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约在西周初期正式⽴国。由于楚国历史悠久，国⼒强⼤，⽂化发达，所以在南⽅⾃成⼀⼤政治⽂化的中⼼，它不但在⽣活习俗、语⾔传统与中原各诸侯国有⼀定差异，⽽且在政治机构、职官分设上也都⾃成⼀系统，与中原各国有所不同。 楚国简介
楚国，⼜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个诸侯国。楚国祖先族姓芈，熊⽒。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 楚之先祖出⾃帝颛顼⾼阳⽒。⾼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也。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的⽕正（⽕官），主管天⽕与地⽕，能光融天下，帝喾命⽈祝融（祝，⼤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今河南新郑⼀带）。吴回之⼦陆终，⽣有六⼦，幼⼦⽈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季连之后⽈鬻熊，是周⽂王的⽼师，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楚⼦（意为楚地的⼦爵）。
f检验《战国策·楚策⼀》“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五千⾥。”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
今⼗⼀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剧烈变⾰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向⽡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五千⾥”的战国时代最⼤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所形成的⼤范围内的民族融合，⽆疑是使楚国充满⽣机和活⼒的⼀个重要原因。
特殊的爵制
楚国的爵秩制度，没有中原侯国的卿、⼤夫等名称。在春秋三传中，未见楚国有卿的记载，只是⼤夫偶有出现。《穀梁传·僖公四年》明确说“楚⽆⼤夫”，⽽《公⽺传》则在⽂公九年（前618年）说“楚始有⼤夫”。这⼤概只是模仿中原国家爵秩的名称⽽已，其实与中原的卿、⼤夫等级不相同。
楚国⾃⼰的爵秩是战国时期出现的，最尊贵的爵位是通侯、执珪。《吕⽒春秋·异宝篇》说：楚国通缉伍员时曾宣布奖励办法：“得五（伍）员者，爵执珪、禄万担、⾦千镒。”《战国策·齐策⼆》记载：齐王使者陈轸问楚将昭阳：“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说：“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战国策·东周策》记载秦攻宜阳，赵累对周君说：“君谓景翠⽈：‘公爵为执珪、官为柱国，战⽽胜，则⽆加焉矣；不胜，则死’。”这些记载都说明执珪是楚国最⾼的爵位。⼜据《战国策·楚策⼀》说，楚怀王
⼗六年（前313年），楚与秦战于汉中，楚国的“通侯、执珪死者七⼗余⼈。在⼀次战役中就死了七⼗多个通侯、执珪，可见楚国的最⾼爵位的授予没有受⼈数的限制。楚国的爵秩制不象中原各国那种贵族世袭制，⽽是⼀种军功性质的爵制。上述昭阳回答陈轸破军杀将⽽封官爵之事，就可证明这⼀点。
楚国的官爵为什么与中原各国不同呢？《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的⼀句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说明楚国地处江汉以南，⽣活习惯都有⾃⼰的特点。楚国官爵名称虽然不同于中原，但在职官的分设上⼜与中原各国⼤致相同，也是分成中央和地⽅两级政权机构。 乘车
中央官
楚国中央政权的职官，在春秋早期只有莫敖这⼀官称，《淮南⼦·修务训》有“莫嚣⼤⼼”。莫嚣就是莫敖。这时期的莫敖，⼤概相当于⼤司马的职称。楚武王四⼗⼆年，莫敖屈瑕带兵伐罗，因骄纵轻敌，打了败仗、畏罪⾃杀，⾃此以后，莫敖的地位开始下降。楚国⼜另设⼤司马、右司马、左司马、莫敖的地位降⾄左司马以下。《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领兵攻打随国，病死路上，“令尹⽃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惧，⾏成”。这时的莫敖地位已在令尹之下了，《左传·襄公⼗五年》记载，楚康王任命职官时，以“公⼦午为令尹，公⼦罢戎为右君，⼦冯为⼤司马，公⼦橐师为右司马，公⼦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莫敖已降到第六位了。《战国策·楚策⼀》载楚威王问莫敖⼦华：“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爱社稷者乎？”⼦华历举楚国不谋私利，竭诚为国的优秀执政官。可见⼦华对
