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6-07-31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3750009)
作者简介：王苹(1967-)，女，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英国文学
王 苹
(南京审计学院外语系，江苏南京210029)
摘 要：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以完美与和谐的艺术形式揭露了父权制统治下的性别偏见、
种族歧视、阶级压迫等，并对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进行了反思和批判。通过提倡以生态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遵循相互关爱的伦理，努力达到一种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男女双性同体的理想状态。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人与自然；性别和种族；双性同体Abstract :Virginia Woolf ’s To a L ighthouse discloses the gender prejudice ,race discrimination ,class oppression ,etc.under patriarchal domination in a perfect and harmonious form.It also reflects and criti 2ciz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ystems on the basi窄带滤波器
s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androcentrism.From the eco -feminism angle ,this paper advocates to re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uman and society ,highlighting the ethic of “loving each other ”to realize the reconciliation to nature and androgyny.
K ey w ords :eco -feminism ;human and nature ;gender and race ;androgyny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 (2007)01-0069-06
生态思想家堂纳德・沃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
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王诺,2003:71)生态女性主义(eco -feminism )是当今女性
主义理论中最活跃的一派，被称为第三次妇运浪潮。在它的视角下，文学经典将被重新阐释并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那些先前未被注意或被忽略的因素可以得到凸显。
福斯特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了大量的作品，她用新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乐趣，面对着黑暗，她把英国语言的光芒向前推进了一
小步。”(福斯特,1988:22)《到灯塔去》是伍尔夫最出的一部小说，其完美的艺术形式、深邃多样的主题、诗化的语言使之成为文学史上一个
掘之不尽的宝藏，每一次新的阅读都会有新的
发现。在生态女性批评的视角下，可以挖掘作品中的潜主题如文化、性别、种族等，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类与自然之间、人类自身之间的重要联系，从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一、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文明中的最大问题，对它的关注乃是对人类本身生死存亡的关注，而现代的生态危机根源在“人类中心主义”。书中的拉姆齐先生认为凭着智慧,“勇气、
真实、毅力”(伍尔夫,1997:206)，就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自己已达到Q ，并能达R ，并为此洋洋自得，自命不凡。这种自满是欧洲人父权制基础上的“性政治”，即以满足人类的欲望为中14cr1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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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7年1月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第14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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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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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将“自我扩张设定为男性自我向宇宙的扩张”(斯普瑞特奈克,1996:63)。