的利率风险，而长期在管制状态环境生存的金融机构和一般经济主体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变化。
银行业与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实业之间的交叉，既提高了管理者冒险的实力，又会使得脆弱性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传递加快。传统上，证券业、房地产业被认为是两个高风险领域，的确，很多银行就栽倒在这两个领域。与合业经营有关的是，当今的国际金融并购潮愈演愈烈，虽然从微观上有可能为部分金融机构带来协同效应，但在宏观上超级金融并购加剧了风险已是无疑。
金融创新一方面以其复杂形式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另一方面由其导致的融资格局变迁也使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加大。特别是金融生产品创新，集中了分散在社会经济中的各种风险，并在固定的场所加以释放和转移，同时由于衍生工具交易常具有以小搏大的较高的杠杆比率，也使其具有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在宏观上，金融创新使货币需求的利率
弹性下降，还使货币的定义与计量变得十分困难与复杂化，部分货币政策工具也因金融创新而失灵，以及金融创新导致的金融同质化也会削弱了中央银行货币控制的能力，这一切都会导致货币政策效率降低，引发宏观金融不稳定性。
金融机构准入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放宽本国金融机构开业的限制；二是对外开放，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准入。两个方面的结果，都是银行竞争的加剧，降低了银行特许权价值，由此扭曲了对银行管理风险的激励，进而银行脆弱性加大。
对于资本流动扩张性的一面很早就有系统的阐述。所不同的是，90年代以来资本流动的新发展——私人资本的统治地位与机构投资者的崛起，将资本流动的收益与风险都推向了极至。以前“无政府”状态的游资正被机构投资者“组织”起来，从而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威力——经济泡沫化、汇率无规则波动、货币政策失灵以及传播扩散效应都与游资有关。
需要强调的是，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冲击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并不是均匀分配的，由于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不同，由于金融调控经验有着巨大的差距，由于对金融动荡的熟悉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存在差别，资本自由流动的不利后果在发展中国家可能表现得更为充分，影响也可能更大。在发达的金融体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手段，如负债管理、证券化等，来“中和”脆弱性的冲击，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则就不那么容易“中和”这
种冲击了。
理论上很早就将货币危机与资本自由流动联系在一起。在迄今所发展的两代货币危机模型中，每一种模型都离不开资本流动。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主要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资本流动方向的突然改变。
四、金融自由化风险对收益的综合分析
金融自由化要以金融脆弱性为代价，引出了要不要金融自由化的争论。政策制定者是否放弃金融自由化，取决于金融脆弱性的代价是否超过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利益。
金融自由化的对立面是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促使金融处于压制状态。尽管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金融压制的成本还是可以间接地大致反映金融自由化的预期收益。金融压制的成本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管制政策一般性的负面影响，常常假定管制政策得到了严格而公正的执行；二是金融管制政策对其预期目标的偏离。对于一般性的负面影响——损害经济增长，早已为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明。金融管制的实践则证实了管制政策的期望预期收益是难以实现的。
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好处在于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一个不受管制的金融体系将会把储蓄资金引向收益最高的投资部门。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金融信息更具有公开性，能够更好
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形成更为有效的价格信号体系。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竞争将减少金融机构的冗员，使金融中介的营运成本降低，从而使整个社会得益。自由化了的资本市场将产生金融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公司和家庭可以持有较多分散于世界范围内的资产组合，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消除金融资产的系统风险。
对金融自由化效应的计量验证主要围绕着四个方面展开，即储蓄效应、投资效率效应、金融深化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储效应，跨国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很不一致。“那些期望发现利率敏感性的研究者发现了，那些期望没有影响的研究者没有发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利率的储蓄效应将呈倒U状，即过低和过高的利率都会抑制储蓄。当利率自由化将利率从深度压制状态中释放出来时，利率自由化的储蓄效应还是明显存在的。利率自由化的投资效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规模效应，二是效率效应。分析起来，利率自由化的规模效应是不明显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利率的投资规模效应也呈倒U状，即过低和过高的利率都会抑制投资。利率自由化对投资效率的改进作用则是十分显著的。对于金融自由化的金融深化效应的计量研究也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对此在80年代即已没有什么异议。金融自由化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上述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及金日本为什么要发起南京大屠杀
