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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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P,2021
吕钊进朱安新邱月袁光锋*
中国在看世界，世界也在看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接触、了解、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广大海外华人扮演着重要角。从20世纪80年代重新打开国门，到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新时代扛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若想透彻理解全球化浪潮里中国的话语力量，知悉侨胞的海外经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其中，在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新时代走岀国门的中国人融入异乡的缩影。近年来，华人移民研究成果颇丰，但于日本华人的相对较少，而且关注点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移民日本的新华侨动机何为、渠道何在？新华侨在日本的生存和如何？与当地社会之间的联系又呈现什么样的特征？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带着这些问题，借暑假之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组建了“中国人在日本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状况调查”
项目组，以本科生国际科考与科研训练项目为依托，于2019年7月赴日本东京展开了为期两周的社会调查。本次调查聚焦于东京池袋，以在池袋的华人经营者的生命历程为主线，了解他们的身份认同、、婚姻家庭状况、日常生活特征以及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状况，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华侨在日本社会适应和融入方面的情况，为今后初步的经料。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希冀更好地了解海外侨胞的生存状况，同时了解中国发展对世界的。本文作上海电信大楼
"吕钊进，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教授；朱安新，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邱月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教授；袁光，南京大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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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调查活动结束之后，以下分别介绍此次调查的准备工作、研究背景、调查过程、调查初步结果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去东京前的准备工作
为培养国际化时代所需的具备国际意识和视野、先进知识结构和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有效沟通能力的新型人才，南京大学自2004年开始不断探索国际化实践教学模式，并于2016年开始实施本科生国际科考与科研训练项目。为此，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确立了海外华人在当地社会适应与融入的研究方向，继20
18年组织实施“中韩社会调查国际联合科考”项目之后，2019年再次组织22位本科生及1位通过“飞越计划”入选的高中生，前往东京实施名为"中国人在日本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状况”的调查。
在实地调查前，项目组进行了充分准备。早在2018年底，我们便与东京大学的华人研究专家谷垣真理子教授取得联系，并在密切有效的沟通基础上，建立了互信关系。谷垣教授于2019年4月来到南京，在社会学院做了“在日中国城(Chinatown)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题报告，从宏观层面为科考队成员介绍了在日华侨华人研究的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
此外，科考队成员为探索调查方向(明确问题意识)，自3月开始，每周六上午在社会学院举行小组讨论会，甄选和研读与移民理论以及在日华侨有关的文献，咀嚼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逐步确立了研究思路，即以东京池袋华人经营者为调查对象，以点带面地挖掘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新华侨在身份认同、工作状况、婚姻家庭状况、日常生活状况、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状况等方面的特征及其背后的社会学意涵"
最后，需要着重提到的是，为响应和配合社会学院“影视社会学”方向的建设，项目组成立了影视工作小组，负责科考活动的影像记录"为此，社会学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鲍江教授等于5月来南京大学开设“影视人类学与民族志电影实践”课程，向项目组成员系统介绍影视人类学的理论，并通过实操培训，培养项目组成员制作人类学社会学影片的实务技能"
东京科考：寻池袋华人的"族社区”255二在日本的“老华侨”与“新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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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著名的华人社区当属位于横滨、神户、长崎的三大“中华街”，其中横滨中华街的规模最大、代表性最强。据《日本外务省记录》《横滨市统计书》等记载，从1870年到2015年，居住横滨的外国人中华人的数量历年占比约为56%。横滨中华街的形成还构成了日本近代对外开放的缩影。横滨作为日本最早的开放口岸，自1859年开港，便对来日华人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究其原因除地缘便利，还在于大量的工作机会。在日本开始与西方通商贸易时，中国人尤其懂“洋文”的中国人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担任贸易中介的华人买办不仅在横滨站稳了脚跟，还吸引众多从事其他行业的中国人移居横滨。各行各业的中国移民在横滨安家置业，“华人社会”得以逐渐形成。由此，横滨中华街是日本社会典型的老华侨社区。
