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蒋伏心
（南京师范大学２１００４６）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与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实力最强、外向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的经济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本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而且对全国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与辐射功能。进入２１世纪后，两个三角洲都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调整。回顾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有关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理论文献，在经济体制、增长方式、工业化路径等方面深化认识，对促进两个三角洲健康发展是极有意义的。 关键词：长三角珠三角
华丰煤矿吧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１３０９（２００７）０８－００３９－０６
一、两个三角洲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及发展趋势比较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实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模式，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首先向珠江三角洲经济倾斜，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迅速集聚，珠三角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新一轮发展以开发“浦东”进而拉动长三角为重点，长三角又成为中国新的“增长极”。两个三角洲不仅比翼齐飞，而且在自身“极化”的基础上，较好地发挥了“扩散”效应，有力地带动了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贝克曼梁但是，两个三角洲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是否存在差别呢？戈晓宇（１９９５）认为“长三角”相当于一个日本的规模，“珠三角”只是与“亚洲四小龙”的我国台湾接近，因而得出珠三角的发展只具有区域性的效力，长三角的发展则具有全局性的作用。王珺（１９９５）根据两个三角洲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当时它们经济发展规模的不同，认为“长三角”对全国的影响力大于“珠三角”，其理论依据是：“珠三角”地区远离中国的中原和内陆地区，她在全国范围内的战略地位基本上是区域性的；“长三角”是由把中国分成南北两部分的长江冲积而成，如果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能够得到较快发展，那么，她对中国的南北两翼和以长江为纽带的中西部发展都会起到辐射与带动作用，因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孙祖培（２００３）在探讨“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整合的前景分析中指出，珠江三角洲整合的关键是与港、澳的互动，长江三角洲整合的关键是突破省际间壁垒，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运力。我们认为，三位学者的分析虽然在表述上有差别，但是他们思维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即都从区域面积大小及地理位置的差异出发来探讨两个三角洲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７─０２
＊本文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２００４年度重大研究项目《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研究》（批准号：０５ＪＪＤ７９００１１）的中间研究成果。
频谱仪王益澄（２００１）在比较两个三角洲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时指出，由于“长三角”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扩散作用一度强于集聚作用，因而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了大范围的空间扩散特征；“珠三角”尽管其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但鉴于在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市场的倚重，其在国内市场的开拓上力量式微。这样的研究指出了在与国内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的融合上，“长三角”要明显优于“珠三角”，“长三角”对全国其他区域的经济影响力要强于“珠三角”。张浩瀚（２００３）在比较了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态势后认为，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随着“长三角”经济的强劲崛起，其在全国区域经济结构中有着突出的战略优势，因为，长江三角洲处于沿海经济带与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上，通江达海，交通便利，对沿海、沿江乃至珠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都有着带动和扩散的战略区位优势，理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从区域面积（长三角１０万平方公里，珠三角４万平方公里）和经济总量（２００４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为２８７７５亿元，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３３９４亿元）上看，很多学者推论出“长三角”对全国其他经济区域的影响与带动作用大于“珠三角”是具有现实道理的。但是，“增长极”与经济腹
地的关系并非仅是单纯的“地理区位”上的接近，更重要的是它们在经济上的相互关联。经济“增长极”对其经济腹地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也不仅仅取决于特定时期其规模和总量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增长极”自身经济集聚能力和区域竞争力。如“增长极”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不断衰减，它对其经济腹地的影响力则会逐渐减弱，以至于它的经济腹地会被其他经济区域的“增长极”所侵占。随着全国大市场的形成，在面临更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势下，“珠三角”可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与“长三角”争夺长江流域经济腹地，“长三角”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全局意义就将会受到挑战。近年来，珠三角与中原及内陆地区日益加强的经济联系，就是这一新态势的前兆。因此，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趋势来看，未来“长三角”与“珠三角”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是确定不变的，这取决于它们各自经济集聚能力和区域竞争力的水平。
二、两个三角洲经济体制比较
由于改革的政策起点、地理区位及体制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两个三角洲探索走向市场经济的具体道路和进程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走向市场经济具体道路和进程的不同，也决定和影响了两个三角洲在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的不同特。
关于两个三角洲经济体制改革差异，张幼文做了较全面的论述（１９９７）。他将两个三角洲的差异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走向市场经济路径的差异，“长三角”是改革主导型，“珠三角”是开放主导型；二
是市场发育起点的差异，“长三角”是自下而上探索型，“珠三角”是特殊政策激励型；三是市场运行的动力差异，“长三角”市场体制发育的动力是内生型的，“珠三角”市场体制发育的动力是外源型的；四是市场成分的结构差异，“长三角”是内外市场并重型的市场结构，“珠三角”的市场构成主要是外部市场；五是经济主体利益分配方式的差异，“长三角”对生产活动主体的激励主要为生产性激励，“珠三角”对生产活动主体的激励主要则是交易性激励；六是生产主体的比重差异，“长三角”生产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内资企业，而“珠三角”生产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外资企业。我们以为，张幼文的分析比较全面地描画了两个三角洲经济体制改革各个层面的图景，与两个三角洲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是吻合的。
