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挑战和机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
公共基础设施挑战和机遇#
王大可1)2) 冯妮3)
1)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200240,上海;2)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生发展研究院,200240,上海;3)上海交通大学智能传播研究院,200240,上海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逆全球化”风潮萌发,中国出版“走出去”
面临制度合作性危机。与此同时,受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提出和“一带一
路”倡议等实践的不断推进,出版“走出去”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未来,中国
出版界应坚持先进世界观引领,增强出版“走出去”的文化自信,同时积极应用新技 术,促进出版“走出去”的模式升级,为加强和提升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作出更加突 出的贡献。
黑河学院学报
关键词中国出版;走出去;大变局;逆全球化;一带一路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 S ID)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变局期,新兴大国的崛起除了会加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重组,
还会带来全球文化格局的深度调整,并引发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领域的激烈斗争。21世纪以来,出版“走出去”相关政策规划的实施,为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撑。m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出版界亟待重新体认出版传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功能,思考大变局给出版“走出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加强和提升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作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1大变局下出版“走出去”的挑战
21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过程始终面临距离效应的困扰,但基于某种良性的竞争与互补关系之上的全球化思想始终是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底,如研究者所说,正是全球化语境决定了中国出版必须具有国际化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出 版走出去效果的多源异构数据智能评价研究”(项目编号: 20BXW042 )的研究成果,受2020年上海市教委上海高校 智库内涵建设项目资助。野。121在大变局下,世界“逆全球化”风潮萌发,各国民粹主义、文化排外等现象日趋严重,支撑出版“走出去”的前提和假设受到一定的冲击。1.1 “逆全球化”风潮给出版“走出去”带来制度合作性危机
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既促进了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及优化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难以跃出低收入陷阱,即便是一些发达国家,也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产业和资本外流、相对实力下降等现象,最终形成了一股“反全球化的民意诉求”,欧美发达国家维护全球化的动力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131
“逆全球化”风险不仅体现在经济和贸易领域一~譬如,不少国家出台了保护主义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试图推动产业回流本国——也在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有较为集中的体现。2016年11月,《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公布;2016年12月,美国通过《反宣传法案》;
科技与出版I
2020年第12期
2018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外,一系列针对特定人的歧视性政策,阻碍了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这些保守性甚至敌对性的政策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和跨文化传播带来“信息共享、对话交流与制度合作性危机” [41。
1.2形形的“中国威胁论”破坏了出版 “走出去”的外部环境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舆论场上就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不过,和欧美国家比,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还存在显著的差距,因此,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威胁论”并不十分重视。然而,近四五年来,中国各方面实力迅速提升,逐渐形成并提出自主性的全球治理主张,西方国家的有关媒体和智库,以“中国威胁论”为名,发起了新一轮针对我国的舆论攻势。
和以往相比,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不仅牵涉范围更加广泛——几个西方大国及其盟友都参与了相关话题的制造—
—还格外针对了所谓中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威胁。譬如,美国《外交》杂志刊登的一篇智库报告首次提出,并得到西方国家媒体和智库广泛呼应的“锐实力”概念,该报告不仅指责中国开展的人文交流、教育与传媒国际化等项目“以各种宣传手段达成文化政治目标”'还呼吁“民主国家”通过采取对中国背景的传媒文化国际合作项目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等措施,“在文化和意识形練域对中国发起攻势叫61,保持腑胃西方价值观的独立性。在此背景下,作为提升国家形象、传播中国声音重要举措的出版“走出去”战略,势必面临愈加严峻的外部环境。
1.3美国对华“全面攻势”进_步强化了出版 “走出去”风险
2017年以来,以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为发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从“接触”与“防范”并行逐渐转变为全方位的战略竞争。虽然目前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还没有达到“新冷战”的强度,但其在政治、
经济、科技、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对我国的全面围堵,已经在事实层面不断引发有关国家在中美之间的“站队”,强化了出版“走出去”的风险。
美国俄亥俄州