多功能写字台融深化效应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实证研究也相当一致地得出了金融自由化对于经济增长的确具有正效应的结论。
在分析了金融自由化的收益之后，不妨再从理论上对反自由化论者的实质作出剖析。早期，反金融自由化者以新结构主义为主，最近则以Stiglitz主张的金融约束理论影响最大。新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自由化会使资金由非正规信贷市场转向正规信贷市场，而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效率更高，这样金融自由化就降低了全社会的资金效率。但新结构主义所认同的非正规信贷市场的“更有效率”正是建立在其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基础之上。所以，新结构主义是在赞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又反对金融自由化。而且，即便如新结构主义者后来更正的，金融自由化在转换期内有损于社会资金的效率，这也是必然付出的代价，不然，总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控制在正规信贷市场，而按照结构主义者的说法，正规信贷市场是低效的，从而也就表明金融不自由化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资金中介效率。可见，新结构主义者反对金融自由化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发展中国家要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是应该从自由化正规金融体系着手，即降低准备率和尽最大可能弱化利率限制。而不是鼓励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发展。
金融约束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政府干预金融的作用，认为“温和的金融压制”是必要的——
通过温和的压制，提高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为银行部门创造租金，其效果要优于金融自由化。金融约束理论提出之后，得到相当部分人士的赞同。然而其政策主张却是不现实的。首先，金融约束论者所称道的低利率和信贷配给的政策优势很难实现，而且还有负作用。其次，金融约束的“度”很难把握，取决于政府的公正和能力。金融约束论者笔下的政府都是模范政府：纪律严明的、知识渊博的、有远见卓识的、公正的。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市场失败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干预会成功”。同时，金融约束论者的“政府的适当干预”这一提法很模糊，即便是赞同金融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政府适当干预是必要的。其三，金融约束论过分强调银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估计过低。最后，东亚经济成长不是金融约束的适例。
“两者（金融自由化与反对派）的区别并不是要不要金融自由化，而是如何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两大反对派——新结构主义和金融约束论在本质上都是赞同金融自由化的，只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时机和速度有不同的看法而已。
金融自由化既有风险，又有收益。要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还需要同时考虑两种结果。实行金融自由化最坏的一种结果是，发生了金融危机。而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可见金融自由化的净效应为正。而且，实践
还证明，金融自由化的主要风险——货币控制失控和不良资产增多——还需要重新审视，前者因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为货币控制提供了更加灵活有效的工具使得货币失控只是暂时的，后者则有金融自由化将金融压制时代形成的大规模坏帐暴露出来的因素。这进一步支持了金融自由化的正效应结论。因此，赞同金融自由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弹道修研
五、不得不的金融自由化：历史与现实的启示薛璐种子
辟谣百科 历史上，自由金融与管制金融是交替发展的，往往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加强管制，经济增长恢复后就有放松管制的倾向。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金融时代，到早期的金融管理、20年代的稍稍放松，再到30－70年代的制度化强化管制时期，遵循的都是这一规律。
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先后展开了以金融深化或金融发展为旗帜的金融体制改革，发达国家则相继开始放松金融管制，一场金融自由化运动由此在全球展开。20年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彻底动摇了旧有的金融管制体系。今天，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力量都已占据主导地位。
在自由化推进的同时，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金融危机。然而，尽管危机不断，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却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在1997年由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大动荡中，虽然国际上呼吁重新管制的声浪很高，各国政策上也出台了一些零星的应急性管制措施，然