王光振（１９９６）认为，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市场化的特点（或长处）主要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比较突出、企业产权改革有新突破、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及较好地开拓了国外市场；同时，它的不足之处是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滞后。王光振的比较分析说明了三个经济现象：首先，“珠三角”的市场主体多元化、企业产权改革之所以比“长三角”突出，主要是缘于“长三角”的国有经济比重较大，计划经济的烙印较深，因而其市场化的进程要慢于“珠三角”。其次，“珠三角”良好投资环境的创
设反映了“珠三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要优先于“长三角”，再次，“珠三角”国外市场的成功开拓也生动地说明了其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以对外开放作为先导的，另外，其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滞后，表明了其区域内市场体系的建设及人力资源结构方面的努力
与积累要逊于“长三角”。
樊纲、张泓俊（２００５）通过市场化指数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相关分析，对两个三角洲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进行了比较，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比较了两大区域的市场化指数。其结论是，“珠三角”的市场化指数高于“长三角”的市场化指数，由此得出结论：人均ＧＤＰ较高的“珠三角”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走在了“长三角”的前面。
改革开放以来，两个三角洲经济发展之所以成为全国的两大“亮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大区域的市场化建设走在了全国其他区域的前列。但是，两个三角洲都存在前进中的不足和发展中的缺陷，“长三角”一些地区的ＧＤＰ总量一路高歌猛进，但人均ＧＤＰ却不高，发展的成果没有很好地惠及普通大众；“珠三角”一些地区依赖于外资、依赖投资、依赖低成本扩张的增长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中国现阶段，发展中的问题、增长中的问题往往都与体制相关。两个三角洲所面临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任务，如何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作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理论界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实际工作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两个三角洲发展条件、发展模式的比较
关于发展条件与发展模式的比较一直是两个三角洲经济发展比较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伊始，“长三角
”与“珠三角”经济起飞时的发展条件存在着客观的差异，发展条件的差异也造就了两个三角洲各具特的发展模式。
肖立见（１９９６）认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发展条件优势十分明显，但不尽相同。“长三角”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带和长江产业带的结合部，通江达海优势突出，城市化程度高，人才资源丰富，科技和经济实力强大，发展潜力和后劲大；“珠三角”毗邻港澳，和海外众多华侨联系密切，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程度高，对“珠三角”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林承亮（２０００）在比较两个三角洲的改革与发展时分析了两大经济区的不同发展条件。一是“珠三角”的体制环境要优于“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最早获得区域倾斜性优惠政策的地区。二是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具有特殊的区位和禀赋条件，且较好地实现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香港产业转移的结合。刘渊（２００１）认为，与“珠三角”相比，“长三角”的劣势主要有两个，一是区域内部行政多头领导，协调困难，二是计划体制影响重于“珠三角”。樊纲、张泓俊（２００５）依据改革开放前两地的工业企业总数量及工业总产值，指出改革开放初期“长三角”的工业基础要比“珠三角”实力雄厚得多。
客观存在着的发展条件上的差异，使得两个三角洲在推进本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比较典型的就是长江三角洲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的“珠江模式”。尽管这三种发展模式都存在着进一步改革的压力，但直至现在，从这三种模式生发出来的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改革与创新意识对全国其他区域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示范效应。
唐文进、田蓓（２００１）对改革开放后两个三角洲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内生渐进式制度创新模式，是一种依靠系统内部变量的边际创新、边际演进，促进整个系统实现制度变迁的过程，其典型形式就是组织边际创新；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外部变量引入型制度创新模式，是一种通过引入系统外部变量，打破系统原有均衡，加速整个系统的制度创新，实现制度变迁。樊纲、
张泓俊（２００５）在比较两个三角洲发展模式的差异时指出，“长三角”在发展模式上的特在于以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为突破口，选择走内向资本积累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电子商城林承亮（２０００）从两个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对三种发展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仔细地梳理，理论性地概括了三种发展模式的特征：乡镇企业是“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珠江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外来资源拉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的特征在于市场化和民营化，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另外他还对三种模式对其他地区经济的示范效应进行了展望，认为“温州模式”对其它区域发展的可借鉴性可能高于其他两种模式。
从学界关于两个三角洲的发展模式的比较来看，比较的重点主要在于各发展模式的形成、特征上，对于各发展模式的演变趋势进行比较研究的关注不多。客观地说，从改革伊始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由于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不同，三种发展模式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了各自的特，“苏
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温州模式”是以私营经济为主，“珠江模式”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的新一轮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体制背景日益趋同，加之长江三角洲吸引外资的动力和能力不断增强，两个三角洲内的各经济区域在积极顺应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对各自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自我扬弃”，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传统的“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已不复存在，三种发展模式表现出了趋于融合的趋向。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民营化、外向化”将会成为“长三角”与“珠三角”共同的发展特征。
四、两个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
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的取得与它们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密切相关的。从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粗放型的，即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两个三角洲在地理区位、经济结构、经济外向化程度、人文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也导致了它们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表现了各自的特。
张捷（１９９６）在比较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增长方式时认为，两个三角洲同是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方
