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 平（１９５６—），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杜欣霓（１９８９—），女，重庆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社会史、妇女文化史研究。 ２０２２ ６
Ｎｏ ６，２０２２
学 术 探 索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２年６月
Ｊｕｎｅ，２０２２中国产品质量法
何 平，杜欣霓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１９世纪末，英国反女权运动一度阻碍了女性获得议会选举权。部分中产阶级女性作家成为了反女权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作为事业有成的独立女性，她们大量发表小说及新闻评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诠释敏感复杂的两性关系和妇女问题，为反对女性参政培养了潜在支持者。然而，深受维多利亚时代性别差异论、两分领域论的影响，她们始终对女性政治权益问题持保守态度。我们需要客观看待这些反女权运动女女性身上的先锋性与保守性，如果给她们打上懦弱、保守的标签，既低估了女性选举权运动的困难性，也不利于全面衡量其曲折性和复杂性。 欲望之都论坛关键词：反女性选举权运动；女性参政；性别差异；玛丽·沃德；伊莱莎·林顿
中图分类号：Ｋ５６１ 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２３Ｘ（２０２２）６－０１２５－０８
近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与反女权主义运动一直是相伴而生的。以英国为典型，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争取妇女平等政治权利为核心目标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拉开序幕；与此同时，以１８８９年《反对妇女选举权呼吁书》的发布和１９０８年反妇女选举权同盟的建立为标志，反妇女选举权运动开展起来，双方势均力敌，展开了三十多年的拉锯战。
在妇女选举权运动和反运动的对抗中，中产阶级女性均扮演了重要角。一方面，这个体是为女性平等事业而奋斗的急先锋，推动了多方位的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在反妇女选举权运动中，曾为女性
权益代言的部分中产阶级女性作家却反对女性参政，由于这批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女作家在女性读者、乃至整个社会中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因而推动了反选举权运动的开展；除了公开表明对女性选举权投反对票外，以玛丽·沃德、伊莱莎·林顿等为代表的职业作家们通过发表小说和新闻评论来阐述她们对女性权益的看法。她们不以社会改革派人士自居，而是声称自己代表普通女性，在作品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诠释敏感复杂的两性关系和妇女问题，对社会舆论施压，为反女性参政运动培养了大批潜在
支持者。
［１］（Ｐ３０１）
一、女性读者市场的繁荣
１９世纪女性读者市场逐步走向繁荣，与以下两种发展趋势相吻合：一是女性教育扩张，各阶层的女性识字水平都在显著提高，女性读者比例大幅提升；二是纸张的生产、印刷和发行成本的显著降低使廉价出版成为可能，出版业的繁荣为通俗小说的流行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女性也更容易接触到各类文学作品和流行新闻。据统计，１９世纪中期时至少出现了８种不同类型的女性杂志，杂志内容涉及何为合格的女性、或是成为一
名出的女性意味着什么；［２］（Ｐ１）
用字母表示数教学设计
１８００～１９００年间，市场上出现了上百本新的女性杂志；
［３］（Ｐ１２２）１８９４年，在流动图书馆的施压下，出版社停止发行成本较高的三卷式长篇小说，取而代之的是便宜的单行本小说；同一时期，公共图书馆开始提供免费借阅服务；女性图书管理员和单独的女性阅览室的出现也进一步鼓励女性读者走进图