但在伍尔夫笔下，大自然从来就不受人类愿望和理智的束缚，它有自己的节奏、法则和生命，所有凌驾于自然意志之上的人类努力都显得苍白无力。其实，即使他的声誉能持续两千年，在自然时间的长河中，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你脚下踢到那颗石子，也会比莎士比亚活得更久”(伍尔夫,1997: 239)。面对浩瀚的海洋，拉姆齐先生不禁悲叹:“海水在侵蚀、冲垮我们脚下的那片土地，而我们对此却毫无知觉”(同上:248)。拉姆齐先生把永恒的本质方面如思维、文化等与非本质的必死的方面如情感、自然严重对立起来，因此常常对自己的能力感到不自信。“欧洲世界观的父权主义核心是一种文化恐惧，即害怕自然和女人的创生能力，如果不受文化父权们的管辖，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席卷一切的。”(斯普瑞特奈克,2001:64)其实，父权中心的文化不仅对女性形成一种压抑，而且“也扭曲着男性的性格和生活”(张岩冰,1998:188)。男性被迫在社会中表现出那种坚毅、执著与沉稳，但他们本身也有极其脆弱的一面，所以拉姆齐先生矛盾的表现很令朋友惊奇:“他为什么必须如此矫揉造作地掩饰?为什么他老需要别人捧他?为什么他在思想的领域中如此勇敢，而在生活中如此懦弱?”(伍尔夫,1997:249)他担心失败，对自己的必死性一直忧心忡忡。Rosemary Radford Ru2 ether的《新女人Π新地球》(New W omenΠNew Earth: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 an L ibera2 tion,1975)分析为，女性的生育力使其能体认到整个自然生态的生息循环现象，能明智地接受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存在的死亡感是父权文化的根基，男性由于不明了自
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定
己的生殖功能，常常感到焦虑空虚。在这种文化的驱赶下，男性贪婪地追求对物质的占有，无节制地耗费自然资源。拉姆齐先生试图忘记与自然的生物学联系，他“从来不观赏景。如果他瞧上一眼，他只会叹口气说：可怜、渺小的世界啊!”(同上: 277)但“可怜、渺小的”自然是不可征服的，在自然的威力下，海滨别墅荒凉、颓败、腐烂了:“它就像沙丘中一片没有生命的贝壳，积满了干燥的盐粒。漫漫长夜似乎已经开始；轻浮的海风在轻轻啮咬，湿冷的空气在上下翻滚，好像它们已经取得了胜利。”(同上:347)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女在体验、理解和评价自然方面存在差异，女性与自然有着生物学上的关联，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我们是具有自然观念的大自然。是哭泣的大自然，对大自然讲述大自然的大自然。”(格里芬,1988:289)《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是“一棵枝叶茂盛、硕果累累、缀满红花的果树”(伍尔夫,1997:242)。女性比男性更易认同自然、欣赏自然，拉姆齐夫人常感到“如果一个人孑然独处，这个人多么倾向于无生命的事物：树木、溪流、花朵；觉得它们了解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和这个人化为一体”(同上:269)。“大地和子宫都依循宇宙的节奏。”(斯普瑞特奈克,2001:63)自然界的一切声音都体现了这一节奏。巨浪有节奏的呼啸声，在拉姆齐夫人看来是一首古老的催眠曲，是大自然在喃喃低语:“我在保护你———我在支持你”，当她走神时，潮声“好像一阵骇人的隆隆声，敲响了生命的节拍”(伍尔夫,1997:218)……看到闪闪的繁星，她由衷感到欣喜。就像地母，拉姆齐夫人“但愿永远有一
个小娃娃留在身边。怀里抱着个娃娃，她就是最幸福的了”(同上:264)，形象地表示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她不愿意孩子们在充满等级种族偏见的菲那斯中心主义的环境中长大，失去他们可爱自然的本性，她对丈夫说:“为什么他们要长大成人，而失去所有这一切天真的乐趣呢?他们不会再感到如此幸福了。”深圳长城光纤
女画家莉丽就经历了远离本性、远离自然的精神挫折。莉丽(Lily)的名字本是一种花，是自然的产物。但女画家为了摆脱女性卑微的地位，寻求与男性平等，却衷情属于男性特权的绘画艺术，对女性关心的家庭婚姻话题不感兴趣。由于在创作中竭力追求男性化使她误入歧途,“把她作为一个女性所有的感觉都压抑下去，集中精神关注某种更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同上:258),“莉丽全神贯注地从事自己的绘画艺术正如拉姆齐先生一心一意投入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一样”(Selden,1985:136)，在创作中尊科拉松 阿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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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彩犹如拉姆齐先生尊重事实，这样就限制了她的艺术想象力。而“女性的想象力的作用，如同伊甸园的作用，是有条理而又清晰地表达爱所带来的和谐。”(狄巴蒂斯塔,1988:440)她既压抑了女性的想象力，又缺乏男性的自信，到了44岁还未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也无幸福的家庭，她辛酸地嘲笑自己:“我可不是个女人，我不过是个暴躁易怒的、干巴巴的老处女罢了”(伍尔夫,1997:363)。这种人与自