楚国历史是⾮常熟悉的。这是战国中期的事。这时的莫敖似乎已不掌实权，只备王顾问的闲职⽽已。代替莫敖执政的是令尹。
令尹
“令尹”这⼀官称⾸见于庄公四年（前690年），为楚武王五⼗⼀年设置。《史记·楚世家》载，陈轸对昭阳说：“令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可见令尹这个官是楚国最⾼级的官称。此后，令尹以次相授，⾄战国时还保存这个官名。《淮南⼦·道应篇》、《说苑·指武篇》都记载了吴起官⾄令尹，⽽《史记·吴起列传》则称吴起“相楚”。此外《史记·楚世家》说：“考烈王以左徒为尹令，封以吴，号春申君”。《春申君列传《说：“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这是以楚官制⽐拟中原官制，说明了楚令尹相当于中原官制的相。《韩⾮⼦·存韩篇》载李斯上韩王书说：“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先攻荆，荆令尹患之。”这件事已在战国末年，此时楚国的执政官还是令尹。令尹⼊治民政，出为将帅，掌握了全国的军政⼤权。楚国令尹可以考查到出⾝的⼈，除了楚⽂王时的彭仲爽是申国⼈，楚悼王时的吴起是魏国⼈之外，其他都是王族⼦孙。令尹虽是⾼官贵⾂，权倾内外，但⼀旦犯罪，也⼀体诛戮，不在法外，不可宽宥。如⼦⽟因兵败城濮⽽被杀，⼦上因回避与晋军交战⽽被杀，⼦⾟因贪财好利⽽被杀，⼦南因权势过⼤⽽被杀，⼦重因轻吴⽽失败，虽未被杀，但⾃知有罪，忧虑⽽死。
令尹的辅助是左、右尹。这官名在随县曾侯⼄墓中出⼟的战国初年⽵简有了记载。
司马
令尹之下是司马，《左传·襄公三⼗年》说：“且司马，令尹之偏，⽽王之四体也。”可见司马在楚国权位也是很重的。司马这⼀官称在楚国出现较晚，楚成王三⼗三年（前634年）司马⼦西领兵伐宋，这是第⼀次在楚国出现这个官称，可能受到中原国家影响才设置的，司马主管军事，战时带兵打仗，平时掌管军赋和军队装备。楚庄王时，令尹屈建曾使司马掩整顿全国军赋，清点仓库武器数量，掩便对国⼟重新进⾏丈量，按⼟质地形不同分为九等，依其收⼊情况，定出全国可出战车、战马及各种兵器数量，然后上报给令尹屈建。丈量⼟地、制定赋税，这在中原诸国是司空的职责，⽽楚归于司马。所以楚国没有司空这⼀官称。 左徒
左徒是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其地位相当重要，伟⼤爱国诗⼈屈原，在楚怀王时官居左徒。他“⼊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受到怀王的信任，权重⼀时。考烈王时，黄歇由左徒升为令尹，封于吴，号为春申君。左徒这个官称的来源可能与司徒这⼀官称有关。春秋时楚国本有司徒，掌管民⼯徒役。楚国设官时常在⼀官之下设左右两个助⼿。“左徒”或许就是司徒的助⼿。楚⼈有尚左的习掼，所以到战国时左徒地位上升⽽成为要职。司徒在中原各国都是⾼官要职，如鲁国季孙⽒为司徒，长期控制鲁国⼤权。楚国左徒屈原、黄歇的地位，与中原各国司徒⼤致相当，这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的官制有逐渐靠近中原各国的趋势。
司败
司败，掌管刑罚狱讼的官称。《左传·⽂公⼗年》，城濮之战后，⼦西⽈：“⾂免于死，⼜有谗⾔，谓⾂将逃，⾂归死于司败也。”《论语·述⽽》云：“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左传·定公三年》云：“⼦常归唐侯，⾃拘于司败。”可见，楚、陈、唐三国都有司败这⼀官称。“⾂归死于司败”与襄公三年晋魏绛⽈：“⾂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请归死于司寇”⽂意相同，可见司败即中原各国的司寇。
工作辊以上所述是中央的政务官，还有⼀些是属于事务性质的职官，主要是指在国君周围为楚王服役的官吏。这类官吏的设置⼤致与中原各国相同。
师、太师
师、太师，是负责对王⼦管教的职官。楚穆王为太⼦时，他的师傅是潘崇。穆王即位后，就尊潘崇为太师。太师本⽆实权，潘崇因帮穆王出谋献策，对穆王上台起了重要作⽤。穆王为了感谢他，就让他掌管王宫的警卫。官为“环列之尹”。屈原曾担任过的“三闾⼤夫”，这是中原各国所没有的，是楚国特有的职官名称，掌管王族昭、景、屈三姓⼦弟的教育。这与晋国的公族⼤夫专掌对卿族⼦弟管教的职能相同。
史官