书馆。
［４］（Ｐ１７１～１７４）这一时期，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都为女性读者们提供了大量的阅读素材，但女性作家的小说作品对同性的影响更为显著。首先，女性作家更了解同性体的特质和需求，她们承担着女性的顾问、支持者这样的双重角，尤其对于年轻的
女孩来说，女性作家的影响性不亚于准母亲。［５］（Ｐ７８）其次，女性作家偏爱小说在表达方式上的自由，乔治·艾略特就视其为女性最能适应的体裁，因为“没有哪一种艺术比小说更能自由地突破苛刻的条条框框”，［５］从语言运用、情节设置、篇幅安排来看，小说最适合阐释女性文学的常见主题，如父权社会下女性所受的压制、日常生活中的详尽细节、女性的成长经历及心理历程等；加之女性读者心思细腻、容易情绪化，她们更可能受小说的吸引和影响。在读者体中，中产阶级女性有较多的闲暇时间用于阅读，因而她们更可能受到女性小说家作品的影响。另外，社会倾向于认为女性品行的提高离不开精心培养，适当的阅读内容和语境符合女性教育的需求，这也为女性作家们提供了创
作动力。
腾讯网迷你首页二、女性作家的反参政主义小说
小说写作是对可见的社会变化的一种主观反应，小说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反映和塑造读者的品味。因此，反参政主义女作家们通过创作来阐述自己对女性职责的理解，从而影响女性读者体。当时的舆论认为，理想女性读物需要反复灌输良好德行的必要性以及奉献精神对家庭生活的重要性，这涵盖了基督教信仰和纯洁、无私、关心他人、顺从等女性美德的要素；相反，不合适的女性读物中包含了诱导女性品行堕落的情节，反参政主义女性作家将女性过多干涉社会政治领域视作一种危险的行为，并在作品中呈现这种越轨行为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玛丽·沃德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期英国文坛的一颗明星，她极具创作热情，几乎每年都有一部作品问世，共创作了２５部文学作品、２部自传、６部纪实作品，并在当时的重要报纸、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作品中有多部小说在英美两国大获成功。她创作的《罗伯特·埃尔斯米尔》被誉为“整个１９世纪最畅销且最优质的小说”，［６］（Ｐ５３９）小说第一年在英国销售了４万册，刚在美国出版时，销售量高达１０万册，并于１８８９年突破了２０万册。［７］（Ｐ１０２）与大部分女性小说家相比，玛丽·沃德的突出特点是她对严肃话题、尤其政治问题有浓厚兴趣，其小说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变迁、改革的潮流，其中也不乏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她的作品受广大中产阶级女性读者欢迎，甚至吸引到了庞大的男性精英体。
在参加反妇女选举权运动期间，玛丽·沃德创作的两部小说都涉及妇女参政问题。《黛安娜·马洛里的考验》诞生于１９０８年全国妇女反选举权同盟成立期间，小说在英美两国都大获成功。女主人公黛安娜即将与自由党议员奥利弗·马尔舍姆订婚，但奥利弗却担心女方母亲曾犯下的意外谋杀罪会影响自身前途，他的妹妹伊莎贝尔也极力搅黄这门婚事。沃德有意塑造了黛安娜与伊莎贝尔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角，前者温柔贤淑，热衷探讨如何维护大英帝国的稳定秩序；后者一出场就留着一头红发、戴副眼镜，经常参加妇女选举权运动。作者借书中一位资深政治家口吻评论道：“伊莎贝尔正是那种奇怪而现代的女性，她对政治分歧的狂热已经影响到了私人友谊，甚至影响到了男女之间最亲密和最神圣的关系。”［８］（Ｐ９３）小说末尾，奥利弗仕途不畅大受打击，黛安娜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算是为母亲赎罪。作者企图说明女性气质和良好品行如果得到充分发挥，会比女性的政治信仰产生更大的作用。《迪莉娅·布兰奇弗劳尔》诞生于妇女激进参政组织的暴力行为升级期间，沃德在小说中对妇女参政主义采取的激进手段进行了强烈批判。迪莉娅是一个富有、美丽的孤女，受狂热的妇女参政支持者格特鲁德的蛊惑，她加入了示威活动，间接导致纵火袭击案发生，摧毁了都铎王朝的豪宅并使一名残疾儿童丧生。书中另一幕场景是迪莉娅在帮助一名被困在街头暴力游行示威的老太太时，自己也不慎受伤，不得不等待男性将她从现场救出来。沃德试图说明，女性越是被剥夺了权利，就越显得女性化。最终，迪莉娅在监护人马克·温宁顿的劝导下才意识到，正是极端妇女参政主义导致自己品行堕落，她放弃参加伦敦街头的激烈参政示威活动，转而回到乡村家中去照顾生重病的女佣，最终逐渐恢复了内心的平静。玛丽·沃德一贯认为政治行为和个人生活选择是密不可分的，错误的政治行为是堕落