而从整体上看，却是金融自由化加速的趋势。亚洲国家进一步开放了金融市场，马来西亚在实行重新实行外汇管制3个月后又逐渐取消管制，拉美的主要国家在积极探讨干脆彻底地放弃自己的货币而改用美元，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平稳运行，执全球金融发展牛耳的美国更一举通过了企图全面实施金融自由化的《金融现代化法案》。一度颇受责难的IMF又在称危机国家中凡执行其自由化改革政策的国家经济都比不热心自由化改革的国家经济恢复得快。
金融自由化“逆”风而行，说明它主要不是出自各国政府的意愿。推动金融自由化深藏于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内在机制——经济金融全球化——之中。战后生产发展、贸易扩大和技术进步推动了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随着各国经济金融联系的增多，一种冲破各种制度障碍的动力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需要经济自由化为其实现全球统一市场扫清道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所在，就是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的无阻碍的自由市场，实行自由交易和自由竞争。
经济一体化是以金融全球化为核心的。金融全球化，即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过程。金融全球化的扩展，必须要扫清各国金融制度上的管制。只有各国金融活动的逐步自由化以及阻碍资金跨国流动的藩篱被不断拆除，使得本来各自独立运
行的各国国内金融，日益融合在全球金融的大潮之中，金融全球化才能有所进展。金融自由化后，“游戏规则”趋于统一，“国际金融”和“国内金融”的界限模糊了，金融也就实现全球化了。
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国际金融竞争变得异常激烈。由于竞争，你不开放，别人会开放，资金、就业机会就转移到别人那儿去了，这一点迫使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反映资本利益的国际组织（如IMF、OECD和WTO）和区域性组织（如EU）也在不断强化其所管辖内容的自由化政策倾向，向成员国施加压力，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在事情的另一面，市场力量的强大，尤其是金融创新所产生的花样翻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体系的面貌，使得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效力递减，各国普遍陷于管不住的无奈之中。
这样，各国政府一方面面临经济金融全球化要求市场自由交易的压力，另方面在金融创新的冲击下又处于“管不住”的无奈之中。这样，严格的金融管制已不再有什么“效益”可言，继续推进自由化就成为必然之举。
这就是麦金农所说的——尽管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并不容易做到而且充满着潜在的陷阱。然而，就成功的经济发展而言，这又是不得不玩的一个游戏。可见，对于今天的市场化国家
来说，金融自由化己是一个“不得不”的过程。
六、金融自由化的最优安排
金融自由化既会引发脆弱性，又是必然趋势。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最理性的安排就是如何恰当地推进金融自由化，使其收益最大风险最小。这就是金融自由化的最优安排问题。
金融自由化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推行的，条件不完备时仓促推行金融自由化，只会带来金融秩序的混乱，加剧金融脆弱性。一般而言，在自由化之前，这些准备工作——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企业制度的初步确立、金融脆弱性的及时消除、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和金融监管框架的基本形成——是必须的，或者至少已在行动之中。当然，这5个方面的重要性并不是等同的，也不是说一国必须具备所有条件才能进行金融自由化。实践的情况往往是“边干边学”。而且各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的，个别方面在某些国家本身就是自由化的一部分。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最重要是财政状况不要过分虚弱。同时，宏观经济的基础——企业机制必须完善，很多国家都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作为重中之重。
金融中介机构改革对于金融自由化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早期金融自由化战略最大的失误
就是只重利率改革而忽视了这一点。金融企业制度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独立性，而这又决定于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二是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制度。
在金融压制环境中，银行业往往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一旦进行自由化改革，这些不良资产很快就会暴露。对于已形成的不良资产，需要在自由化之前予以消除。不良资产的存在，使银行无法按照市场的原则来经营。而且银行继续背着自由化之前累积的不良贷款，需要中央银行的信贷支持。这样，私有银行的信贷也就受到政府的约束。不良资产包袱还会将适应市场经济的“保持距离型融资制度”扭曲为“关系型融资制度”。
制度质量也直接影响金融自由化的成效。如果一个国家中支持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制度尚未完善，金融自由化对银行部门脆弱性的负面影响更强。衡量制度质量的主要指标有5个，即遵纪守法程度、官僚主义障碍程度、合同履行的质量、行政效率程度以及腐败程度。