史官称左史，《左传·昭公⼗⼆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是良史也，⼦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索》、《九丘》’。”这个官称与中原御史的职能相似。专司占⼘吉凶的官称⼘尹，也称⼘师，是⼤夫⼀级的官称。《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楚平王对帮他夺得王位有功的⼈进⾏封赏时说：“召观从，王⽈：‘唯尔所欲。’对⽈：‘⾂之先佐开⼘。’乃使为⼘尹。”楚国官称以“尹”为名的极多，除政务官令尹，左右尹外，还有乐尹、宫厩尹、芋尹、陵尹、清尹、连尹，等等，这些“尹”前⼀、⼆字，当是指掌管的事务或地点。如观从受命的⼘尹，就是掌管占⼘的事务官。⼜如楚昭王时钟建为乐尹，就是掌管殿廷乐律的官员。宫厩尹就是为楚王掌管养马之事。
司宫
从生活中学习写作
楚国中央事务官中还有⼀种管理后宫的官，称为司宫，由阉⼈充任。《左传·昭公五年》记载：公元前537年，晋韩起、叔向到楚国送⼥，楚灵王想侮辱晋国，“朝其⼤夫，⽈：‘晋、吾仇敌也，苟得志焉，⽆恤其他。今其来者，上卿上⼤夫也。若吾以韩起为阍，以⽺⾆肸（叔向）为司宫，⾜以辱晋，吾亦得志矣，可乎？”灵王想对叔向加以宫刑，让他作司官之官。灵王的荒谬主张遭到⾂竭⼒反对才作罢。
郡县制的建⽴和地⽅政权的职官
楚国是最早设县的国家之⼀，在春秋初期就把兼并得到的地⽅建⽴县，春秋中期以后，新建的县就逐
渐多起来。春秋末年，中原的晋国在推⾏县制后⼜设⽴郡。战国时楚效法三晋，也建⽴郡。《战国策·楚策》云：新城公⼤说，乃为具驷马乘车五百⾦之楚。城浑得之，遂南交于楚，楚王果以新城为主郡。
《史记·樗⾥⼦⽢茂传》记载，楚怀王想以⽢茂为相⽽问于范蜎，范蜎回答怀王的话有⼀句说：“故楚南塞厉门⽽郡江东”。《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276年楚曾经“复取秦所拔我江旁⼗五⾢以为郡拒秦”。《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前248年，黄歇以“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可见楚在战国中期以后，为应付封建兼并战争⽽在强国交界处设⽴了不少郡。
县公
县的长官称县公，《左传·宣公⼗⼀年》载，楚庄王责备申叔时说：“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以诸侯讨⽽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独不庆寡⼈，何故？”可见春秋时期楚初建县，就以县公为⼀县之长官，后来也有称县尹或县⼤夫的，其下设县司马，掌⼀县之武装⼒量，有如后世的县尉。《左传·昭公⼆⼗年》载，楚平王想杀太⼦建，就派城⽗司马奋扬去执⾏刺杀任务，就是因为司马是执掌兵权的武职官。
楚国县的⾏政长官由中央任免，⼀县的军事⼒量和财政收⼊由中央统⼀控制，遇有对外作战，县军队由中央统⼀调动。
到战国时，楚国模仿中原的地⽅建制，在县上设郡⼀级，郡的长官由中央派遣武官镇守。如《战国策·楚策⼆》载，楚⼤司马昭常防守楚的东地边郡时，曾对齐使者说：“我典守东地，且与死⽣，悉五尺之六⼗，三⼗余万。”县的长官称令，这是秦在商鞅变法时所设置的官称。县的长官由中央任免。《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为令尹时，曾任命当时著名的学者荀⼦为兰陵县令。
在县的下⾯，还有更低⼀级的乡⾥组织。战国后期，楚国有个隐⼠名叫鹖冠⼦，他曾设计了⼀套五家为伍，⼗伍为⾥，四⾥为扁，⼗扁为乡，五乡为县，⼗县为郡的地⽅组织系统。但这套系统不见于楚国的⽂献记载，未能说明其实施情况，或许只是个⼈的设想⽽已。
桥头堡论坛总之，东周时期官制的变化，我们可以⽤⼀句话来概括，即由王宫⼤⾂及⾂仆式的官吏，向司民、司军、司政的官吏的转变，最突出的是司徒、司马、司空“三司”官逐渐受到重视。春秋时期，王宫中⾸领太宰的地位相当重要，如僖公九年（前651年），襄王派孔宰代表周王朝把祭⾁赐给齐桓公；隐公⼗⼀年（前712年）鲁国“⽻⽗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鲁国本⽆太宰官，⽽⽻⽗求“太宰”的意思是想得到最⾼的执政官。这都可以看出春秋初期太宰的地位相当重要。春秋中期，太宰（冢宰）有如后世的“三公”，仅仅是⼀种尊称，⽆实际权⼒，地位已经下降了。如成公⼗年（前581年）楚太宰⼦商，仅是⼀般使者，成公⼗五年（前576年）宋向带为太宰，位在六卿之外，襄公⼗⼀年（前562年）郑太宰⽯，
宰⼦商，仅是⼀般使者，成公⼗五年（前576年）宋向带为太宰，位在六卿之外，襄公⼗⼀年（前562年）郑太宰⽯，仅充副使出使楚国。但是吴国较后进，所以太宰之职尚居国政之重要地位。⾄战国，中原各国先后置相为执政官，太宰之称渐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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