的个人生活选择造成的恶果。马克引导迪莉娅重新走上正途的关键是介绍她加入慈善活动，全新的个人选择让她重新感受到自身价值；马克反对妇女参政和激进女权主义，但他认可应适当增强女性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这也代表了沃德的观点。在小说的末尾，玛丽·沃德写道：“迪莉娅的余生将继续与那些对妇女发出的专横的召唤做斗争；在时代更迭之际，格特鲁德及其同僚会用徒劳的暴力来响应变革，但更有耐心和智慧的下一代终将到合适的方式。”［９］（Ｐ４１１）有文学评
论家指出，沃德笔下的女性美丽却脆弱，“她们像小女孩一样跺着脚、用精致的拳头捶打砖墙，一个个被不可动摇的男性机构打败了”。［１０］（Ｐ２８９～３００）在诸多反参政主义女性作家中，夏洛特·扬格作品中的女性命运多舛，需要面对经济困难、野心受挫、丧失亲人等难题，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扬格既不过分宣扬对婚姻和母亲身份的渴望，也不赞同女性对社区工作投入过多；她鼓励年轻女性适量参加有意义的活动，在母性角和社会角中维持平衡，而即便是在她的小说中，这种高度理想化的女性角也非常少。［１］（Ｐ８７）伊莱莎·林顿、玛格丽特·奥丽梵在小说中探讨了女性在公私领域中的个人生活选择，有热情和雄心的女性角往往受家庭限制而感到沮丧，最终重归平静、接受现状。玛丽·沃德和伊莱莎·林顿在小说中都探讨了理想化的女性，她们通常是贤妻良母，身上具备女性端庄、文雅、有品位、无私的特质，但又不软弱、一味依赖他人；同时，她们利用自身良好的公共影响力来服务他人，而不是满足个人抱负。［１０］（Ｐ２８９～３００）
三、女性作家的反参政主义新闻评论
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反参政主义女性作家们将新闻评论视为政治运动的重要阵地，她们在报纸上回复通信来函，在杂志期刊上发表文章。最初，发行量较大的几份主流期刊上刊登了有关妇女的社会、家庭角的辩论结果，如《两月刊》《威斯敏斯特和当代评论》《布莱克伍德和麦克米伦杂志》；１９世纪下半叶，《星期六评论》成为发表反女权主义观点的主要平台。在世纪之交，表达支持和反对女权主义的专刊都涌现出来，较有影响力的包括玛丽·沃德创办、全国反妇女参政同盟出版的月刊《反参政评论》，莉迪亚·贝克的《妇女选举权杂志》，多拉·马斯登的《自由女性》。多名女性作家通常先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虽然她们在小说中可能会对女性参政问题进行模糊处理，但在新闻评论中，她们直抒胸臆，勇于争夺话语权。
自１８３２年英国掀起妇女选举权运动开始，玛丽·沃德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活跃在反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前锋，她的反对力度也随着妇女激进参政组织暴力行为的升级不断加大。１８８９年６月，她发表了《呼吁反对女性获得选举权书》，较为完整地阐述了她的反对理由。首先，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社会风俗习惯决定了男女之间不同的分工及活动领域，政府、国家要务、军事活动、工业生产等不适合女性，女性应当在诸如家庭、道德等重要领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承担责任。第二，女性获得选举权意味着女性要涉足政治领域，过多干涉公共领域会导致女性道德堕落，这会为家庭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国家政治生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女性无法培育后一代，也会削弱国家后备道德力量。第三，即便女性没有获得投票权，她们依然是有价值的公民，依然会为社会做出贡献；另外，过