对于金融自由化的速度，现在几乎已成定论，即应该采取渐进式金融自由化。主张走渐进式道路的最基本的理由在于，尽管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措施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政府的法令加以改写，但适合于金融自由化运行的制度环境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过，在各国成功的或失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中，都既有快速自由化的国家，也有渐进自由化的国家。大体上，工业化国家采取快速式基本上都获得了成功，采取渐进式则制约了金融发展（如日
本）。发展中国家中，采取快速自由化的多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反复，如韩国1965－71年，采取渐进式的初期都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最终的效果并不唯一。因此，尽管“渐进式”已成为我们的观念，但它并非就是恰当的。更重要的是，“渐进”的“度”并不好把握，也难以区别。以往的例子似乎是将一、二十年的转变（当时主要是指利率自由化）定义为“渐进”，而五、六年以内的定义为激进。而今天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压力，可能不再容许发展中国家那么从容地进行改革。可以想见，未来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尽管还标榜“渐进式的”，但其实际速度将大大加快。当然，在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每一步都应比较自由化的收益及风险，还是很必要的。
关于金融自由化的顺序方面，目前已达成了共识：先国内实际部门自由化再国内金融部门自由化，先国内金融部门自由化后外部金融部门自由化。如果国内金融部门超前自由化，资金在扭曲的价格体系指引下，会产生错误的配置。倘若外部金融部门超前自由化，在国内利率仍然由于管制而低于国际水平时，就会产生大规模的资金外逃；同时国内银行业因受各种管制措施的制约，也难于与国际银行业相竞争。至于更详细的顺序，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压制内容以及经济发展的优先领域、调控能力。
主张金融自由化并不否认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恰恰是保证金融自由化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完全、外部效应等问题以及部分准备金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并立的存在，是需要金融监管一般理由。在金融自由化的环境下，金融机构自主权增大，市场波动性显著，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增多了，监管就更显必要。
但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金融监管，并非再管制，而是一种审慎的金融监管。与金融管制不同，审慎的金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金融机构自主权的基础之上，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竞争为目的，其措施符合市场运行规则。依信息经济学的观点，金融监管作用在于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作制定若干详细的规定，鼓励或强迫金融机构及时、准确、全面、公开地向公众披露信息，并对那些未能按规定披露信息的金融机构予以惩罚。而金融管制则常常以划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具体活动范围、种类和条件为能事；在发展中国家，金融管制使得金融机构的大部分具体决定直接由政府机构作出，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得隐性税收和使金融按政府的意图行事。
审慎金融监管的要义在于披露信息，增加透明度，这只是指出了金融自由化下金融监管的精髓。具体一点，金融自由化下的金融监管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被监管者利益之间的关系。单纯的监管当局监管显然不能应付金融自由化后复杂的金融服务，这就
需要在市场利益共同体中贯彻自我负责原则。还有，监管手段的间接化和法制化也很必须。最后，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必然是金融服务领域和金融服务品种的扩展，这使得各种形式的监管合作成为必然。未来的金融监管，在范围上将覆盖所有的金融领域，在深度上将深入到金融活动的各个环节。实践中，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自由化已进行20余年，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在经历了初期的无所适从之后，对金融自由化之下的金融监管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探索，在敦促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提升对问题金融机构的识别技术和救助方法、加强国际金融交易管理以及引入衍生业务的监管制度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七、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中国的实践
1978年以后，中国也进行了类同于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尽管这个改革一开始目标并不明确，但其主调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是市场化的。
20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化先后经过了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1979－1984年）、迈向竞争和专业银行企业化（1985－1988年）、整顿和权力的重新集中（1989－1991年）以及市场化目标的确立和国有银行商业化（1992－2000年）等四个阶段。 20年的金融改革，出现了两个高潮：1987－1988年和1994－1995年，中国今天的市场金融体制框架主委就是在这几年建立的。遗憾的是，前者因1988年的通货膨胀及随后的国内外形势变化而打断，