式，但上海属于国有经济推动型，苏浙属于民营经济推动型，广东则是外商投资推动型。由此他指出，两个三角洲在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中所需解决的课题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上海面临的主要任务应是加快体制改革步伐，重点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通过体制转变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上海相比，苏、浙、粤则应把重点放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上，通过对市场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和升级，促进经济的集约化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靖学青（２００３）认为，在将来的经济发展中，两个三角洲应在不断提高农业素质和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第二产业技术装备和科技含量的同时，顺应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积极推进第三产业发展，逐步提高第三产业的份额，以发挥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效应。何锦添（２００４）认为，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发展来看，其增长源各有所重：长三角以投资拉动经济，“珠三角”主要以出口拉动经济。
刘渊、马庆国（２００４）通过与珠江三角洲的比较分析，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跨世纪的发展战略是实施知识产业战略，以知识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力求尽快地把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基础之上，带动全国走向知识经济。李德水（２００５）在充分肯定两个三角洲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上认为，两个三角洲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把发展思想统一到树立正确的发展观
和政绩观上来，否则，光有发展的愿望，而无科学的态度，发展势必难以为继。
我们以为，上述关于两个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研究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两地在经济增长源泉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指出了两地传统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也使得我们对两地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及演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在改革初期，两个三角洲均以要素投入特别是以资本投资入（“长三角”依靠内资，珠三角依靠“外资”）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区域发展实际的，因为当时两地经济发展的优势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缺乏的是资金、技术和管理。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得到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两地只能采取“生产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使自身的发展优势得到充分地发挥。当然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存在差异的，最大的区别即何锦添所认为的，在增长源上，“长三角”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珠三角”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当前两个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于两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日益受到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制约，更根本的原因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两地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未来两个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企图立即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是不切实际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资本投入仍是推动经济增长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在资本投入的同时须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的优化来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在保持物质资本投资的基础上，两地要主动抓住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国际产业大分工的发展趋势，着力调整和优化本区域的产业结构，加强科学技术的研发和人力资源的培育，重视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
五、研究展望
以上关于两个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客观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两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特，为我们把握两个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特点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认识背景和研究启示。但是，作为中国特的区域经济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与“珠三角”经济发展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研究。
其一是两个三角洲未来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目前，两个三角洲仍然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富活力和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未来它们能否继续保持现有的发展势头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取决于它们能否理性地总结过去和开辟未来。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来看，区域规划的目标、传统的发展模式改革和创新的方向、传统产业的改造以及适应本区域要素禀赋特征的新兴产业的培育等将是两个三角洲未来发展趋势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和qq的故事其二是两个三角洲区域创新的比较研究。我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是全国各区域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抓住这一发展战略机遇着力构建符合本区域发展实际的区域创新体系是两个三角洲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它们都在试图从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创新服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鼓励和支持科技研发等方面创建富有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由于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模式、科技基础、主导产业的
尼伯特台风路径图差异，可以预见，它们的区域创新体系建立的模式和过程也将会呈现出不同的图景。对它们的区域创新的比较也是未来两个三角洲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一个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内容。
其三是两个三角洲辐射作用与示范效应的比较。以往的研究都强调了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对于全国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与示范效应，但没有对它们的辐射作用与示范效应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两个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的发展对于区域内部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已经逐步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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