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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盛事,构成了中华民族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篇章。郑和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也即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率领庞大的船队，前后七次下西洋，远航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发展航海事业，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促进睦邻友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去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六百周年，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各种形式隆重纪念郑和这一伟大的航海家，缅怀郑和开创的七下西洋航海伟业，郑和及其领导的举世无双的七下西洋壮举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瓜绢野螟
一 郑和为何下西洋痰浊
郑和为何下西洋，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关心的问题，至今也无统一的说法。至今已有十来种看法。我们只说几种主要的看法。
清初人修《明史》，在郑和的传记中，沿用明朝人的说法，说明成祖怀疑建文帝逃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将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归结为两条，就是为了寻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和在西洋各国显示武力炫耀明朝的强大。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学界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就较为热烈，不少人赞同《明史》的说法，而且还有人将郑和下西洋描述为政治性的殖民事业。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如著名明史专家吴晗认为，郑和下西洋是要以“经营国际贸易”收入来解决国内经济困难。与此看法大体相同的是另一史家童书业，但他认为郑和下西洋有“贸易性质”，却不主张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使命就是为“经营贸易”。即使认为下西洋有国际贸易成分的梁方仲也强调，“此时贸易的性质，差不多完全限于朝廷的玩好上的要求，采购的货物多是珍宝奇异一类的高级奢侈品，并非由于一般人民的生活上的需要。所以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事件，如从国际贸易上观察，不过是朝廷的大批购买海外宝物而已。” 到了 40年代，李士厚、刘铭恕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帮助以满剌加为首的南洋一带的回教国同盟来反抗爪哇帝国的统治。这可以称为建立回教同盟说。
到50年代后期，陈得芝撰文认为，郑和下西洋应担负有两重任务，进行了两方面的活动，
这就是，一方面是为恢复和发展明朝与海外诸国的外交、贸易关系，以巩固和扩大明王朝的统治和提高国家地位，另一更重要的方面则是适应发展海外贸易的客观要求，用国家力量去大力进行，以专擅其利源。有人则认为郑和下西洋为贯彻明初国防政策。周钰森著《郑和航路考》一书，辟有《郑和航海之真实原因》一章，认为郑和航海的原因，并不如《明史·郑和传》传文之“简单及不着边际。所谓‘纵迹惠帝’与‘耀兵异域’，应解作‘纵迹惠帝为名，贯彻国防政策为实’，方可与事实相符”。又说“此种大规模之军事行动，岂仅寻访一失踪已久之惠帝而已哉”，而“所欲寻访于外者，实为一切足以危害明代国防之势力也”。这种势力就是故元后裔的帖木儿帝国、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南洋亡命。为了打击这些势力，成祖派遣强大之师，以应付纷乱莫测之事变。因此，郑和航海的真实原因，“为欲贯彻明初皇室之国防政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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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有人认为郑和之下西洋，重在加强文化交流。方豪指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重在宣扬中国的文化，维持并保障东南亚的和平秩序”。徐鳌润更认为，从郑和自称其使命是“敷宣教化于海外”，与费信所言“扫胡元之弊习，正华夏之彝伦，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及船队活动的内容来考察，都说明郑和出使旨在加强文化交流。
到80年代，为纪念郑和首次下西洋580周年，2005年，为纪念郑和首次下西洋600
周年，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两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总体上说，已无多大新意。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三种看法。一是长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郑鹤声、郑一钧父子，主张应分阶段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认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东南亚沿海诸国之间，建立一种国际和平的局势，并为下一步向东南亚及南亚以西的远航建立中转站；后四次则是在此基础上着重发展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谊，相互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二是陈尚胜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政治与经济目的，也有海防方面的意图。三是施存龙认为，郑和下洋，海上宣威，主要意在镇慑在沿海骚扰的倭寇（明朝人将活动在沿海的日本浪人称为“倭寇”）。
上述各种看法。都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或原因作了有益的探讨，然而似乎都还缺乏充足的说服力。在笔者看来，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断定郑和下西洋系何性质，应该结合明初的历史实际，考虑明初的国内外背景，考察明初统治者特别是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的外交总方针和总体指导思想，还要结合郑和历次下西洋期间的所作所为。
《明史》之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建文帝，是基于这样的说法，即明成祖以举兵反叛的手段夺得帝位后，惟恐建文帝尚活在人世，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于是永乐五年（14