后者则因东南亚金融危机而放慢了步伐。金融改革之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而且以后的改革往往也是迫于经济现实的压力。这些导致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时出现计划经济回潮，但其主调是市场化的。
20年的市场化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金融模式已被彻底打破，市场金融模式初步确立。人们关心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到底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对既有改革的评价，更重要的是给下一步的改革提供警示意义和确定起点。鉴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市场化程度评估指标的选择就不能套用西方国家或一般发展中国家。这里选择了利率市场化程度、信贷自主权维护程度、机构准入自由程度、商业性金融机构产权多元化程度、业务范围自由度、资本自由流动程度、社会融资的市场化程度和金融调控间接化程度等8个指标来衡量中国金融的市场化程度。结果，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只有45％，仍然处于较低层次。而中国整体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多数计算结果都在70％以上。如此看来，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确实滞后了。20年改革的结果带来金融业的大发展，主要体现在量的扩张，真正有效的金融关系还未建立，金融机构与金融制度安排尚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下一步的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2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金融市场化
改革，推动了中国金融发展。这里，同样依据中国的国情，选取了FIR、货币化程度、金融机构数量与多样化程度、金融工具结构、信贷非政府化比率以及存款货币银行对中央银行资金依赖比率等六个指标来说明中国20年来的金融发展。指标对比结果，证实了中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显著提高。同时，金融发展也从动员储蓄、促进资本形成。创造金融产值和提供就业机会、稳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与各国一样，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中国金融业的脆弱性也增加了。今天的中国金融脆弱性正日益显化。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居高不下、国有金融机构利润连年下滑、证券市场上的保证金被大量挪用以及资本外逃，都是中国金融脆弱性的表现。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是不能证明中国金融业的脆弱问题不严重的。而且，由于特定的体制，中国金融业将来在整体上保持稳定虽不成问题，开局部范围内的不稳定性是难以避免的。这个“局部”是指某一金融行业、某一地区、某一两家金融机构或其分支机构。
重要的是，中国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市场化之间关联度如何。改革之前，中国金融业的脆弱性是不明显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金融业的脆弱性增加了。然而，我国金融脆弱的直接原因并不是金融市场化，而更多地来自于各种违规违法操作。在1978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集金融管理权与金融业务权于一身，而且独家垄断全部金融业务，应该说为各种
各样的金融腐败大开之门。实践中之所以没有发生多少腐败行为，主要是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发挥了作用。假若今天的社会环境中，还维持这种中国人民银行独家垄断体制，照样会发生比现在多得多的金融腐败。
违规违法操作只是表象，正如中国官方所认为的金融领域的脆弱性问题，是多年积聚起来的，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金融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企业结构中的国有经济拖累、金融监管行为的扭曲、难以规避的政府干预以及信用观念与法制精神的缺失等5个方面，应是中国金融脆弱之源。
八、中国金融市场化的主要方面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金融市场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在我国，要不要金融市场化是没有争论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金融市场化，同所有国家一样，既能促进金融发展又不增加金融脆弱性的金融市场化战略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至于金融市场化的速度与顺序，受整体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模式的影响，也会与主流意见相一致，即金融市场化之前需有一定的准备、金融市场化的速度要谨慎渐进、金融市场化的顺序是先内后外以及金融市场化过程中不能放弃金融监管。这些也都是没有争论的，并且己作为金融改革规划写入正式的官方文件之中。所以，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大思路、大战略
、大方向和大目标都是明确的，当前最紧要的是如何实现每一项市场化目标。
消除巨额滞存的不良债权是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前提，这一既有脆弱性不解决，一切金融市场化政策都将无法有效实施。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又是企业资金供给的最主要渠道，优先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已成为必然。在中国现有的约束条件下，AMC是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各种方案中较优的一种。由于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规范，我国AMC的表现可能与国际上存在较大的差距。AMC以及后来被突出出来的债转股，其成功的关键是要借此促进银企机制转换，而稀释债务重组企业的产权和管理权将是促进机制转换的必由之路。