然的分离注定是要失败的。
二、人与人
生态主义认为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观导致了生态危机，而女性主义生态主义认为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引起生态危机,“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本质是“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Cheryll G lotfelty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的前提是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对自然界主宰之间的联系。Karen J.War2 ren指出，存在一个源于父权制压迫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structure)，将个体特征确定为彼此之间在道德上有等级高低之分，并假定那些具有高级特征的类型应统治那些具有低级特征的类型，从而证明人类对非人类对自然、男性对女性统治的合理性。
拉姆齐先生虽然意识到伦敦地下铁道中开电梯的工人永远是不可缺少的，但他坚持认为“或许最伟大美好的文明，有赖于一个奴隶阶级的存在。”(同上:247)C.Spretnak指出，生态女性主义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到灯塔去》就揭露了父权文化中心对女性的贬抑与排斥。拉姆齐先生从不放过任何机会贬斥女性愚昧无知，炫耀其深邃的思想，维护在家中的地位。他的压制是如此强烈，以至莉丽拿起画笔就觉得灾难和骚乱逼近:“让他站在五十英尺之外，即使他没对你说话，甚至没有看见你，但他的影响渗透弥漫，压倒一切，他把他的影响强加于你，叫你无从回避。”(同上: 361)。塔斯莱，拉姆齐先生的崇拜者，对女性抱着近似敌意的
歧视。女人们的话题在他看来非常浅薄、无聊、庸俗:“一年到头，她们从来也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她们什么也不干，光
是说、说、说，吃、吃、吃。这全是女人的过错。女人利用她们所有的‘魅力’和愚蠢，把文明给搞得不成样子。”(同上:291)。他断然声称女人不会绘画，女人也不能写作。塔斯莱的偏激与他贫困低下的社会地位有关。在英国这种注重血统门第的贵族社会里，穷人很难挤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圈。他的一言一行都遭人耻笑，连孩子们都瞧不起他,“甚至那条掉了牙的老狗贝吉也咬过他”(同上:207)。他也极端不自信，这种压抑使他只有通过贬低女性来达到心理平衡。
像莉丽这样的知识女性不仅要忍受拉姆齐先生等男性的歧视，还要面对像拉姆齐夫人这样“房里的天使”的影响：这些天使丧失自我意识，臣服于男性权力，把男权的压迫、禁忌内化为女性自主要求和自觉行动。伍尔夫写到“她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具有非常的魅力，绝对地无私。她擅长于家庭生活中的那种困难的艺术。每一天她都在作出牺牲。……总之，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她自己的愿望，从没有想到过自己。”(同上,1993:91)莉丽发现拉姆齐夫人有专横、固执甚至邪恶的一面。正是由于拉姆齐夫人那种无限顺从和自我牺牲，才助长了、造就了她丈夫这类人物的男性专制和自私心理，维护了男权统治。拉姆齐夫人在日常生活中事必躬亲，为协调各种关系而焦虑重重、身心疲惫:“她常常感觉到，她不过是一块吸饱了人类各种情感的海绵罢了。”(同上,1997:235)她没有时间读书，还把婚姻这个传统社会指派给妇女的命运强加给周围的女性:“莉丽必须结婚，敏泰也必须结婚，她们都必须结婚，无论
她在世界上得到了什么荣誉，或者获得了什么胜利。”(同上:254)结果由她作媒的婚姻证明并不成功。莉丽认识到婚姻这美丽的谎言金罗网的欺骗性,“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同上:255)。其实拉姆齐夫人自己也意识到了“她被某种力量驱使着前进”，结婚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做法”(同上:265)。她自问“我虚度年华，有何收获?”(同上:288)。夜深人静之时，她在孤独和寂静中才能感受到自由自在的自我,“只有作为人的自我，作为一个楔形内核，才能获得休息”(同上: 268)。
莉丽的经历反映了伍尔夫自己的内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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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拓扑绝缘体13岁母亲去世到1926年即44岁写成《到灯塔去》时一直被母亲的幽灵缠绕着”(伍厚恺, 1999:214)，写作《灯塔》使她释怀，她为自己做了精神分析学家为病人所做的事感到满足。伍尔夫一直试图“杀死房里的天使”，探索出一条通过艺术重建女性自我的道路。