去那些压迫女性的不平等法律条款已通过现存的法律机构得以修正，这些成果是通过男性主导、女性间接实施影响而实现的，因此，女性没必要拥有投票权。第四，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女性参政会破坏社会进化的稳定。玛丽·沃德还在文末强调，女性和男性应该联合起来，发挥各自的才能去实现共同目标，切忌因选举权的问题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分歧。在她的影响下，儿子阿诺德·沃德也在下议院积极筹划反对女性获得议会投票权，女儿也参与组织了多起反女性选举权的会议。
玛丽·沃德作为畅销小说作家的影响力和这篇论述清晰的檄文，让她很快成为反女性参政运动的一面旗帜。１９０８年７月，全国妇女反妇女选举权同盟在伦敦成立，沃德成为同盟的实际领导人。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立即表态支持，激励同盟的成员要积极对抗妇女选举权的支持者，以牙还牙。［１１］（Ｐ１１９）同年，沃德创办了《反参政评论》，发表大量文章呼吁女性和男性坚守各自的领域，女性应该维护道德的力量。沃德的反女性主义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仅用一年时间就将同盟会员发展到了１５０００人，并在全国设立了１１０个分支机构；在反女性选举权请愿书上签名的人高达３２万，远比女性选举权同盟所争取到的多。［１２］随着社会矛盾的升级，她再次强调复杂的社会问题应该由经验丰富、有专业才干的男性来解决，而没有政治经验的妇女不该对此指手画脚，应该给男性们创造一个能充分施展能力的空间。［１３］（Ｐ７８１～７８８）
夏洛特·扬格身兼数职，她既是编辑、记者、畅销小说家，又是女性友好团体、母亲联盟的母性改革的推广者，对女性读者的潜在影响无人能及，每发表一篇新闻报道都备受关注。她在《月刊》发表的大
量宗教和教育新闻中，逐步渗透了她的反选举权理念和对妇女问题的保守观点。
１８７６年，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坚定的反参政主义立场，她将之前发表的大量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了《女性》一书。该书一改杨格往日内敛的文风，采用了强硬的措辞，在开篇就称：“我毫不犹豫地宣布，我完全相信女人低人一等，但我不认为这是女人自己造成的……女人是作为男人的伴侣被创造出来的，在伊甸园中，女人是第一个失败品。”［１４］（Ｐ１）这番强烈措辞在当时社会上广为引用，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除此之外，扬格鼓励那些希望服侍上帝的女人到更广的社会空间中作贡献；单身女性尤其需要职业，她鼓励她们在日益丰富的慈善和教育活动中谋职。《女性》的大部分内容聚焦于警告女性行为不要偏离规范、不去承担家庭职责和女性职责，女性可以通过家务和生养后代提供真正合适的服务，从而获得满足和快乐；该书用好几章的篇幅讲述了女人不同人生阶段中在家庭生活的不同方面。扬格写道：“坐在女士委员会主持会议、听讲座、参加工作日服务等，对女人来说都不是至关重要的，不疏远丈夫儿子、保证炉边总有人迎接他们、不让女儿受陌生人教育塑造，这才是女人该做的。”［１４］（Ｐ４）和夏洛特·扬格的低调行事风格相比，伊莱莎·林顿喜欢高调行事。她是英国第一位领取固定薪水的女记者，于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间担任《晨报》的工作人员，还曾在巴黎做过多年驻外记者。四十年间，林顿发表了上千篇文章探讨女性的问题。与玛丽·沃德克制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林顿极尽讽刺刻薄，例如，６０年代她在《周六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时代的女孩”的文章，抨击年轻时尚女性的外表、行为不够端庄，会让人联想到。［１５］７０年代时，她发文称