07）派户科给事中胡濙以寻访仙人张三丰为名，在国内各地暗中访查建文帝，直到永乐十四年才回朝。永乐十七年，成祖又派当时升为礼部左侍郎的胡濙出巡江、浙、湖、湘之间，四年后胡濙覆命，直奔成祖的营帐。当时成祖为征伐蒙古，驻跸在宣府，早已就寝，闻知胡濙求见，连忙起身召入。胡濙详细汇报所见所闻，“漏下四鼓乃出”。与派遣胡濙在国内寻访的同时，成祖又派郑和前往西洋各国寻访建文帝。这在《明史》的胡濙传中写得栩栩如生。这种说法多少带有推测和想像的成份。事实上，与胡濙同时为官的天顺时的大学士李贤后来为胡濙撰写的墓志铭，已经明确提到胡濙前后两次长年在外私访的真正目的，可惜的是长期来人们未曾利用这一墓志铭材料。墓志铭说，成祖以不正常手段当了皇帝后，未知民心顺逆如何，于是派胡濙第一次巡行天下，“以访异人为名，实察人心向背”。当时御制《性理大全》正好编就，就让胡濙带了此书，以劝励天下。第二次则是因为成祖整年在外“亲征漠北”，由太子在京城监国，太子仁慈，深得民心，就有传言说太子在收买人心，为了核实外界对太子监国的传言，成祖就派胡濙出巡。胡濙以所见所闻七事密报，都是太子“诚敬孝谨”行为，成祖听后非常高兴，“自是不复疑”。如果我们了解成祖曾对太子也即后来的仁宗的嗣位一度动摇，诸多大臣为太子说情的史实，如果我们看到了胡濙的墓志铭，就不会将胡濙的出巡与寻建文帝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有了建文帝的下落不
明，因为胡濙出访缘由的不为人所知晓，才有了郑和下洋踪迹建文之说的产生。极而言之，即使建文帝真的并未死于宫火逃了出来，郑和出访也是为了寻他，当不至于如此大张旗鼓地寻，也不至于要寻访到印度洋、波斯湾乃至东非沿岸一带，更不至于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后七次历经近30年苦苦追寻。
至于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郑和船队的27800余人，其实绝大部分是航海劳作人手，武装力量仅在自卫，下西洋期间未曾侵略他国，下西洋后未曾占领别国尺寸之地，其实际行为与殖民性质的耀兵异域不相符合。
说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更属难以令人信服。贸易是为了赚钱，或者主观上认为有利可图。明初朝廷的对外政策从未将发展对外贸易列为内容，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严厉实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成祖即位后，宣布对于海禁，“一遵洪武事例”，都是严厉控制民间与海外往来，贸易限制得越少越好，并不想通过对外贸易发展经济。朱元璋多次强调，与海外各国交往，“厚往薄来可也”，成祖则一再吩咐，外国朝贡，“慕义远来”，明朝不可“侵其利”，对外邦要求，不失臣节即可，决不可“资其利”。朱元璋分子主观上都没有也不希望通过对往交往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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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现实是，明成祖以“靖难”为借口，通过起兵造反的不正常手段夺得了皇位，而民心还眷恋着以仁慈治国的建文帝，民心向背关系到皇位的稳固与政治的稳定，需要大事派遣使者宣谕皇帝旨意，需要察访全国人心向背。这是成祖以叛乱的手段夺得帝位后的国内新形势。而在对外方面，郑和下西洋以前，洪武末年以来，西洋很多国家很长时间不再来朝贡，《明史》称为“诸蕃久缺贡”，到成祖登基时，明朝与西洋各国的往来实际上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种局面与新皇帝登位特别是成祖这一以藩王通过武力造反做了皇帝要为天下共主的现状是完全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元末明初，东南沿海聚集着各种海上势力，海寇出没，通道不靖，而且在明廷的内乱之际，沿海军民违反禁令私自下海，“交通外国”的情形日益严重，甚至“私载海舡，交通外国，因而为寇”，严重影响着明王朝东南沿海的安宁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内外背景下，成祖毅然派遣郑和下西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郑和每次下西洋，最重要的是宣敕赏赐，反复宣谕大明皇帝通好各国的基本旨意；往来各地，极力招谕流落在“西洋”各国的中国流人，清除海上寇盗，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宁；大量赏赐精美的丝绸、瓷器和铜钱等中华声名文物；所到之地，扶正祛邪，调停“西洋”国家之间的纠纷。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几代人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策略，详细考察郑和下西洋使团的所作所为，结合当时的国内
形势和周边国际环境，我们便会发现，防范人民外出，招抚海岛流民，袭剿海中寇盗，维持该地，加强对外联系，增进对外交流，确立宗主国地位，发展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以使明廷将主要精力对付北元势力而无后顾之忧，当是郑和下西洋的基本使命和重要内容。
二 郑和船队发现美洲了吗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所谓“西洋”，在明初指今天加里曼丹岛以西直抵印度洋的广大地区，与明后期指称的“婆罗”是“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的概念不同），行程十万余里，到达东南亚、印度洋以至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这是学界长期以来的共识。然而2002年3月，英国退役军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提出1421年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此论一出，如石破天惊，震动了世界，学界有关郑和船队最远究竟到了哪里的探讨，掀起了高潮，社会各界也对是由中国人而不是由意大利人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发现世界”大感兴趣。当年10月，孟席斯在美国出版了其著作《1421 中国发现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2003年11月，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很快地出版了由鲍家庆翻译的中文本。中文本套封上的广告词称：“爆炸性的内容，
颠覆既有认知 一部可能改写历史的惊世之作 过去的历史课本都可以扔了，过去学的也可以遗忘，因为这本书改写了一切”；“1421年——明成祖十九年 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七十年；中国人发现澳洲，先于库克船长三百五十年；中国人到达麦哲伦海峡，比麦哲伦的出生还早一个甲子；中国人解决计算经度的问题，远远领先欧洲三个世纪”。
对于孟席斯的“惊世之作”及其结论，翻译者鲍家庆认为：“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盖棺论定。很多地方必须藉助信念以弥补证据之不足。只是由于论据的品质参差不齐，他的论点非但很难说服不信的人，还可能被当成攻击其历史观的武器。郑和的第六次航海已经很难考证了，十多年的努力不可能完全涵盖。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把话说满，有限的证据不但无法防御批评者的攻击，还处处显露破绽。……其实有关郑和航海的中文资料也不见得全毁。把档案灭失的责任归咎给刘大夏一个人，只是种简化的理论。……明清档案不但蕴藏中国历史的秘密，有些地方也颇有商业价值……等到有人开始考察档案后，再谈郑和到过什么地方，或许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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