生态女性主义揭露了西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弊端。这种理性主义割裂了人与自然、理性与情感、身与心的联系，否定人的直觉和情感，从而造成人类的身心分离。《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就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他的思维是抽象的、线型的和理性的，把宇宙理解为某种完全清晰的、有序的领域，
按照永恒的规律运转。小说一开始就展现了拉姆齐夫妇的矛盾和隔阂。在对明天是否能去灯塔的问题上，他认为夫人的话是愚蠢女人的想法，无视事实，是撒谎，他气得跺脚大骂。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中，理性原则就像现代科学那样越来越走入人的对立面，几乎完全否定了感情和人性，使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危机:“如此令人吃惊地丝毫不顾别人的感情而去追求真实，如此任性、如此粗暴地扯下薄薄的文明的面纱，对她来说，是对人类礼仪的可怕的蹂躏”(同上:235)。代表男性思维的拉姆齐先生只看重事实，过于强调理性和逻辑而显得固执、冷漠和不近人情，以至于孩子们“发誓要至死不渝地反抗暴君”(同上:418)。这种工具理性论把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理性和情感分裂开来，否定人与自然的联系，其目的是使自然、女性、情感成为男性、理性可以利用的工具或手段。
三、人与社会
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父权主义导致对自然、女人、有人种的征服式、掠夺式的发展逻辑。欧洲科学的整体模式是父权的、反自然的和殖民的。父权制下男人对自然对女人的占有、歧视和统治也是滋生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生态女性主义把“女性气质”特有的世界观与实践相结合，拯救自身、自然和社会，发起了一系列的反军国主义、反核战争的示威游行，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伍尔夫就是其代表。
《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许芳、蔡青,2005:70)认为：伍是“替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充当代言人”，此观点值得商榷。英语中,“爱国的”(patriotic)这个单词的词根是“父权的”(patri-)，在《三个基尼》中，伍尔夫明确表明自己是父权社会“局外人”的立场,“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祖国。作为女人，我不需要祖国，作为女人，我的祖国是整个世界。”梅彭认为:“在‘局外人’的形象中，她到了一种身份来表达她的反抗和拒斥精神，表达她为某种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而采取一种公众立场的愿望，而不愿意让自己服从于组织化政治生活的纲领与戒律。”(伍厚恺,1999:333)伍尔夫称自己的价值观为“匿名哲学”和“自由心灵的哲学”。她对男性关注的重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等，全都放在括号里轻轻地一笔带过,“改变那已经确立的价值观———赋予对男人说来似乎不屑一顾的事物以严肃性，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看来微不足道”(伍尔夫,1988:590)。伍尔夫小说中确实都有印度的殖民意象，但对这些“统治印度、进行谈判、签订条约、执掌财政”(同上,1997:206)的男性，她更多的是揭露他们贪婪占有、侵略扩张的本性，是他们胸中收养的,“驱使他们渴望要永远地获得别人的田地和货物，驱使他们划定疆界、制造旗帜、制造战舰和毒气，驱使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和他们子女们的生命奉献出来。”(同上,2000:497)而且伍尔夫写出因时代变迁，新一代女性对殖民生活方式的质疑,“她们认为不必老是关心照料那些男人，因为，对于尊敬妇女和骑士风度，对于不列颠银行和印度帝国,……她们在心中都默然提出疑问”(同上,1997:208)。
伍尔夫作品中更多的是对战争的揭露和控诉:《达洛卫夫人》中的史密斯在欧战中受刺激，终于自杀;《到灯塔去》里战争夺去了拉姆齐一家最美好的成员———“慈祥的”拉姆齐夫人、
“公正的”安德鲁、