富裕阶层的妇女沉溺玩乐，导致道德堕落、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职责，这些文章很快引起关注，并以书籍形式整理成册再版。１８８６年，《国家评论》刊登了名为“未来女性至上”的评论对女性参政进行全面抨击，［１６］（Ｐ３）林顿立刻回应称自己担心男女之间的界限在变得模糊不清。林顿始终认为，女性参与政治活动会威胁到她们履行婚育职责，她认为社会净化运动不够彻底，并列举了大量女性行为不够谦逊低调的例子；她在《两周评论》上发文抨击女性高等教育改革，［１７］（Ｐ４９８～５１０）谴责女性在职业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抱负是不恰当的，争取政治权利更是非分之想。林顿担心议会选举会通过立法使女性失去性别，这不仅危及国家事务，而且使女性萌生了去模仿男性的灾难性欲望，这既对个人造成了无限的伤害，也会使整个女性体溃烂。林顿严厉批评了那些具有男性气概的女人，说她们企图控制政府、破坏幸福家庭，声称身居要职的女性有特定的恶习。１８８９年，林顿接连发表３篇文章，分别名为《作为政治家的疯女人》《作为社会分子的疯女人》《疯女人游击队》。猛烈抨击女性参政等同于对英国种族去势，这标志着她反妇女参政言论的高潮，她一度被视为有厌女症。［１８］［１９］［２０］同年，她在《国家评论》上发表文章称，“明智的外交与家庭美德无关”，“由于女性富于同情心，因此她们无法对政治作出冷静且公正的概述”。［２１］（Ｐ５５７～５９２）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间，林顿重申妇女解放是对英国社会和大英帝国的攻击，更是对文明的攻击。
真实性故事与其他女性作家相比，林顿对妇女参政制度中的“性政治”的关注要更为持久，她以一贯的尖锐口吻把
支持选举权的观点驳得一无是处，一方面，妇女参政论者嘲讽她的极端和保守，另一方面，反妇女参政论者虽然不完全赞同林顿的做法，但又欣慰地发现她的犀利言论在辩论中起到了干预作用，对一些摇摆不定的女性极具说服力。林顿不像其他女性在文章中对性元素避之不及，反而将女性在公共领域承担的角和她们在婚姻生活、性行为中的亲密程度联系在一起。她深谙媒体经营之道，知道愈是大胆、富有争议的言论愈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公开描述并谴责罪恶具有巨大的商业吸引力。这种敏锐的媒体意识不仅得到了赫伯特·斯宾塞等知名男性作家的认可，更是让大量编辑看到了商机，争相刊登林顿的文章以谋求关注、赚取利润。林顿风格鲜明的新闻评论再次激起了男性对女性参政的强烈反对；其次，相较于玛丽·沃德循序渐进的方式，一些顽固的反妇女参政主义女性更倾向于支持林顿。然而，由于言论过于极端，妇女参政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和林顿保持一定距离；尽管她在１８８９年的《呼吁反对女性获得选举权书》上签名，但没有任何一位改革家将她视作未来的合作对象。
职业作家兼辩论家玛丽·科雷不如林顿高产，但同样喜欢用夸张的修辞来阐述反参政主义理念，文章在英美两国的报刊杂志上广泛传播。科雷不仅探讨女性问题，她还深刻批判了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包括神职人员渎职、媒体追求轰动效应导致报道失衡、社会道德堕落等。［２２］她认为女性生活中不如意的改变与其说是社会退化
的成因，不如说是结果，只有适当恢复女性的影响力，才能对整个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繁荣或厄运都掌握在妇女手中，她们塑造了男人，也培养了儿子的品性。性别差
师生关系异论是科雷反对女性进入政治领域的主要理论依据，她认为女性可以在专业领域内取得进步，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来施加公共影响，但不能为了进步而模仿男性。１９０７年，她出版了一本四十多页的反选举权小册子，呼吁所有母亲们“不要用天生的女性气质换取政治上的一团乱麻”［２３］。
女性作家们虽然没有在反妇女选举权运动中联合起来，但她们具备敏感的新闻意识，充分利用媒体资源的宣传价值，通过话语影响舆论并为反妇女参政提供正当理由。如果没有她们发表的大量文章，反选举权运动就会欠缺一支重要力量，失去与妇女选举运动抗衡的舆论阵地。然而，随着２０世纪的到来和妇女参政论者队伍的日益壮大，读者对女性主义者的作品的兴趣渐渐高于反女性主义者，［２４］林顿和沃德都不得不面对她们作品的销售量直线下滑的事实。［２５］
四、女性作家的先锋性与保守性