金融产权多元化是中国金融市场化的核心，产权不改革，一切金融市场化措施都会被扭曲。国有银行股份化，从内部看是银行成为企业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只有如此方能解决资本金长期不足的矛盾——因为在现代货币经济条件下，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大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果维持国有独资，资本金不足将永远无法解决。从外部看，也能够分散金融风险，减轻政府压力，还能稳定股市，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相当部分不良资产的剥离、政府对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的肯定，也使国有银行初步具备了股改的基本条件。从方式上来说，以某一国有银行的若干家省分行为基础，成立控股公司，进行股份制
改造并上市可能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radeon x550 至于广受青睐的发展非国有银行思路，虽很有意义，却并无可行性。金融服务的同质性、很容易被模仿的特点，决定了非国有银行不能象非国有企业那样政府愿意放就能发展起来的。对现有的新兴商业银行先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再通过市场来并购，可能是迅速壮大民营银行的唯一路径。
在改革产权制度的同时，国有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也必须根本改革。人力资源改革，并不就是让更多的人下岗。那样做，一是理论上讲不通，二是实践上不可行，三是宏观上不接受。保证国有内部管理人员的提升具有透明性、加快分配货币化进程、尽可能将利润细化到每一个工作单元以及加强市场技能知识培训等四个方面，是既能发挥关键作用，又是目前能做到的措施。
50年来，我国走过了一个从简单的合业经营－较严格的银行专业经营-全面的合业经营－粗线条的分业经营之路，合业经营占住了主导地位。之所以长期维持一种合业经营局势，根子出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上。就现阶段而言，由于“风险决定收益”的市场调节机制在中国还不能发生根本作用，只能实行有限的合业制度。
利率市场化多年来的呼声最高，在以前却并非是最主要的。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大，
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和股份制银行的兴起以及国有银行及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之后，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变得非常迫切。现阶段推行利率市场化，我国存贷款利率水平会显著升高，但不会高得离谱。而且，从整体来看，利率升高之后，不仅不会缩减投资规模，还会扩大投资规模。不过，对于利率市场化在效率改进方面的作用也不要寄望过高。在政策安排上，还是应从扩大浮动范围着手，整体上是先贷后存，先大后小，先外后内，先农村后城市，先市场后信贷，渐进实现利率市场化。
80年代以后，对外金融开放即已开始。以中国银行业的开放速度和程度，即使和当前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也不能算是低的。目前，外资银行已分割了中资银行相当部分的市场份额，在个别领域已处于绝对优势。加入WTO之后，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外资银行在服务地域和服务对象上已与中资银行没什么两样。由于中外资金融机构实力的悬殊，中国金融服务业在因循WTO规则开放后将不可避免地承受巨大压力。垄断外汇业务、巩固中间业务、争夺优良的企业、吸引中资银行的业务骨干等，将是中、外资银行竞争的焦点。
就应对金融开放冲击而实施的对策而言，最基本的需要有一个全面看待金融服务市场开放问题的正确态度。中国的银行体系不会被外资银行冲垮，外资银行还有可能成为中国金
融业深化改革、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外在推力。由于金融服务业的特殊地位，如今各国在开放过程中给予金融业一定的保护已成为国际惯例，我国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适当保护民族金融业自然无可厚非。同时，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实现内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也是最起码的准备。WTO协议外在地规定了我国金融开放的速度和深度，我国不得不遵守，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开放方面就别无选择了，除了合理保护外，更关键的是要正确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为我所用，把握金融开放的主动权。在完善银行服务基础设施方面，就应对WTO而言，增加金融运行的透明度将是最重要的。
资本项目可兑换有收益，也有风险。对于中国的最大风险在于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广泛发生后的资本外逃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投资缩减。尽管现阶段资本项目可兑换于中国是风险大于收益，但在全球金融化的压力下，资本项目可兑换己不可逆转。在政策上，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首要的是要本着尽力延迟的立足点，拟定合理的时间表、确立开放规则，谨慎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
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承认人民币不贬值并不意味着长期将汇率固定于一点，后者只能使我国在汇率问题上陷于被动局面——纵使国家经济金融形势好转，市场人民币贬值预期仍持续高居不下。作为一个经济大国，长远地看，必然要采用弹性汇
率制。而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方式渐次地过渡到弹性汇率制将是一条稳妥的政策演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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