区别于老华侨，新华侨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因为工作、经商、留学等而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改革开放以来，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呈现数量增长趋势。据日本法务省统计，截至2017年6月末，在日的中国人口达76.6万人，创历史新高。与集中在特定地区并在当地建立清晰社区边界的“老华侨”不同，“新华侨”主要分布在日本三大都市圈，半数以上分散在首都圈。在东京都的行政区中，丰岛区的中国人不是最多的，但近年来，其辖区内的池袋地区展现的“中国形象”深入人心。虽然没有“唐人街”“中华街”所具有的牌匾、庙宇等传统文化的符号表征，但是池袋地区密集分布的地道的中华料理、随处可见的中文广告牌、操着各种口音的中国人等林林总总的中国元素使池袋不断被标识为新的“中国城”。这一切，
使池袋大有复制横滨中华街并构建华人“飞地”的潜力。
然而，令我们好奇的是，既然池袋是东京都内新华侨的主要聚居地和华人商户的聚集地，那么它为什么没有像横滨中华街那样，构建出清晰的族象征边界并成为一个族“飞地”？2008年，40位池袋华人经营者发起建立“东京中华街”的构想，却以失败告终。有学者指出，华人商户与当地日本商会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联系、中国人在当地不遵守当地法规的形象，以及日本媒体对中日间民族矛盾的渲染是该构想失败的原因。但我们的基本设想是，池袋无法形成像横滨那样受到主流社会承认、具有清晰的族边界和族象征的华人社区，是否还与新华人移民的特征有更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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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关联？基于此，项目组试图以池袋华人的移民经历、奋斗过程、社会适应和融入体验为切入点剖析池袋华人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网络建构，挖掘池袋被华人赋予的象征意义，并探讨池袋在华人眼中的发展前景。
三聆听东京新华侨的故事
本次科考科研训练活动得到了一般社团法人南京大学日本校友会的帮助。在我们安顿好之后，校友会的王乃雨学长于7月19日在多摩湖自治会活动室为我们讲解了在东京的交通安全和其他生活注意事项，
汉日互译
帮助我们了解当地生活方式。当天下午，我们迎来了本次研究的第一批访谈对象：已归化日本国籍的C女士和在池袋开武馆的H先生。我们以集体座谈的形式，请C女士和H先生为科考队员分享了他们的移民经历和融入体验。
C女士是天津人，20世纪90年代随丈夫的工作调动来到日本。出国前，她在国内大学担任讲师，到日本之后，语言不通成为就业的最大障碍。她参加了日语学习班，为更有效地学习日语还在外面打工。但当她在几年后掌握了日语时，年龄又成为她寻稳定、有前景的工作的绊脚石。面对来自应届毕业生的竞争压力，C女士很晚才到一份与环境规划相关的工作。C女士刚到日本时还承受着巨大的育儿压力。当时她除了丈夫没有其他认识的人，因此当孩子遇到疾病等意外状况时，往往只能依靠自己与日本社会打交道。但她说，日本社会福利机制健全，作为外国人的她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制度性歧视，最终依靠自己渡过了难关。然而，她认为以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想要获得和普通日本人一样的成功，需要花费比后者多十倍的努力，因此为了孩子在日本的发展，她在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归化为日本籍。
与刚来日本时举目无亲的C女士不同，H先生在日本的社会适应比较顺利。其夫人来自传统的在日老华侨家族，在国内读高中时与H先生是同学。10年前，H先生在国内本科毕业后，来到日本参加语言学校的学习，与她重逢于东京并建立了家庭。2014年前后，H先生定居池袋，开始稳定的生活和事业，主要经营一家在夫人家族名下的公司，做与新能源和汽车相关的业务。在对日本社会的适应和融入上，H先生基本没有遇到困难。擅于交朋友的他，在前辈的扶持和帮助下，在日本顺利建立了社会关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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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网络。因为夫人家族的关系，他还是很多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因工作关系，H先生结识了不少日本生意伙伴，但值得一提的是，H先生认为自己“不电力系统谐波分析
东京科考：寻池袋华人的"族社区”257
可能与日本人成为真正的朋友”，能够“交心的兄弟”还是中国人。H先生认为和他向往的美国相比，日本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能够给孩子带来健康的成长环境，为了下一代的顺利成长，他选择将目前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放在日本。
C女士和H先生提供的信息对我们聚焦研究对象、调整访谈提纲有很大启发。首先，华人在日本的社会网络的建立和社会支持的获得很可能与其独有的移民背景和经历相关。H先生比C女士更容易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周围亲戚朋友的支持，以及他在日本的生意人和雇佣者的身份。其次，入籍选择和身份认同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C女士和H先生都有很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但前者加入日本籍，而后者没有，入籍或者保持永住资格很可能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基于这些思考，我们计划在后续访谈中尽可能地挖掘访谈对象关于日本国籍的看法。此外，我们进一步确定将访谈对象限定为池袋的经营者，而排除一般上班族，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有建立广泛社交网络的需求且更容易与日本社会产生有机联系，有利于我们更高效地收集有价值的信息。
在校友会的安排下，科考队于20日上午拜访了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与华侨华人联合会的颜安会长，
南大校友阎晓霞女士、殷明先生以及关注华人研究的廖赤阳教授进行了座谈。阎女士是1982级日语本科生，赴日本深造后与丈夫定居东京，现担任法院翻译，同时从事医疗翻译工作，为国内同胞提供便利。作为南京大学日本校友会会长，她经常担任东京华人活动的组织者，邀请当地校友、日语系学生、华人同胞等参加各类联谊活动，给予他们生活和精神上的帮助。作为在日本生活20多年的华人，阎女士对外国人融入日本社会有很深刻的感悟。她认为，中国人要在日本发展，关键在于避免陷入身份认同的桎梏。面对机遇和挑战，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止步不前，不能将遇到的挫折看作社会对中国人的歧视，而应该通过努力提升自己来获得尊重。在日本某科技公司担任职务的殷明先生认为，中国人身份对海外华人在日本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使日本人会对外国人差别对待；在制度上，除非入籍，外国人也很难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廖赤阳教授从他的个人经历出发，分享了他在日本求职时遇到的不公正待遇。他认为，国籍不同而产生的工作、生活方面的限制也许在其他日本华人的身上也存在。可见，外国人身份在华人自身发展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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