近几年,业界和学界普遍认为,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东西文化壁垒,中国互联网企业完全可以主动作为,发挥技术优势,蹚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路。“作为自带‘全球化基因’的互联网行业,其借助文化内容产品出海能够激发人民情感上的共鸣、促进相互理解”,我国互联网行业数字文化出海模式“对打破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171然而,从美国对华为、字节跳动、等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极限打压,以及打压行为在印度等国家引发的连锁反应来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数字化之路同样风险重重。1.4新冠肺炎疫情与大变局的叠加严重扰乱了 出版“走出去”的常规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其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不仅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极大干扰了出版“走出去”多年来形成的运作模式。譬如,经过多年努力,目前中国出版已形成实物出口、版权输出、资本输出齐头并进的格局,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跨境人流和物流的管控,不仅国际物流成本激增,还阻断了常规的版权洽谈和输出通道。“尽管有些业务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但是在必要的图书展示、版权业务探讨和洽谈沟通方面,网络还是无法完全替代的”,在很多时候,出版机构只能勉力“维持原有合作的友好联系,很难开展新的合作” |81。
2020年第12期丨科技与出版
2大变局下出版“走出去”的机遇
虽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全球化发展遭遇逆流,但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交往与合作仍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面对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挑战,我国仍坚定执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此背景下,作为面向国际舞台,展现中国形象的关键载体,出版“走出去”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2.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出版“走出去”思想根基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秩序遭逢严峻挑战,但“逆全球化”风潮的根源并未因单边主义而消除,世界各国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塑全球合作基调的诉求闩益迫切。为进一步推动全球互联互通’同时扭转原来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多方利益失衡的局面,从2013年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公开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建立互利共赢、公正合理、求同存异的国际新秩序。2017年2月,“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标志着世界各国对这一理念的广泛认同。
作为应对“逆全球化”风潮的有效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想根基。当前,全球传播秩序是高度不均衡、不公正的,西方国家凭借技术、资本和渠道优势,不断强化在世
界传播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干预的同时,又将矛头直接指向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体系双重受创”|9]。与此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对应的新的全球传播架构赋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更加充分地在世界舞台上讲述自我的空间,为消解当前全球传播秩序中的不均衡和不公正提供了替代性方案,自然也就为我国积极推动传媒出版出口,提髙本国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以此参与更加均衡和普惠的全球传播秩序的创建提供了理论和道义支撑。
2.2 “_带_路”倡议引领出版“走出去”重心转移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逆全球化”风潮背景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要实践路径之一。“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平等互助、合作共赢的基调上,把“亚欧大陆分散、断裂和割裂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连接起来”n'
还以其固有的开放性,吸引并鼓励非沿线国家在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入进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共融共通。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视野与格局实现了从欧美“小世界”向全球“大舞台”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对象主要是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周边国家和地区。21世纪以来,随着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出版界加大了开拓欧美发达国家图书出版市场的力度。2014年以来,在“
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格局和重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截至2018年底,我国出版界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总量在我国版权输出总量中的占比即超过了 55%。1111 2.3新冠肺炎疫情有效应对增强出版“走出 去”感召力
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是一国文化产品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前提。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在全
科技与出版丨2020年第12期
球大肆扩张,除了资本实力、渠道实力等“技术”方面的原因,更在于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美国成功激发了相当一部分国家和民众对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生活方式的认同,似乎将“美国梦”变成了世界各国“共同的梦”。
然而,应对2020新冠肺炎疫情的失败严重消耗了美国国家制度的公信力。2020年9月11日,联合国通过一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广泛决议,得到了 169个国家的支持,只有美国和以列投了反对票,这凸显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形象,用《时代》周刊封面故事的评价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削弱了美国,让它暴露出系统性的分裂。意识形态很难争论清楚,但疫情防控的好坏大家都能看得见。112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不仅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推进,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支持国际合作抗疫,极大增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吸引力、感召力。
近年来,不少出版界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国际民众和知识界越来越渴望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想象,受益于疫情防控中的卓越表现,国际社会将更加渴求与当代中国有关的知识和信息,这也为中国故事的传播与扩散注入强劲的动力。