知名的反选举权女性作家们无一例外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现代性和先锋性，她们在长期由男性统领的文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本就冲破了家庭领域对女性的桎梏。她们事业独立，经济自主，在社会公共领域有话语权，但深受性别观念的压制，意识不到赋予女性参政权对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何等重要。可以说，反选举权女性作家们是先锋性与保守性结合的矛盾体。
玛丽·沃德仅仅凭借《罗伯特·埃尔斯米尔》一书每年产生的４０００英镑版税，就成为了当时最富裕的作家，早早实现了财务自由，并支撑起整个家庭重担，但她从未在小说中塑造过独自养家的女性角
，也不鼓励自己的女儿有一番作为。另外，沃德鼓励大学向女性开放、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却不让自己的女儿接受高等教育。
另一点有趣的现象是，除了玛丽·沃德的婚姻较为幸福，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作家大多保持单身或婚姻不幸。夏洛特·扬格终身未婚，一方面，她坚决拥护婚姻制度，坚信婚姻有助于培养女性品质；另一方面，她认为未婚老姑娘同样对社会所需的母性主义做出了有益的奉献。伊莱莎·林顿晚婚且婚姻失败，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和丈夫分居。玛丽·科雷成年后长期与一位女性朋友生活在一起，几段异性恋关系均以失败告终。维达晚年独居国外，和自己的宠物们生活在一起。其他几位影响力稍弱的女性作家还包括克里斯特贝尔·柯勒律治、小说家碧翠丝·蔡司等，这些女性终身未婚并保持自立，但她们却倡导读者过依赖家庭并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
从个人经历来看，反选举权的女性作家们自身和她们作品中宣扬的传统女性美德是矛盾的，她们作品中的话语体系和现实的话语体系产生了错位。她们在小说中会直接赞扬保守的价值观，但更多时候是通过人物越轨行为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来进行规劝，然而，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其作品呈现的说教意图是割裂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反妇女参政的女性作家们在政治上持相对保守的态度，但并不意味着她们对女性权益不闻不问。玛丽·沃德一直是女子高等教育的积极推动者。她曾担任牛津大学第一女子学院萨
默维尔学院第一届委员会秘书，曾努力呼吁大学向女性开放，鼓励女性积极接受教育。在慈善事业方面，沃德多年来一直用自己的写作收入扶持各项慈善项目，［２６］（Ｐ１０３）例如，１８９７年她出资创办了救助诚实贫民的福利院，１８９９年资助成立了残疾儿童学校，她一直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去帮助弱势体，就连妇女参政权同盟领袖福西特夫人都称赞玛丽·沃德是个热心慈善事业的实干家。
社会改革家奥克塔维亚·希尔在１９１０年给《泰晤士报》写信宣称自己反对女性获得选举权，除了偶尔发表文章倡导女性在议会政治框架之外工作，她几乎回避参加任何公开的政治活动。希尔毕生致力于改善穷人及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１８６９年，全国性慈善组织协会成立，希尔是协会创立者之一。她强调穷人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在她的带动下，慈善组织协会创造了“生活环境调查法”，对申请救济的人展开调查。希尔认为探访者需要真正了解穷困家庭的情况，了解越多，帮助越到位。探访者会对申请者的住家展开突击式走访，核实实际情况是否符合救济条件，搞清楚他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帮助。希尔还对慈善组织的女性志愿者进行会计技能的培训，鼓励她们为组织工作。在她的努力下，探访从过去纯粹的慈善意义转而具备了现代社会工作的意义；同时，慈善组织的探访更加合理、科学，既避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