“美丽的”普鲁(同上:225)。有数学天赋的安德鲁在法国被炸得血肉横飞，文中不无讽刺地写道:“总算幸运，他立即死去，没有受更多的折磨”(同上:343)。在幽暗阴冷的教堂地窖里,“雕刻在大理石书页上的金字，描述了人们如何在战争中死去，尸骨如何在印度的沙土中发白、燃烧。”(同上: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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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后殖民主义解读》一文还认为，伍尔夫夫妇约定在德国入侵之前自杀“是捍卫英国殖民地位的写照”，这一点也值得探究。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是犹太人，而且夫妇俩都被列入希姆莱的黑名单，他们俩约定国破自杀是为了维护人性的尊严。战争期间他们的居所被炸毁，侄子战死，最后伍尔夫以生命为代价控诉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捍卫英国殖民地位”关系不大。在种族问题上，伍尔夫的观点在不断变化。婚前伍尔夫也受当时的影响，歧视犹太人，新婚不久她还为此发生了精神崩溃。但随着婚后和谐的生活，特别是丈夫的体贴温柔，伍尔夫减少了种族偏见。拉姆齐夫人能看出莉丽的美貌在于她那“中国式眼睛”,“不过要一个聪明的男人才会发现”(同上:229)。Jane Marcus对伍尔夫的定位比较准确:“写作，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而言，是一种革命性行动。”她是“英国父权制及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和价值标准”的异己者，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边缘地带的
一个游记战士”(伍厚恺,1999:359)。
四、生态女性原则的建构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须建构一种新型的女性文化。这种女性文化首先应激发人们尊崇自然的情感，努力恢复史前期女神崇拜和母系社会的价值观及其艺术和仪式。希布里特岛就像史前文明的遗迹，拉姆齐夫人就像集地母和缪斯为一体的女神，夫人本身与灯塔的光芒融为一体。十年后的希布里特岛之行实质就是人类回归自然、朝拜女神的仪式，是对人类生活终极意义的认识和实现之行。
生态女性运动颠覆父权制，建构一种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和谐相处的关系伦理学或爱护伦理学。伍尔夫解构了父权制的理性主义和科学观，但并不主张女性代替男性来统治世界,“使一个性别与另一个性别相斗，使一种身份与另一种身份相斗,……都属于人类生存中的私立学校阶段”(伍尔夫,2000:567)。拉姆齐夫人并不喜欢《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认为卡迈克尔太太就是那专横的渔婆，把丈夫赶出家门，控制男人，使男人害怕。生态女性主义的爱护伦理学主张将爱护、关怀、信任、包容、友谊、平等及
可持续性等价值置于优先地位，拉姆齐夫人就是代表。她不仅把爱给了家人，还给了周围的人。她同情灯塔守护人，亲手为他的孩子织袜子；能倾听各种声音，常常挎着包，拿着纸笔拜访穷人，想成为
社会问题的调查者。她热情好客，慷慨大方，她的晚餐“成了一个神圣的场所,……通过这种社交礼仪，爱被分送到整个信仰的社团”(狄巴蒂斯塔,1988:440)。小说第三部分，莉丽也像拉姆齐夫人一样，开始关心他人，给拉姆齐先生所需要的同情，而且还时刻惦记着他与孩子们的灯塔之行。生态女性主义的“生态伦理”不仅视人类关系为平等关系，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拉姆齐夫人教育儿子不要打鸟:“如果它们的翅膀被打断了，你认为它们会痛苦吗?”她问“为什么要射死可怜的约瑟夫和玛丽呢?”(伍尔夫,1997:287)
伍尔夫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基础上，提出把两性差异进行完美整合，从而实现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达到“双性同体”(androgyny)。她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有两种力量在统辖着，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正常而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这两者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同上,2000:558-559)小说第三部中，莉丽、拉姆齐先生、詹姆士都融合男女性格，走向人格的完整。莉丽与拉姆齐夫人达到了认同，从而从存在的死亡感走向再生意识。她们的关系是自然界的“大轮回”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生命自我再生循环的一个阶段，是死去的和正在死去的东西和挣扎着要萌生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狄巴蒂斯塔,1988:429)。终于，莉丽能“画出了一只蝴蝶的翅膀在一个钢架上燃烧时所发出的光。蝴蝶的翅膀，象征着富于创造力的女性意志所塑造的世界之美，而钢架则是男性意志所具有的理性才智强加在川流不息的大自然之上的结构”(同上:450-451)。而拉姆齐先生也回了自己身上的女性因素。婚前他散步时，遇见一只护雏的母鸡，拉姆齐停下来赞叹,“表明
他性情质朴，同情弱者”(伍尔夫, 1997:223)。小说第三部，拉姆齐先生终于吸取了女性原则：率领儿女专程去灯塔，完成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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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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