3出版“走出去”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出版“走出去”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具有难得的机遇,事在人为。本文认为,出版“走出去”要在变局中开新局,应该着重加强如下几方面的思考与实践。
3.1坚持先进世界观引领,增强出版“走出 去”的文化自信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世界观。1131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牢牢掌控世界信息与知识流动的主导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发明了一套关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现代”的话语体系。在这套话语体系的笼罩下,非西方世界被牢牢锚定在“过去”或者“他者”的位置上,而西方世界才代表着“唯一”的“未来”。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西方知识界和出版界大量生产和传播关于自身、关于他人、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对自己、对西方和对世界的认知,而非西方世界所提供的往往只是经验性的著述或材料。
不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世界主导性论述对世界发展趋势的解释力和判断力受到质疑,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日益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在此背景下’出版界应抓住百年变局的宝
贵机遇,将先进世界观和文化自信落实到出版“走出去”工作的各个环节,不仅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更致力于用中国理论、中国视野讲好世界故事,使中国出版“走出去”过程与带有中国主体性的世界观生发过程,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过程同频共振。
3.2做强、做优国内图书市场,促进出版“走 出去”高质量发展
国内图书市场是出版“走出去”最重要的资源库。从世界出版强国经验看,做强、做优国内图书市场,是一个国家出版业竞逐国际竞争优势地位的前提。英国和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出版强国,据统计,2018年,英美两国纸质新书出版品种数分别达19.47万种和18.80万种,几乎是第二梯队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国的2 ~ 3倍。[14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从小变大、由弱到强,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新时代、新需求,无论是在供求结构、数量和质量结构、传统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结构等
电算化软件2020年第12期|科技与出版
宏观层面上,还是在内容品质、编校质量、装巾贞设计与印刷质量等微观层面,中国出版业都仍有相当大的优化空间。1151这些问题投射在出版“走出去”领域,便是较为常见的无序竞争现象。“一些出版社存在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导致了一些输出产品和版权治理不高、内容低端”,在某些国家,“中国出版社扎堆,出现恶性竞争” |161。如此种种构成了中国出版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障碍。
梁有成鉴于此,出版界应着力推进供给体系革新,根据市场需求分布的实际情况,打造不同规模、不同领域的优质出版企业集,压缩并整顿低质、低效出版企业的存在空间,最大限度实现人才、信息、物质等各类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出版企业应在国家出版“走出去”相关资助计划的引领下,主动排摸企业优质产品和国家阶段性、长远性外宣需求的扭结点,实现对内出版和对外出版的深度融合,为出版“走出去”提供更为丰富的选择和参照。此外,编辑出版工作者也应逐步实现角定位从单纯的内容策划者、文字编校者向更为立体的知识服务者、产品运营者的转变,既注重提高编辑策划水平和精品培育能力,也注重提高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采集、分析及预测市场需求的能力,以生产模式和营销能力的创新为提升出版“走出去”质量保驾护航。
3.3切实做好“一带一路”出版交流与合作大 循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口超过世界总人口60%, GDP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民族、语言和文化形态极为丰富。可以说,作为联通世界的纽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发展的新増长极和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出版界在国家政策引领下,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出版市场开拓力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过,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图书出版市场发展程度不一,与我国的政治距离、文化距离等也各有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出版“走出去”明显存在投入大、交叉多、重数量、轻质量,出版“走出去”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未得到充分发挥等方面的不足。1171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出版市场极端复杂的现状,国家有关部门应牵头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出版市场专项调研,摸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合作与交流的现状,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出版贸易需求和潜力,在此基础上,制定促进“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的专项行动计划,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出版“走出去”提供方向性指引。此外,相关出版机构也应充分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出版“走出去”的战略价值,加强版贸信息和版权资源的共建共享,搭建协同互助平台,实现“抱团出海”,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出版“走出去”的能力。
3.4加强新技术运用,实现出版“走出去”模 式升级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国际传播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日益成为一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平台。与欧美发达国家比,我国在传统主流媒体传播渠道影响力上仍较为欠缺,但得益于互联网技术与产业生态的蓬勃发展,我国在全球数字传播领域“弯道超车”,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譬如,随着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发展,电子书、数据库等新兴出版形态的市场潜力越来越大,而在这一领域,我国已有多家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电子图书出版公司,仅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就为全球8000余所学校、公共图书馆等机构用户提供数字资源胆汁质
科技与出版I 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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